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白平阶、宣伯超二人，是云南现代文学界异军突起的乡土文学作者。
白平阶（1915—1995），云南腾冲人，回族，经名为素勒伊摩乃。他从1935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卢沟桥事变前后，任《云南日报》记者；1942年，曾短期负责《昆明周报》文艺版的编辑工作。他的作品有话剧《主仆之间》（独幕喜剧），小说《古树繁花》《路工》《蛮荒》和散文《栗子》《苦茶》《腾冲骊驹行》等。除此以外，还有作品集《驿运》，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1月初版，属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七集第二册，收入《驿运》《跨过横断山脉》《金坛子》《风箱》和《神女》五篇作品。
《古树繁花》描写在战争的动乱里，一个大家庭中的晚辈对外婆和外婆对她的哥哥的紧密感情联系。作者说，这篇小说，是“想接触一个中国固有文化的伦理问题，想表现我们民族特有的‘孝’，在民族的构成上，尤其当战争之后，它发生一些什么作用！”因此，古树繁花就是指传统的伦理道德“孝”所结出的硕果；或者说是用古树来象征由民族优秀意识维系的大家庭，而繁花则指家庭人丁兴旺。这和《苦茶》的主题有相似、相通之处。《苦茶》的内容是：友人爬山时曾在茶棚饮茶，因发现口袋空空无法付钱，说由后来的伙伴付。卖茶的老奶奶很自然地说：“不相干。钱不便可以！”还殷勤地告诉他如何绕过被洪水冲断的路。后面的伙伴到来也饮茶，但付钱时老奶奶并不说及前事，同样殷勤地告知如何绕道行走。于是，友人反复叮嘱：回去时别忘了付茶钱。但“我”回去时，因路线有变化，无法代友人付款，感到“内疚日增”。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友好、诚实、关怀的态度，使作者感到“萌芽着生机”，感到了人间的温暖。这大概也可以说是民族的传统在发生作用吧。
《神女》写一个不幸的女子，虽被人玩弄、侮辱，但想的却是堂堂正正地做人。她觉悟到在监狱外比坐牢还苦，说“社会不见得比监狱多一点光明”。可是，这就像“一只蜜蜂扑闯在透明的玻璃上，要想飞出窗外去”而不能，因为她做了种种努力，始终走投无路。作品中的“我”（记者）是被侮辱者的同乡，而当她请求帮助时，“我”虽然同情却又无力，“觉得全身发热、流汗”。这篇小说的初稿曾以《没有刊出的新闻》为题，发表在《晨暾》创刊号上。一年以后，作者作了修改，重新发表，在思想上、艺术上有所提高。小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表现了“我”对不幸者的同情（这和小说中M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也给读者在感情上以透不过气来的重压。作品语言流畅，可读性较强。
《神女》是揭露性的、批判性的作品；而《驿运》中的其他四篇，则以歌颂为主，内容都与滇缅公路有关。修筑这条公路，是日本封锁我国沿海后为打开国际通道的战略措施。从1937年年底开始，征集了约30万民工，经过8个月战高温、斗疟疾、降陡山、伏急流的奋战，历尽艰险，才告竣工。当时我们尚无筑路机械，完全靠人力拼搏。英国《泰晤士报》指出：滇缅公路在短期内顺利完工，只有中国人才做得到。白平阶的小说形象地记录了这一“只有中国人才做得到”的壮举。《跨过横断山脉》《金坛子》颂扬了参加筑路的干部和女工；《驿运》写在这条路上驮运炮弹的赶马人；《风箱》则写修路时拉风箱的一群民工。后两篇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是生活情景的勾勒，类乎素描或速写。
