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子华（1912—1996），云南洱源县人，白族。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1937年6月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上海前夕，他离沪赴香港。1938年初经河内回到昆明，即被捕，经家人营救后获释。龙云批示云：“命其父领回，严加管束，并发交政训处服务三年，以资察看。”从此，他被派往滇黔绥靖公署政治训练处第二科（宣传科）工作，历任编辑股股长、副科长、科长之职。后来又调昆明行营政治部政治大队任科长、大队长一年多。1944年末，被派往民政厅，先后任33区（含澜沧、沧源、双江、车里、佛海、南峤）和4l区（含邓川、剑川、洱源）的政务督导员，深入这些地区达八个月之久。
1939年，马子华在重庆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举办的新闻研究班，受训三个月。研究班结束后，他在渝修改《大后方》原名《小城春秋》，1941年春脱稿。重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批示：“因暴露抗战期间后方情形，暂缓发表。”《复兴日报》原拟从1948年元旦起在副刊上连载，未果。。这部中篇小说描写一个县的情景，以暴露落后、黑暗面为主。抗战的中后期，他还在昆华一中、求实中学、云瑞中学、昆华师范、昆华女中等校兼任教职。
从1939年1月起，马子华一直连任“文协”昆明分会理事。他编辑过《抗战周刊》《抗战通讯》和《民国日报》副刊《驼铃》（第1至105期）。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9年4月，他被聘为云南省文联名誉理事。在1949年以前，马子华的作品，有中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四种，诗集两种，散文集两种（含编著的《云南民间传说》）。新中国成立以后，著有《雨林游踪》《卢汉后半生》《一个幕僚眼中的云南王龙云》《读古指南（五百要籍简介）》（原名《古书简释》）和《文坛忆旧录》。上述作品，属于抗战时期的仅《飞鹰旗》《丛莽中》两种。
《飞鹰旗》是马子华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当中的《九宿桥之晨》和《血染的军旗》则为报告文学），于1939年8月由崇文印书馆印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内含短篇小说《飞鹰旗》《风》《福地》《布鞋》《边荒》《朝天钉！蛮匪》《枕木》和《特务工作》《铁的支点》《烟雨录》《祭灶》。后四篇为1936至1937年在上海时所写。
《九宿桥之晨》和《血染的军旗》，一为揭露性的，一为歌颂性的；一写后方，一写前线。前者揭露征兵委员王晓峰贪赃枉法，被乡民在九宿桥拉下马来打了一顿。后者写禹王山保卫战，滇军六十军的士兵许家瑞攻上山头，把旗子竖起后壮烈牺牲。
《飞鹰旗》一文含《栗园村道》《兄弟》《香杏姑娘》《秋收》四题，都是有关征兵、抗日的故事。“飞鹰旗”是昆明市政府向出征军人家属所发的荣誉标志，呈尖角形，“蓝色的布上飞着一只白色的大鹰，鹰的嘴里含着圆圆的地球”。除本篇外，该书所收的小说，比较重要的是《福地》《布鞋》《朝天钉！蛮匪》。
《朝天钉！蛮匪》的主人公绰号叫“朝天钉”。他勇于反抗，甚至连老天也敢于痛骂。他在两广、江西等地当兵，后投红军，参加长征；受伤后，留在离家乡三十里的“蛮子山”上。抗战爆发后，他邀约了三十余人，准备去陕北抗日而被捕。他大声喊道：“伙伴们！好好的去呀！从四川……”这篇小说人物性格鲜明，主题思想突出，是云南省这类作品的代表作。
《福地》刊于《战时知识》笫11期（1938年11月出版）。主人公四老板不肯捐救国金，只把太太拾得的、不能使用的一元残破纸币交同业公会，说什么“给防空司令部，用它购买高射炮之用！”因无儿女，太太劝他“乐善好施”，他也不为所动，一心想着钱，吝啬得要命。他对抗战不闻不问，说战争“跟我们有屁相干”；掌柜的拍他的马屁，说：“云南是老佛爷保佑的福地，就遭劫也轮不到我们的头上。”但是，战火无情，1938年9月28日，四老板在日机轰炸时惨死了。
这篇小说，大概是受到李辉英的《福地》刊于1938年4月20日出版的《战地》第一卷第三期。的影响。李的小说是写殷实人家四老太太，搬入儿子租下的教堂的房间以避日机轰炸。人们说挂着外国旗的教堂为福地。但结果教堂被炸，四老太太遇难，“外国旗早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从情节的对比来看，马子华是受李辉英的启发而另外构思故事，人物性格也不相同，马子华所写的四老板，显得比四老太太更为真实、生动、丰满。
