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未然（1913—2002），湖北省人，原名张文光，后改为张光年。所用笔名有华山、华夫、天明、李怀等。1937年“八一三”沪战爆发，他从上海到达武汉。1938年8—9月间，去晋西吕梁游击区从事演剧等宣传活动。1939年1月，因病在延安就医；2月，写《黄河大合唱》组诗；9月，去重庆。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光未然由组织派往仰光，任《新知周刊》主编。后因日军侵入缅甸，他于1942年夏天，步行二十余日到达昆明，往路南云南大学附中任教。1944年，供职于北门出版社。1945年，兼任昆明民盟的《民主增刊》的编辑。
1944年9月，光未然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的理事。在云南期间，他除从事文艺、民主运动外，还撰写杂文、文艺评论和改编戏剧（如独幕剧《唐•吉诃德》），但以创作诗歌为主。作品有《绿色的伊拉瓦底》《民主在欧洲旅行》《市侩颂》《给新中国》《我嘲笑》（这五首诗，收入1960年出版的《五月花》一书)、《为胜利团结与民主而歌》和1944—1945年间由北门出版社出版的诗集《雷》（收入《午夜雷声》《野性的呐喊》《颂歌》《镇魂曲》《月夜竞赛曲》），以及翻译、整理的彝族长诗《阿细的先鸡》“先鸡”为音译，译诗出版时，名为《阿细的先鸡》。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般则署《阿细的先基》。。
在延安时所写的《黄河大合唱》组诗（歌词），是光未然的代表作。它波澜壮阔，善于向纵深处发掘题材的丰富内涵，写出了黄河魂、民族魂，包含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云南期间，他的诗歌继续保持这一特色。如《绿色的伊拉瓦底》，从缅甸的过去写到现在，写它的自由、富足，以及沦为殖民地后人民所受的折磨和不屈的反抗。作者预言：“在到处埋藏着火花的／激动的缅甸，／雷火交响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它写的乃是伊拉瓦底江（伊洛瓦底江）之魂，缅甸人之魂，是用诗的体裁所撰写的缅甸历史。《午夜雷声》突出人民革命力量如怒雷滚过浓黑的夜空，作者欢呼：“啊哈来吧／你天外滚来的／午夜的雷声／尽管挟着耀目的闪电与／呼啸的风和倾泻的雨／尽管摇坍我的房屋／震破我的耳膜吧／我仍然张开我的怀抱欢迎你”，为的是和人民一同去征服“午夜的暴君”。《给新中国》把新中国剧团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巧妙地联系起来，说：“一个剧团，／象征了／一个民族的希望！”作者含着深深的感情坦露胸怀：“早就想死了你啊，／我的亲爱的！／我的新中国！”
光未然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的诗从宏观上赞颂民族，赞颂人民；是与黑暗现实、与知识分子（包括作者自己）的“病痛的灵魂”进行搏击的勇士之歌！甚至翻译、整理《阿细的先鸡》，他也是为了把彝族人民的声音，“广播到全世界”，说这“一种庄严的责任感压上我的心，使我痛苦”。
其次，他的诗风，特别是在政治讽刺诗里，以尖锐泼辣见长；诗的语言则以明快、刚劲为特色。如《我嘲笑》中的唐•吉诃德和阿Q，写的就是蒋介石。阿Q被王胡打，他认为是儿子打老子，“触犯了领袖的尊严”；当被“哭丧棒”打时，就说“和平没有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这是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关于抗战的谈话中的句子。正因为这讽刺诗锋芒毕露，光未然就“闯了祸……狼狈地逃出昆明”（《五月花•后记》），经越南前往北平以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市侩颂》一诗，则淋漓尽致地揭露市侩主义在一部分高层知识分子中的种种表现。