雷溅波（1909—1999），又名雷同、雷必兴。祖籍云南思茅，长于昆明。1930年2月到上海，把中共云南地下省委的文件交给中共中央；1935年从沪赴日本求学，1937年底回国，1938年从杭州回到云南。

从1938年起，他和徐嘉瑞、罗铁鹰等合编《战歌》诗刊。1939年，编辑云南留日同学归国战地服务团出版的《歼倭》半月刊。抗战胜利后，任《新云南周刊》社副社长。

雷溅波是到达上海以后才开始创作活动的。1930年5月，他在《萌芽月刊》上发表新诗《军事会议》和《退出以后》。同年，经艾芜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先后用过的笔名有赞庭、碧星、李明、田雨、三弟。他在1937年以前结集的诗作有：《夜哨》《前哨》《熔合》（据《文学新辑》第一辑和《文学丛报》第五期的介绍）。另有长诗《新流之歌》，已排出清样而被焚，未能面世。抗日战争发生后，有诗集《群众的队伍》《黎明之歌》《冬天的乡巴老》（据《前进！中国兵》书后的介绍），但现在均未发现。现存者有《战火》和《前进！中国兵》两书。

《战火》由救亡诗歌社于1938年出版，连《诗序》共收诗歌32首。其中《异国拖木头的劳动朋友》《写在百灵庙前》等11首写于抗战爆发之前；大多数则写于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l1月之间。这些作品为了和平而歌颂正义的战争，歌颂枪杆子和执枪卫国的战士。《诗序》写道：“无边的战火烧着，／战士们唱着战歌。／去！／拿起锐利的武器，／去解放伟大的中国。”“等战争一天罢手，／大陆上熄了烽火，／呵！／我又吹灭我心头战争的火苗，／为人类唱甜蜜的恋歌。”穆木天为诗集写了题为《青春的气息》的序言，说“在溅波身上，牧歌的要素和战歌的要素，浪漫主义的要素和现实主义的要素，大地的要素和人的要素”已坚固地浑融为一体了。

《前进！中国兵》由昆明华南书店于1945年2月25日发行。诗集共收诗22首，分为三篇：“喇叭篇”，含《前进！中国兵》《怒江》等八首；“彼岸篇”，含《彼岸》《向春天开放》等五首；“乡村篇”，含《秋天的乡村》《窃贼》等九首。这些诗的共同主题是歌颂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战斗的士兵，向往彼岸的光明，赞美乡亲以及乡土风光。

这两本分别写于抗战初期和后期的诗集各具特色，而且从中可以看出雷溅波诗歌的发展变化。

穆木天在《青春的气息》中指出：抗战以前，雷溅波以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姿态出现，他的热情被“周围的那一种阴澹的氛围气”笼罩着，而抗日战争的烽火，使他“在意识上，在感情上，起了一个大的突变”。虽然他1937年以后写的诗，也还有幼稚、欠成熟之处，但他总的倾向，是执着于现实主义，热情歌颂全民抗战怒潮中的光明面。诗句像“铁流一样地有力，小孩子一样地活泼，瀑布一样地奔放，火山一样地有爆发性”。

《战火》中写于卢沟桥事变以后的诗篇，表现出作者密切结合斗争任务，重视作家的社会职责，执笔的目的十分明确。他把这场民族存亡的生死搏斗，概括为“你要我的命／我要你的头！”（《最后关头》）当中没有任何妥协调和的余地。《守住我们的岗位》写到：“圆月，／映在血中，／创伤的尸体，／倒在炮口，／我们要把守住我们的岗位。”这就把“视死如归”“与阵地同在”的誓言化为活生生的图像了。

当然，《战火》中的某些诗篇，如《九一八》等，写得较一般化，缺乏浓郁的诗情。但这是抗战初期诗歌的通病，有其普遍性。

随着兵燹的加剧、战争的长时期延续，抗战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加上蒋介石政权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社会上的诸多矛盾尖锐地表现出来。这时，雷溅波对现实的认识深化了。他发现：“我们的村里迂回着污浊的河流／我们的城市浮晃着虚伪的虹光／我们的脸上全是假意的微笑。”面对这些阴暗面，有人冷漠地说：“管它！”有人麻木地说：“怕吗呢！”而诗人则向往那“有清洁的河流，自由的飞鸟，友善的人类”的“彼岸”。为了离此而往彼，“人们不顾隔离着无尽的凶恶的海波，和海上狂作的大雨，他们一只一只的，一群一群的到彼岸去的小舟，仍然奋斗于艰苦辽远的行程”。

《前进！中国兵》“彼岸篇”的五首诗，着力歌颂彼岸的光明、幸福，《迎接》《向春天开放》对新天地表现出一片欢欣鼓舞之情。这和抗战初期歌颂身边的光明面有不同的内涵，是不少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感受。光未然、李广田、吕剑、罗铁鹰等都涉及这方面，形成了云南现代文学的主题之一。

另外，在语言上，《战火》比较一般化，缺乏鲜明的特色。《流亡曲》中的“疲倦的车辆擒住了杭江的铁轨”，《火车头歌》的“我擒住了两条钢轨”，《睡狮》的“巨爪擒住，顽强的大地”——这里三次使用“擒”字，留下了受徐志摩的《火车噙住轨》影响的鲜明痕迹。但是，《前进！中国兵》就不同了，如《窃贼》这样写押送：“一群盲目的小孩像一条尾巴／摇摇摆摆地拖在他的身后。”书里广泛地使用乡土语言：“白白拉拉”“一窝孽畜”“黑更夜晚”等都生动、鲜活。显然，《前进！中国兵》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比《战火》更为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