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初期，云南的刊物上很少有小说。因为这种文体要求对生活素材有较长时间的消化过程，而当时，作家或心情处于极为亢奋的状态，或四处奔走，很难静下心来。
1937年11月创刊的《文艺季刊》是比较注重小说的，但它所刊登的，如《劫》《耳朵》等，主要是承接20世纪30年代初期乡土文学的传统，并没有直接反映抗战爆发后新的现实。该刊第二期的《慧星》，虽然说明是“用抗战为背影”，写几个女性毅然到“前线上为国效劳”，但它是根据《夜雾》修改而成的，写作时间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前。
较早反映抗战现实的小说，1937年8月有周辂的《铁蹄下》；1938年有陈铨的《蓝蚨蝶》、白平阶的《跨过横断山脉》、马子华的《福地》和欧阳震铎的《赵教官》。
1938年5月7日，报上登出“文艺季刊社第三期墙头小说特辑征稿”的广告。以后，又发表《墙头小说理论》等文。关于墙头小说，早在1932年，陆万美就在北平《世界日报》上撰文提倡，强调小说的短小精悍，更贴近群众的生活和欣赏习惯。这和提倡通讯、随笔、杂感等的用意相似。但是，在抗战初期，发表的墙头小说并不多，影响也不大。
小说创作，到1939年才逐渐多了起来。这一年，比较受人注意的小说有：白平阶的《金坛子》《神女》；马子华的《布鞋》《飞鹰旗》和周辂的《石碑山的火》等。但是，由于人们生活越来越艰难，加上国民党政府一系列的反动措施，特别是“皖南事变”的发生，使文学界面临一场浩劫，小说创作又复冷落了。
到了1941年、1942年之交，小说创作才开始复苏。1942年2月创刊的《文聚》杂志，和《文艺季刊》一样，比较注重小说。它刊登了林元的《王孙》《哥弟》，沈从文的《王嫂》和《长河》中的一些章节，刘北汜的《青色的雾》，田堃的《雨中》。文聚社还拟出版“文聚丛书”，但除《长河》外，其他如《楚国的亡臣》《阴湿》《大牛》《飓风》均未能面世，然而从中已可看出小说创作的蓬勃态势。
除以上所述外，比较重要的小说，还有汪曾祺的《复仇》《落魄》，刘澍德的《被遗忘的人》，雷石榆的收在《婚变》一书中的小说。发表在省外的，有卢静的《夜莺曲》，彭慧的《巧凤家妈》和孟田的《春雨濛濛中的黎明》。这些作品均有较高的质量。如孟田的《春雨濛濛中的黎明》发表时，刊物主编写了一千多字加以介绍，说它“是洋溢着血和泪的一篇作品……我对着孤灯，阅读了那字迹模糊的原稿，成晚上都无法安静，直到现在想起了，还不禁为那血腥的场面而抖索”。
已成书的小说集，有《驿运》《欢喜团》《丛莽中》《云岭牧歌》等，都是在1942年及以后陆续出版的。在陕北，云南作家刘御有《边区儿童的故事》一书，写的是相对独立而又连贯的一组故事。另外，从1945年开始，周辂的章回小说也崭露头角；抗战胜利以后，还有更大的发展。长篇小说仅有李广田的《引力》和陈铨的《狂飚》。沈从文有《长河》，不过是到云南以前写完的。
总之，在抗战时期，云南的小说创作，数量不多。这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发表的园地来说，有一段时间，报纸基本上没有文艺副刊；即使有，对稿件的篇幅也是缩减又缩减，超出2000字的稿子就很难刊出了。
尽管如此，小说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仍然是全面的。在八年中，小说描写的重点，首先自然是军民的抗战激情和英勇行为，如白平阶、马子华、陈铨的作品。陈铨以往的作品给人的主要印象，是和《战国策》杂志所鼓吹的超人哲学等密不可分的，但他在抗战初期，则着重为抗战而呐喊。其次是暴露社会黑暗和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如方龄贵的《荒村》。然后是写芸芸众生，对小市民等的愚昧、无知、虚伪、堕落进行批判，如《福地》《乡城》和雷石榆的《婚变》《求婚》。后两篇写男女之间的尔虞我诈，虚伪甚而至于无耻。作品中都写到汽车司机。《求婚》中的杨秀婵说：“我连汽车夫都不愿意嫁，别说嫁给一个公务员。”那些奔走于滇缅公路上的司机中的一些人，靠走私活动或沿路搭客而发了一些财，被视为天之骄子。如《婚变》中的司机就手头阔绰，在下关、保山、腊戍等地都有临时老婆；在昆明又勾搭女青年。后来，仰光、腾冲等地沦陷，司机的发财路被截断，有些人破了产，于是就发生了婚变。这些描写，确实反映了当时云南一个方面的特点。第四是刻画人生百态，表现主人翁由生活所引发的欢愉、悲哀、痛苦、愤怒等感情。当时几乎所有的小说作者，都在这个领域中下过功夫。第五是对乡土风情的描绘。写乡土，既有理论的倡导，也有自觉的艺术实践。方龄贵着力写浩瀚无边的东北平原；马子华、白平阶、周辂等，则流连于云南的莽莽丛林、高山、峡谷当中。最后就是写历史题材。欧小牧有《陶渊明过重九节》《当垆》《捉月》《投阁》；冯至有《伍子胥》。写历史小说自然是古为今用。冯至说：伍子胥在路上，“只见善者受罪，恶人横行，美的感到孤单，丑的到处蔓延，但归终还是善战胜了恶，美压倒了丑”（《诗文自选琐记》）。这不正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折光反映和对未来的希望吗？另外，写历史也包括红军长征的题材，如马子华的《朝天钉！蛮匪！》、宣伯超的《云岭牧歌》和李寒谷的《变》。后者以较多的笔墨描写长征的红军在四喜村所引起的强烈回响：癞头和尚说，“这些金叫化，名叫什么红军，专门制有钱人……真他妈的好得很！老子……少不得要跟他们去！”官绅们听说红军要来则丧魂失魄，卷集金银财宝，准备逃跑。后来又听说红军不来了，他们喜形于色，额手庆贺。这时，突然听到“快点跑”，“红军来啦”的喊声，官绅们顿时“面面相觑，呆坐着，像中了传说中的定身术”。虽然《变》在写欢迎红军的穷苦人时，存在明显的弱点，《云岭牧歌》等也仅是作出暗示或作侧面描写，但无论如何，小说涉及这一题材，反映出云南的作者勇于开拓和进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