诗人把他们的言论和想法加以精选、组织、集中、突出并予以铺陈，虽没有正面批判，但读者凭自己的常识，就可以感到市侩的错误和虚伪，起到了揭露和鞭挞的作用。这种表现手法，类乎鲁迅在《华盖集•牺牲谟》中写“贫民之友”，《彷徨•弟兄》中写张沛君，产生了“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战斗效果，具有勾魂摄魄的作用，使讽刺对象被牢牢钉住，无所遁形。这些诗歌的语言，一般都既优美又顺口、明白、自然，如“为什么在白昼／播散恐怖的黑影／使太阳也感到／刺骨的寒冷”（《野性的呐喊•控诉》）等。光未然写诗，“多半是为了朗诵”，因而很重视用字、炼句的功夫。他说：自己“碰到听起来不清楚、不响亮的词汇，虽美弗收；而听起来比较有效果的字眼，虽粗弗改”（《五月花•后记》）。这就是他的诗歌在朗诵时，能强烈地吸引听众的原因之一。
最后，光未然在诗中表现出严格的自我批判精神。他说，《雷》“是我离群索居之日心灵一度迷失的产物”，当中的“狂妄的感情，偏激的诗章，空洞抽象的字句，自高自大的丑态与装腔作势的语言：那是要使人作三日呕的！总之，我决心销毁这部纸型！”（《雷•再跋》）这可能是指下列的诗句：“随我来吧／我将带着你……／一同去／征服他／午夜的暴君。”（《午夜雷声》）“诗人光未然……／他的诗／永远是午夜的雷霆／挟着呼啸的风和倾泻的雨／以着火的声音呼唤你。”（《月夜竞赛曲》）这当中确乎有自高自大的成分。可见他针对这些缺点所作的自我批判是实事求是、诚恳的。但是，在国统区黑夜深沉的时刻， 《雷》为结束黑夜、迎接黎明而抒情，对现实的不满而感到苦闷、痛苦。针对这种情况，他写了《镇魂曲》。这是对灵魂病痛的诊治，呼唤“丧魂者”魂兮归来：欢迎高空的浪子，“快勒转你热情的骏马”，“踏着雨后的虹桥走下来”。这既是自励，也是励人。光未然说：《镇魂曲》等，“一方面使作者本身因了感情的发泄而获得解脱，一方面也可以使千千万万挣扎在同样的病痛中的读者，藉此获得移情和解脱的机会……愿我的镇魂的咒语，能帮助那些病痛的灵魂得到安定”。至于《午夜雷声》，诗人面对黑暗深沉的“午夜”而怀念、向往“北方”，有强烈的政治针对性，那震响云天的怒雷乃是呼唤投入战斗的号角。
光未然的诗歌，洋溢着一股狂飙突进的精神。这明显地受到郭沫若的影响。《野性的呐喊•烦燥》写道：“我咬紧牙关／把疯狂的火蛇／残忍的火蛇／野性的火蛇／又向自己／火热的心房／吞下去。”这和郭诗《天狗》有相通之处。而《野性的呐喊•细菌》的表现形式，无疑是受《凤凰涅槃》的启发。《午夜雷声》则回荡着郭沫若的《屈原•雷电颂》以及高尔基的《海燕之歌》的黄钟大吕的强音。
郭沫若《女神》中的“我”，是五四运动前后汹涌激流召唤出来的时代之子，不完全等同于郭沫若本人。光未然笔下的“我”，一般情况下也不仅仅是诗人自己。但是，郭沫若的“我”，从始至终是泛指，而光未然笔下的“我”，有时则直白地写成“光未然我自己”等，这就有“坐实”的意义了。而且光未然这些诗的写作时间，在《女神》之后约20年，两人的写作时代就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在郭诗中，那种狂飙精神表现在人挣脱身上的枷锁而开始觉醒；而在光未然的诗中，那种狂飙精神就渗入了其他杂质。对此，作者自己也表示不满意。1960年出版诗选集《五月花》时，他信守了《雷•再跋》的承诺，《雷》所收之诗，他一首也没有选进去。
《阿细的先鸡》则是光未然根据翻译故事的基本情节，结合自己所收集的材料和对彝族生活的认识而整理出来的一部长诗。他采用的是“直译，改写，润饰，修改，伸展，补缀，删节这七种方法”，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才完成这一任务。光未然是把云南少数民族的史诗翻译成汉文并出版的第一个人，他的这一工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