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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雷溅波的诗歌

日期: 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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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溅波(1909—1999),又名雷同、雷必兴。祖籍云南思茅,长于昆明。1930年2月到上海,把中共云南地下省委的文件交给中共中央;1935年从沪赴日本求学,1937年底回国,1938年从杭州回到云南。

从1938年起,他和徐嘉瑞、罗铁鹰等合编《战歌》诗刊。1939年,编辑云南留日同学归国战地服务团出版的《歼倭》半月刊。抗战胜利后,任《新云南周刊》社副社长。

雷溅波是到达上海以后才开始创作活动的。1930年5月,他在《萌芽月刊》上发表新诗《军事会议》和《退出以后》。同年,经艾芜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先后用过的笔名有赞庭、碧星、李明、田雨、三弟。他在1937年以前结集的诗作有:《夜哨》《前哨》《熔合》(据《文学新辑》第一辑和《文学丛报》第五期的介绍)。另有长诗《新流之歌》,已排出清样而被焚,未能面世。抗日战争发生后,有诗集《群众的队伍》《黎明之歌》《冬天的乡巴老》(据《前进!中国兵》书后的介绍),但现在均未发现。现存者有《战火》和《前进!中国兵》两书。

《战火》由救亡诗歌社于1938年出版,连《诗序》共收诗歌32首。其中《异国拖木头的劳动朋友》《写在百灵庙前》等11首写于抗战爆发之前;大多数则写于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l1月之间。这些作品为了和平而歌颂正义的战争,歌颂枪杆子和执枪卫国的战士。《诗序》写道:“无边的战火烧着,/战士们唱着战歌。/去!/拿起锐利的武器,/去解放伟大的中国。”“等战争一天罢手,/大陆上熄了烽火,/呵!/我又吹灭我心头战争的火苗,/为人类唱甜蜜的恋歌。”穆木天为诗集写了题为《青春的气息》的序言,说“在溅波身上,牧歌的要素和战歌的要素,浪漫主义的要素和现实主义的要素,大地的要素和人的要素”已坚固地浑融为一体了。

《前进!中国兵》由昆明华南书店于1945年2月25日发行。诗集共收诗22首,分为三篇:“喇叭篇”,含《前进!中国兵》《怒江》等八首;“彼岸篇”,含《彼岸》《向春天开放》等五首;“乡村篇”,含《秋天的乡村》《窃贼》等九首。这些诗的共同主题是歌颂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战斗的士兵,向往彼岸的光明,赞美乡亲以及乡土风光。

这两本分别写于抗战初期和后期的诗集各具特色,而且从中可以看出雷溅波诗歌的发展变化。

穆木天在《青春的气息》中指出:抗战以前,雷溅波以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姿态出现,他的热情被“周围的那一种阴澹的氛围气”笼罩着,而抗日战争的烽火,使他“在意识上,在感情上,起了一个大的突变”。虽然他1937年以后写的诗,也还有幼稚、欠成熟之处,但他总的倾向,是执着于现实主义,热情歌颂全民抗战怒潮中的光明面。诗句像“铁流一样地有力,小孩子一样地活泼,瀑布一样地奔放,火山一样地有爆发性”。

《战火》中写于卢沟桥事变以后的诗篇,表现出作者密切结合斗争任务,重视作家的社会职责,执笔的目的十分明确。他把这场民族存亡的生死搏斗,概括为“你要我的命/我要你的头!”(《最后关头》)当中没有任何妥协调和的余地。《守住我们的岗位》写到:“圆月,/映在血中,/创伤的尸体,/倒在炮口,/我们要把守住我们的岗位。”这就把“视死如归”“与阵地同在”的誓言化为活生生的图像了。

当然,《战火》中的某些诗篇,如《九一八》等,写得较一般化,缺乏浓郁的诗情。但这是抗战初期诗歌的通病,有其普遍性。

随着兵燹的加剧、战争的长时期延续,抗战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加上蒋介石政权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社会上的诸多矛盾尖锐地表现出来。这时,雷溅波对现实的认识深化了。他发现:“我们的村里迂回着污浊的河流/我们的城市浮晃着虚伪的虹光/我们的脸上全是假意的微笑。”面对这些阴暗面,有人冷漠地说:“管它!”有人麻木地说:“怕吗呢!”而诗人则向往那“有清洁的河流,自由的飞鸟,友善的人类”的“彼岸”。为了离此而往彼,“人们不顾隔离着无尽的凶恶的海波,和海上狂作的大雨,他们一只一只的,一群一群的到彼岸去的小舟,仍然奋斗于艰苦辽远的行程”。

《前进!中国兵》“彼岸篇”的五首诗,着力歌颂彼岸的光明、幸福,《迎接》《向春天开放》对新天地表现出一片欢欣鼓舞之情。这和抗战初期歌颂身边的光明面有不同的内涵,是不少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感受。光未然、李广田、吕剑、罗铁鹰等都涉及这方面,形成了云南现代文学的主题之一。

另外,在语言上,《战火》比较一般化,缺乏鲜明的特色。《流亡曲》中的“疲倦的车辆擒住了杭江的铁轨”,《火车头歌》的“我擒住了两条钢轨”,《睡狮》的“巨爪擒住,顽强的大地”——这里三次使用“擒”字,留下了受徐志摩的《火车噙住轨》影响的鲜明痕迹。但是,《前进!中国兵》就不同了,如《窃贼》这样写押送:“一群盲目的小孩像一条尾巴/摇摇摆摆地拖在他的身后。”书里广泛地使用乡土语言:“白白拉拉”“一窝孽畜”“黑更夜晚”等都生动、鲜活。显然,《前进!中国兵》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比《战火》更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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