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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马子华的小说

日期: 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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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子华(1912—1996),云南洱源县人,白族。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1937年6月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上海前夕,他离沪赴香港。1938年初经河内回到昆明,即被捕,经家人营救后获释。龙云批示云:“命其父领回,严加管束,并发交政训处服务三年,以资察看。”从此,他被派往滇黔绥靖公署政治训练处第二科(宣传科)工作,历任编辑股股长、副科长、科长之职。后来又调昆明行营政治部政治大队任科长、大队长一年多。1944年末,被派往民政厅,先后任33区(含澜沧、沧源、双江、车里、佛海、南峤)和4l区(含邓川、剑川、洱源)的政务督导员,深入这些地区达八个月之久。

  1939年,马子华在重庆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举办的新闻研究班,受训三个月。研究班结束后,他在渝修改《大后方》原名《小城春秋》,1941年春脱稿。重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批示:“因暴露抗战期间后方情形,暂缓发表。”《复兴日报》原拟从1948年元旦起在副刊上连载,未果。。这部中篇小说描写一个县的情景,以暴露落后、黑暗面为主。抗战的中后期,他还在昆华一中、求实中学、云瑞中学、昆华师范、昆华女中等校兼任教职。

  从1939年1月起,马子华一直连任“文协”昆明分会理事。他编辑过《抗战周刊》《抗战通讯》和《民国日报》副刊《驼铃》(第1至105期)。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9年4月,他被聘为云南省文联名誉理事。在1949年以前,马子华的作品,有中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四种,诗集两种,散文集两种(含编著的《云南民间传说》)。新中国成立以后,著有《雨林游踪》《卢汉后半生》《一个幕僚眼中的云南王龙云》《读古指南(五百要籍简介)》(原名《古书简释》)和《文坛忆旧录》。上述作品,属于抗战时期的仅《飞鹰旗》《丛莽中》两种。

  《飞鹰旗》是马子华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当中的《九宿桥之晨》和《血染的军旗》则为报告文学),于1939年8月由崇文印书馆印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内含短篇小说《飞鹰旗》《风》《福地》《布鞋》《边荒》《朝天钉!蛮匪》《枕木》和《特务工作》《铁的支点》《烟雨录》《祭灶》。后四篇为1936至1937年在上海时所写。

  《九宿桥之晨》和《血染的军旗》,一为揭露性的,一为歌颂性的;一写后方,一写前线。前者揭露征兵委员王晓峰贪赃枉法,被乡民在九宿桥拉下马来打了一顿。后者写禹王山保卫战,滇军六十军的士兵许家瑞攻上山头,把旗子竖起后壮烈牺牲。

  《飞鹰旗》一文含《栗园村道》《兄弟》《香杏姑娘》《秋收》四题,都是有关征兵、抗日的故事。“飞鹰旗”是昆明市政府向出征军人家属所发的荣誉标志,呈尖角形,“蓝色的布上飞着一只白色的大鹰,鹰的嘴里含着圆圆的地球”。除本篇外,该书所收的小说,比较重要的是《福地》《布鞋》《朝天钉!蛮匪》。

  《朝天钉!蛮匪》的主人公绰号叫“朝天钉”。他勇于反抗,甚至连老天也敢于痛骂。他在两广、江西等地当兵,后投红军,参加长征;受伤后,留在离家乡三十里的“蛮子山”上。抗战爆发后,他邀约了三十余人,准备去陕北抗日而被捕。他大声喊道:“伙伴们!好好的去呀!从四川……”这篇小说人物性格鲜明,主题思想突出,是云南省这类作品的代表作。

  《福地》刊于《战时知识》笫11期(1938年11月出版)。主人公四老板不肯捐救国金,只把太太拾得的、不能使用的一元残破纸币交同业公会,说什么“给防空司令部,用它购买高射炮之用!”因无儿女,太太劝他“乐善好施”,他也不为所动,一心想着钱,吝啬得要命。他对抗战不闻不问,说战争“跟我们有屁相干”;掌柜的拍他的马屁,说:“云南是老佛爷保佑的福地,就遭劫也轮不到我们的头上。”但是,战火无情,1938年9月28日,四老板在日机轰炸时惨死了。

  这篇小说,大概是受到李辉英的《福地》刊于1938年4月20日出版的《战地》第一卷第三期。的影响。李的小说是写殷实人家四老太太,搬入儿子租下的教堂的房间以避日机轰炸。人们说挂着外国旗的教堂为福地。但结果教堂被炸,四老太太遇难,“外国旗早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从情节的对比来看,马子华是受李辉英的启发而另外构思故事,人物性格也不相同,马子华所写的四老板,显得比四老太太更为真实、生动、丰满。