从人物形象来看，最引人注目的是《金坛子》中的六嫂。她三十六七岁，除了双脚裹过又放开以外，“全身都生得结结实实，奶头大，屁股圆，如一匹及时的骅马”。加上又能说能做，无形中成为一群女工的首领。她们闯进了恶性疟疾流行、连男工也畏惧的金坛子工地，用一个月的时间把这段路修通。在六嫂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民在抗日风暴中的新觉醒。但是，她不是头上有光圈的英雄，而是既有新风貌又背着旧包袱的普通女性，是特定时期的“这一个”。当领导召开大会准备表扬她时，六嫂却“在龙王庙里听一个女巫走阴，叙述死去十年那个丈夫在地狱的情形，鼻涕眼泪一把把地向地下洒”。小说的结尾写道：“个人情绪向‘过去’里关心，就保存了中国一切迷信，若把这种个人集群能力向‘未来’去运用，去好好运用，就产生新中国一切伟大的建设，六嫂是我们一个榜样。她生活于两个世界中。”这正如高尔基所说的：理智使人倾向于未来，而感情则使人沉湎于过去。
从主题来看，反映修筑滇缅公路的四篇作品，着重肯定了抗日的光明面。《风箱》写青年民工知难而上的“啃硬骨头”的精神。最终，连落后、吸鸦片的王明顺也决心戒烟，“踏着坚实的步子走拢风箱”。《跨过横断山脉》的总工程师，在民工的心目中是大官，在未见面以前，他们对他作了种种猜测：威风凛凛，前呼后拥，横刀跃马，高高在上……事实上他平等待人，向民工宣传抗日和修路的意义，同时又把贪赃枉法的指导员免职。他说：“我也是这一工作里的一个工人，一个民伕，自视和大家没有两样。”
沈从文说过，他重视“写中国人的美德”。在这一点上，白平阶似深受沈从文的影响。如前所述，他的《古树繁花》《苦茶》《神女》和抗战以前写的《鹅玛丽的故事》等，都在这方面用了颇多的笔墨。《栗子》更是极力颂扬人民的抗战激情。在栗子树下喝茶时，作者赞美长满毛刺的栗实：“这自卫的武装呵！”旁边的白族青年应声说：“中国像栗子不好吗?”而这个青年，虽然房子正被洪水冲来的沙埋了，但他仍“应征漾濞常备队”，将随滇军第六十军出发。为了民族的生存，他对母亲、妻子、孩子就不能同时兼顾了。
抗日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连边荒之地也深受影响，在涤荡着人们的灵魂。在《驿运》里，赶马人郑有注意保密，提防汉奸的活动；《跨过横断山脉》中的三蛮，在抗日的浪涛中增长了新的知识，发现了指导员的错误；《金坛子》中的六嫂，也由一个乡村妇女变为会唱“顶新的革命歌”，“或飞机飞鹅地雷地瓜乱说一阵”，成了二百个女工无形的首领。这些人物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们没有被人为地拔高，作者只是把他们作为成长中的农民加以忠实的反映而已。作品的缺点是，除《神女》《金坛子》外，其他各篇在对生活素材的概括、集中上着力不够。如《风箱》的开头提出青年们勇攀猴子岩，要征服工程的难点，肯定他们“吃硬不吃软”的精神，但后面就撇开了这一方面，集中去写好吃懒做并吸大烟的王明顺。虽说他后来有所转变，大步紧追先进者，可这个转变并不是水到渠成，当中有斧凿的痕迹。不过，白平阶的创作是瑕不掩瑜，颇获好评的。《金坛子》在《今日评论》上发表时，编者介绍说：白平阶的“作品，多就西南边境取材，因之别具风格，为西南作家最值得注意者”。上海《读书月报》的《文艺上的全面战》一文，也给《金坛子》以较高的评价，认为它“笔底下也划出了另一角落上的伟壮场面”。《世界文艺季刊》的“编者前言”说，从《驿运》一书中，“我们看见了我们这国土上另一个角落里的生活，我们也欣赏了作者那种泼辣辣的创造力”。还说，《古树繁花》比《驿运》各篇的“画面更宽阔，而这里的笔调也更雄壮了一些”。《跨过横断山脉》则作为报告文学多次被刊载，并被译成英文在伦敦发表。
宣伯超(1912—1989)，云南鹤庆人。大学毕业后，在各地的中小学任职，还参加过《云南日报•南风》的编辑工作。
宣伯超的创作，在抗战以前，有《比干的心》《条报》等。卢沟桥事变之后，主要的作品都收在《云岭牧歌》中，1944年7月由黎明社发行。内收《云岭牧歌》《割麦的早晨》《示众》《碧岁山下》《雪原故事》五篇。
