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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穆木天在云南

日期: 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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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木天(1900—l971),原名穆敬熙,吉林人。创造社成员,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38年夏到达昆明,1939年1月,被推选为“文协”昆明分会的常务理事。穆积极投入“文协”分会的工作,对云南抗战文学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宏观的、执着的、认真的思考,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穆木天在云南抗战文艺的理论研究上作出了贡献。

  首先,他向云南文艺工作者提出,应把反映云南的社会实际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1938年8月,他在《南方》第一卷第十期上,发表《认识云南表现云南》一文,一方面强调要把握全国“大的动向”,同时要“把握住地方的种种的现实”,并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穆木天指出,文艺是反映现实的,而云南在经济上、风土上、文化上都有特殊性,还有众多的民族;在抗战的时代潮流的冲击下,新旧交替,形成了它的丰富和复杂。因此,抗战的云南,是文学赖以生长的沃土,它为文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他从题材和主题的多样性来立论,认为作者应该深入云南的实际,把认识云南、表现云南作为中心课题,而不应舍近求远,空想地去写“八千里外的云和月”。

  其次,他特别重视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他强调:“地方文化工作,是十字街头的工作,是下乡入伍的工作,而不是书斋的工作,研究室的工作。”他从文艺能动地反映现实这一命题出发,旗帜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艺术至上主义、唯美主义(写《旅心》诗集时,他就倾向于唯美主义等);同时,又强调文艺的功利目的,指出必须警惕“帝国主义的末流的艺术倾向,会同封建社会的复古主义倾向”相互结合的可能性。这些认识是当时全国共同的文艺主潮,但穆木天却有自己的特点和贡献:第一,他的认识是坚定的,同时具有身体力行的韧性。他在云南的时间只有一年半左右,但围绕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这一论题,他先后写出了《文艺大众化与通俗文艺》《保卫华南与云南抗战文化的大众化》《对于目前云南地方文艺工作的检讨》《一年来的新云南文艺工作》《展开地方文艺运动!动员地方文艺壮丁!》等约20篇文章。他在诗歌创作里也贯穿着这一宗旨。第二,在思想方法、斗争策略上,他既坚持正确的观点,又认为即使是“倾向的错误与弱点”,也“不能以一种讥笑或讽刺的态度对待”。这点在当时颇有针对性。周恩来在抗战时期曾对夏衍说过:“对在政治上、文艺思想上意见不同的人,对他们也要和和气气,切忌剑拔弩张,这方面我们犯过错误吃过亏,千万不要再犯。”见《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综述》,第33页。穆木天在行动中体现了这一认识。例如在1939年4月,昆明曾展开“抗战会使文艺低劣下去吗?”的论争。这和对梁实秋《编者的话》的批判有关,但并不直接针对梁实秋,而是针对昆明文艺界的不同认识。这一论争的气氛比较紧张,出现了对立的情绪。穆木天在《两年来的抗战文艺运动》一文里指出:“文艺工作落后是事实,我们并不否认;不过,那不是说抗战使文艺落后,而是文艺的进展,没有能力地追随上抗战。”可以认为,这是对昆明那场论争发表的意见。文章是说理的,不是剑拔弩张的,论述的角度也有新颖之处。

  穆木天在云南期间,很重视文学队伍的组织和对青年一代的鼓励、辅导。1939年暑假,他在“文协”昆明分会所举办的暑期讲习班上,讲授了“诗歌”这一专题。在《对于目前云南地方文艺工作的检讨》一文里,他强调对青年文艺工作者的训练,建议有计划地展开通讯报告运动和通俗文艺运动。1938年,作为“文协”分会所开展的“九月文艺竞赛”的负责人,他以极大的热情完成了任务,并写了详细的总结——《在荒莽的原野里最初的春雷响了》,指出参赛者的成就和不足,给文学青年以耐心的辅导和鼓励。例如,他对获奖小说《赵教官》的作者寄予厚望,建议他立雄心,向大作家的高度攀登,而“为了达到自己的伟大的神圣的目的,他更须谦逊地去学习”。由此可见他对青年文艺工作者是极为诚恳和热情的。