  《布鞋》写于1939年5月27日,内容和1939年2月10日《民国日报》所刊登的下列消息有关:“记者走出礼堂外,突见一少妇(年二十岁左右),自言大西门外长耳街顺华木行卞华之妻,因‘九二八’之役乃夫被炸惨死后,被小叔逼迫改嫁,愿意将全部财产捐助国家,自己则随赵老太太去当游击队……”马子华在此基础上加以虚构,这二十岁的少妇被改为中年的谭二嫂子。《布鞋》的主人翁为乡下人,进城时,听说全家当义勇军的赵老太太在省党部演讲,便进去听了。她还对赵老太太说:她要把钱捐出,并愿跟赵老太太参加游击队。赵老太太是路过昆明,便顺口说:“等回转云南的时候带你去罢!”后来,谭二嫂子在省城佣工并和木匠周明善结婚。周以小本钱做木材生意,发了一笔财,买了一座平房,但在敌机轰炸时不幸遇难。谭二嫂子以做布鞋消磨时光,她带着二十多双布鞋去抗敌后援会捐献,并期待着能被带去打游击。

  金华(张子斋)对《福地》有较高的评价,并说作者“抓着这一点有血有泪的题材,加以穿插和锻冶,便产生了这篇《布鞋》……给后方的文艺工作者解答了‘不打仗的作家该写什么?’的重要问题”。

  虽然如此,但马子华在当时,确乎面临着写抗战和不熟悉战时大众生活的矛盾。他没有参加过徐州大会战而写《血染的军旗》,只能是根据第二手材料;写《福地》和《布鞋》,虽然有一定的生活体验,但激发他动笔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别人的小说和报上的通讯。这就难免有局限性。同时,在处理材料时,也颇有值得斟酌之处。以《布鞋》为例,构思时舍弃了小叔迫嫁的情节而且把人物的年龄增大15岁,就使她捐献家产和要求参加游击队的行为缺乏更大的合理性。这不能不说是欠妥之处。作品的这种缺陷反映出作者(正如他自己在1987年6月24日所说的)当时生活体验不充分,有些地方是凭想象来编的。加上时间仓促,又由于写作的目的偏重于宣传,因此不大重视艺术性,致使写作质量有所下降。

  马子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写作,总的看是呈马鞍形,而抗战时期之所作,则处于低谷。对此,他也感到焦急。他在《飞鹰旗•后记》中说:“返梓经年,百无聊赖,遥念在他乡与文艺界诸先进同游时,不禁愧然黯然。盖遁居后方,论文论行1994年4月27日,马子华对访问者说:在滇黔绥靖公署和昆明行营政治部任职,就算不说是跌落粪坑,也是污点;而在军政机关担任幕僚,既无机会体验生活,也无时间写作。这就是他在抗战时期感到苦闷和创作比较少的原因。皆不敢为诸文艺界友人告。”《丛莽中•前记》中也有类似的话:“由重庆回到昆明,五年多被掩埋在一种污浊的泥沙里”,“我是文人,我得要走回文人的本行去,很多世俗上企冀的利禄,既没份儿也并不热衷,又何必背道而驰作茧自缚?”总之,一方面是官场的钩心斗角、送往迎来;一方面对文学事业又旧情不断。这种矛盾处境,在抗战八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困扰着马子华,使他不得宁静。

  《丛莽中》于1944年5月由华侨书店初版,内含《丛莽中》《江干行》《施朗》《公勿渡河》《碎玺》《紫色的邂逅》《廿八元》《R17》《真迹》和《蛊》。它们反映了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同时,有若干篇已加强了对边地风光、习俗的描写,是对《他的子民们》《沉重的脚》的创作倾向的一种回归。如《丛莽中》写柏天锡从落草为王到参加抗日,写他和女教师、革命者李攸青的结合,都带有传奇色彩。他们活跃于莽莽丛林、高山峡谷之间,接触的是土司、头人、边民百姓,环境和人物都富于滇味,颇具特色。但是,《丛莽中》一书在艺术上也没有出现新的突破。1944年以后,马子华以政务督导员的身份,长期深入边地,于是在1946年写出了《滇南散记》一书。它只用寥寥几笔,就写活了禁烟委员,写活了被称为“高脚骡子”的彝族姑娘。作者对复杂的人事关系写得颇有层次感,举重若轻,题旨深刻而含蓄。但是,《滇南散记》所追求的并不是什么纯艺术。当有些读者出于猎奇心理,说该书各文有趣味时,作者指出:对这种“奖饰”,“我却为了写作的目的暗地叫屈”。《滇南散记》所反映的边地问题.“要联系着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来看方才能得到正确的解答”(《滇南散记•前记》)。总之,《滇南散记》一书,由于有较深入的生活实践,有较正确的指导思想,同时写作时间较从容,因此颇具特色,成为他创作的另一座峰峦。评论者认为,该书出版三四十年以后,仍受到人们的重视,它“是用形象的、生动的语言写的‘史料’”,“有能够引起读者欣赏兴趣的散文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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