《云岭牧歌》写金沙江边格鲁湾的小梅（刘梅春）和汪增福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后又订了婚。但和老太爷想为儿子天赐讨小梅为妾以续香火。小梅的父母也逼迫她嫁给天赐。她和汪增福私奔被捉，为拒婚而投水自杀。小说着力表现小梅的刚强和泼辣。她与屈从于和老太爷的父亲发生正面顶撞，对汪增福表示要反抗和老太爷，说：“要头，割起去！要人？靠不住！”汪增福在被吊打后逃走。小说写他“想到了跟着那年经过江边的那支军队去了的王贤那伙人”，暗示他要去投奔人民军队。还写到小梅的女友对女儿说：增福爷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也暗示或表示了胜利的愿望。而小梅的坟上，“长出一株野花……细长的坚韧的像荆棘一样的枝干，枝干上开着朵血红的花”。这就像鲁迅的《药》中夏瑜坟上的花环，《秋夜》中“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枣树一样，寄托着作者深刻的寓意。
这篇小说语言生动活泼。如对小梅的速写：“脸上饱和的血液红到差不多要从两颊迸冒出来”；增福爷怒气冲冲地说：“老子同你‘血做一盆搅’”；写媒人的如簧巧舌：“其实什么‘大’什么‘小’?!将来过去，一年半载，‘轻轻脆脆’的生他‘一男半女’”，等等，或简洁流畅、口语化，或富有生活气息，不落俗套。小说开头写夕阳、彩霞、山脉，小梅投水以后描写的雷电也颇有特色，如：
陡然一声巨响，一道血红的电光从黑暗里爆炸出来，又飞迅的被黑暗吞没了下去，……血红的闪光不断的爆烈出来，在震山裂谷的巨响里，同黑暗肉搏成一团。
仿佛因小梅之死，天地亦为之动容，很有气势。这样的艺术描写是很有感染力的。
《云岭牧歌》的情调以悲为主，以壮为辅，和一般抒情性的田园牧歌有所不同。小说结尾写小梅的“孤寂的土坟，年复一年的，忧郁的俯瞰着这浩浩的大江，流向那遥远的，广大的世界!……”将读者的思绪引向更远更远的地方!
《草原故事——农补疵里和虏虏》和《示众》反映人民的悲惨生活。《草原故事》中的农补疵里是一个十二三岁的藏族孩子，傍晚去找牛，被漫天的大雪冻死了。《示众》中的春凤嫂母子二人生活无着，告贷乏门，又不幸被抓住示众：“她的耳朵里‘汪汪’的响着，脚下是一条耀眼的灼热的道路，她费尽气力才能挣扎上前一步，可是这条艰苦的道路又是这样绵延无际!……”将春凤嫂的这种感受写得真实、细致。
《碧罗山下》如光未然所指出的，形象不够生动、充实，人物的心灵比较贫乏。但是，它的主题的重大意义应加以肯定。小说写道：“皇帝的兵打来了，有了官；德国的牧师来了，带来了上帝。”他们奴役、剥削傈僳人，这使格一普等被压迫者开始觉醒：“心里面充满了无比的悲愤”，并发出了“上帝究竟在哪里呢”的疑问。
总之，《云岭牧歌》一书，以其“沉重的诗人的感情”“朴素而刚健的人民的风格”和“浓重的地方色彩”而赢得好评。光未然：《评〈云岭牧歌〉》，见《文艺的民主问题》。它的不足之处是时代感不强。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些地方是写历史事件，不应强求有抗日时期的特殊气氛。我们这样说，是指《示众》《割麦的早晨》，特别是《云岭牧歌》，作者没有赋予它们更强的时代色彩，这使人感到有所欠缺。
宣伯超和白平阶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反映了云南边疆各族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思想面貌，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和奋起。白平阶笔下的处于生活底层的坚韧的人民，宣伯超所写的被奴役的芸芸众生，都是土生土长的乡民。两人的创作都没有或很少有抗战八股味，这是很难得的。光未然曾说，读《云岭牧歌》，“仿佛听到一个乡音极重的云南人，在讲述他故乡的山川、人物、风土、民情，给人以十分亲切之感”；又说自己两次提出云南的作者要重视反映地方的色彩和地方的性格，《云岭牧歌》的出版，可以作为他所提倡的口号的佐证。光未然：《评〈云岭牧歌〉》，见《文艺的民主问题》。这些评论，大体上也适合于《驿运》。《云岭牧歌》和《驿运》具有基本相同的特点：但比较而言，《云岭牧歌》有更强的民族特色，情调偏于悲；而《驿运》则更富于时代色彩，情调则偏于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