《布鞋》写于1939年5月27日，内容和1939年2月10日《民国日报》所刊登的下列消息有关：“记者走出礼堂外，突见一少妇（年二十岁左右），自言大西门外长耳街顺华木行卞华之妻，因‘九二八’之役乃夫被炸惨死后，被小叔逼迫改嫁，愿意将全部财产捐助国家，自己则随赵老太太去当游击队……”马子华在此基础上加以虚构，这二十岁的少妇被改为中年的谭二嫂子。《布鞋》的主人翁为乡下人，进城时，听说全家当义勇军的赵老太太在省党部演讲，便进去听了。她还对赵老太太说：她要把钱捐出，并愿跟赵老太太参加游击队。赵老太太是路过昆明，便顺口说：“等回转云南的时候带你去罢！”后来，谭二嫂子在省城佣工并和木匠周明善结婚。周以小本钱做木材生意，发了一笔财，买了一座平房，但在敌机轰炸时不幸遇难。谭二嫂子以做布鞋消磨时光，她带着二十多双布鞋去抗敌后援会捐献，并期待着能被带去打游击。
金华（张子斋）对《福地》有较高的评价，并说作者“抓着这一点有血有泪的题材，加以穿插和锻冶，便产生了这篇《布鞋》……给后方的文艺工作者解答了‘不打仗的作家该写什么？’的重要问题”。
虽然如此，但马子华在当时，确乎面临着写抗战和不熟悉战时大众生活的矛盾。他没有参加过徐州大会战而写《血染的军旗》，只能是根据第二手材料；写《福地》和《布鞋》，虽然有一定的生活体验，但激发他动笔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别人的小说和报上的通讯。这就难免有局限性。同时，在处理材料时，也颇有值得斟酌之处。以《布鞋》为例，构思时舍弃了小叔迫嫁的情节而且把人物的年龄增大15岁，就使她捐献家产和要求参加游击队的行为缺乏更大的合理性。这不能不说是欠妥之处。作品的这种缺陷反映出作者（正如他自己在1987年6月24日所说的）当时生活体验不充分，有些地方是凭想象来编的。加上时间仓促，又由于写作的目的偏重于宣传，因此不大重视艺术性，致使写作质量有所下降。
马子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写作，总的看是呈马鞍形，而抗战时期之所作，则处于低谷。对此，他也感到焦急。他在《飞鹰旗•后记》中说：“返梓经年，百无聊赖，遥念在他乡与文艺界诸先进同游时，不禁愧然黯然。盖遁居后方，论文论行1994年4月27日，马子华对访问者说：在滇黔绥靖公署和昆明行营政治部任职，就算不说是跌落粪坑，也是污点；而在军政机关担任幕僚，既无机会体验生活，也无时间写作。这就是他在抗战时期感到苦闷和创作比较少的原因。皆不敢为诸文艺界友人告。”《丛莽中•前记》中也有类似的话：“由重庆回到昆明，五年多被掩埋在一种污浊的泥沙里”，“我是文人，我得要走回文人的本行去，很多世俗上企冀的利禄，既没份儿也并不热衷，又何必背道而驰作茧自缚？”总之，一方面是官场的钩心斗角、送往迎来；一方面对文学事业又旧情不断。这种矛盾处境，在抗战八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困扰着马子华，使他不得宁静。
《丛莽中》于1944年5月由华侨书店初版，内含《丛莽中》《江干行》《施朗》《公勿渡河》《碎玺》《紫色的邂逅》《廿八元》《R17》《真迹》和《蛊》。它们反映了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同时，有若干篇已加强了对边地风光、习俗的描写，是对《他的子民们》《沉重的脚》的创作倾向的一种回归。如《丛莽中》写柏天锡从落草为王到参加抗日，写他和女教师、革命者李攸青的结合，都带有传奇色彩。他们活跃于莽莽丛林、高山峡谷之间，接触的是土司、头人、边民百姓，环境和人物都富于滇味，颇具特色。但是，《丛莽中》一书在艺术上也没有出现新的突破。1944年以后，马子华以政务督导员的身份，长期深入边地，于是在1946年写出了《滇南散记》一书。它只用寥寥几笔，就写活了禁烟委员，写活了被称为“高脚骡子”的彝族姑娘。作者对复杂的人事关系写得颇有层次感，举重若轻，题旨深刻而含蓄。但是，《滇南散记》所追求的并不是什么纯艺术。当有些读者出于猎奇心理，说该书各文有趣味时，作者指出：对这种“奖饰”，“我却为了写作的目的暗地叫屈”。《滇南散记》所反映的边地问题．“要联系着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来看方才能得到正确的解答”（《滇南散记•前记》）。总之，《滇南散记》一书，由于有较深入的生活实践，有较正确的指导思想，同时写作时间较从容，因此颇具特色，成为他创作的另一座峰峦。评论者认为，该书出版三四十年以后，仍受到人们的重视，它“是用形象的、生动的语言写的‘史料’”，“有能够引起读者欣赏兴趣的散文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