  穆木天还为雷溅波、罗铁鹰、彭桂萼的诗集写了序文和序诗。《赠澜沧江畔的歌者》是为彭桂萼的《澜沧江畔的歌声》写的序诗,对该诗集加以肯定,并对作者提出期望。《青春的气息》是为雷溅波的《战火》写的序,它指出:《战火》比之《夜哨》有明显的发展,雷已从流浪人的浪漫主义发展到对现实有了进一步的把握;诗集具有青春的气息,是“牧歌情调和战歌情调的交织”。穆木天把《战火》放在新诗发展历程的背景上来评价,指出:从“八一三”以来,新生的中国对诗歌提出新的要求。虽然不能说《战火》完全体现了这种要求,但它确乎有“这一种健全的萌芽”;虽然雷溅波的抒情诗“没奏出震动大地的雄壮的强烈的交响曲”,但它已是“伟大的现实的响亮的回声了”。《写在〈原野之歌〉的前边》则是为罗铁鹰的诗集所写的序文。它指出,诗集作者的“心上,有血印;他的心中,有风暴;他的眼中,迸着反抗的火花”;他的诗,“那是旧时代的葬歌,那也是新时代的前奏曲”。穆木天说,《原野之歌》充满着矛盾:“艺术至上主义,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不调和,挽歌的情绪,官能的要求和战斗的情绪,革命的要求的不调和,洋泾滨的气氛和‘大地之子’的素质的不调和”,而从铁鹰的生活经历来看,有这些不调和是真实的。但是,穆木天强调指出,在该诗集中,“新的要素日渐地在生长着”,作者有可能把自己“伟大的前途开拓起来”。这里有热情的鼓励、认真的分析和殷切的期待。穆木天为上述诗集写序,表现了他对云南抗战诗歌的关怀,文章也显得朴实而厚重。

  穆木天在云南所写的诗歌,除前面已谈及者外,还有《“八一三”一周年》《初踏进了牧歌的天地》《七年的流亡》《武汉!中国的玛德里!》《昆明!美丽的山城!》《南国的花火一般地红》《义务教育》《悼高尔基》《秋风里的悲愤》等。

  《七年的流亡》一诗,写的是“九一八”以来的流亡生活。诗中说,“七年的流亡,/使我从流亡者的悲哀,/转成了一个盗火者的欢喜”,因为祖国到处怒放着民族解放斗争的火花。抗战初期,穆木天在武汉,和全国高昂的抗战激情相呼应,他的诗是“烽火式的,呐喊式的”,强烈地表现心中炽热的情怀。1940年1月,穆木天一家离开了昆明,以后就辗转在桂林、坪石等地。这时,抗战已进入更艰苦的阶段,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政治黑暗,民生凋敝。因此,穆诗就袒露出苦闷、阴郁、惆怅的一面。在云南时期则不同:一方面,抗战形势和人们的热情在继续高涨,但和抗战初期人心躁动、心情极为狂热的情况已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穆木天已安下身来,工作和家庭生活都相对稳定。这样,他在云南时期的诗歌,基调就不再是热烈、昂扬;感情的表现比较平缓、细致;不再是直接的表白,而是通过对事物、风光的描绘来表现。自然,当中仍然跳动着强烈的时代脉搏,含有饱满的政治热情。他强调在云南的田野、山川、空气、湖水中弥漫着牧歌的情调,同时也看到“森林里边,瞪着愤怒的眼睛。/山谷里边,激昂着复仇的心胸。/在烟瘴中,吹震着动员的号角”(《南国的花火一般地红》)。在《昆明!美丽的山城》中,他深为美丽的风光所陶醉,欣赏“那高耸的五华,/和那苍翠的圆通,/在那神秘的翠湖的上边,/瞰视着那寂静的螺峰!”欣赏这些景物,是要有较平静的心境的。雷石榆在《再会吧,昆明!》中也写及“圆通山头,/蔓草正铺着锦茵,/翠湖堤上/杨柳正曳着绿鞭”。但他接着又说:“我走了,/这儿的春光春色,/并非为我斗艳争妍!”这当中就表现出某种悲苦的情调。穆木天写美丽的昆明,是把它作为云南的象征或代表,所以笔锋就旁及滇缅公路上“十几万的开路先锋”,“在蛮烟瘴雨的万山中,/用血汗写成了伟大的诗篇”。这是因为,昆明也好,云南也好,在他的心目中,总是把它们作为祖国的一部分来热爱:昆明“好像一个铁的堡垒”,“你傲然地屹立着,/你好像一个新中国的象征”;昆明的“一缕风,/一滴雨,/都令我想象到祖国的伟大的姿容”。1939年9月,穆木天离昆前不久,写了纪念鲁迅的《秋风里的悲愤》。诗中写:“在过去,我曾想象过你的孤独,/而,现在,/我却是只想象你的愤怒!”这反映他当时的心境,体现出他在昆明时期和桂林、坪石时期思想情绪的一种过渡。

       穆木天在云南时期所写的诗歌,思想内容比较成熟,远远超出像《旅心•乞丐之歌》那一类作品。诗句朴实、流畅,感情真挚、自然,只是由于构思不够成熟(有些诗是赶任务而匆忙写成)等原因,其艺术成就和《旅心•心响》等比较起来,就有所逊色。当时,人们为了追求诗歌的时效和战斗性,往往甘愿在艺术上做出某些牺牲。因此,穆木天诗歌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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