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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况

日期: 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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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含小品、随笔、抒情和叙事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等)和新诗一样,在抗战时期是相当活跃、兴旺的文学样式。《云南日报》的《南风》,云南《民国日报》的《副刊》《号角》《大观》《驼铃》,《扫荡报》的《扫荡副刊》,所登稿件多为小品、随笔之类。1938年,《文化岗位》的“九月文艺竞赛”限定的文体,除诗歌外,就是通讯、报告、速写。1939年,昆明版《中央日报》的副刊《平明》,多次出《散文特刊》;1944年5月14日开始,该报的《星期增刊》,强调将“专载杂感随笔及文艺作品”。此外,1937年10月19日创刊的《南方》半月刊和1938车6月10日创刊的《战时知识》半月刊,在文艺版中,报告文学占了最大的份额。

  编者和作者重视散文,这和抗战时期的条件有关。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曾说:“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镕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再加上政治的压力、作家的审美特点等,就构成杂感这种文体产生的原因。这些话,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抗战时期散文这种文体会那么兴旺。1940年7月的《今日评论》第四卷第一期刊载的《抗战三年来的文坛》一文就指出:“人事的不安定,生活的流离颠沛,能给作家写作的冲动,但不能给他充裕的时间及恬静的心情去从事伟大的创造。抗战给了作家无数的可歌可泣的材料,但是那些须经过时代的抚育始能成熟应用。”李广田1943年写的《谈散文》,在指出散文的特点是“散”以后,又把它和小说、诗歌加以比较,说:“写散文,实在很近于自己在心里说自家事,或对着自己人说人家的事一样,常常是随随便便,并不怎么装模作样。”因为相对来说约束较少,在内容和艺术上没有很多严格的要求(自然,好的散文也是不容易写的),下笔比较方便,所以散文这种文学样式就比较流行起来了。

  在散文中,首先要数随笔、小品等抒情和叙事作品的数量大,作者也多。如李广田、沈从文、高寒、马子华、沈沉、卢静、常枫、卢穆涛、李一生、包白痕、周辂、冷莽等,都有不少作品。写散文者,一般都是有所见、有所感、有时间就提笔,很少是拟好写作计划,一篇一篇写下去的。正因为是信笔写来,写所见事,表心中情,因而显得真实自然。它们反映了人们同仇敌忾的民族义愤,表现出真挚的希望;或描写劳动者的诚实、勤劳、善良;或叹息人生的艰辛,抨击政治的腐败,诅咒苛政猛于虎的黑暗等。总之,这些短小的文章合起来,就构成繁复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勾画了时代的风云,反映出人生百态。

  其次是人物特写。如楚图南的《记杨保堃》,李广田的《到橘子林去》,卢穆涛的《怀巴金先生》,雷石榆的《战地的房东》,天明的《鼓的声音和田间的诗》等。《鼓的声音和田间的诗》写课堂上的一次朗读活动,记下了课堂上类乎“电影镜头”的情景和画面。“最后整个银幕上只有他(朗读者——引者注)这一个大头”,“他越念越响,巨大的声音震动着他颌下的长须”。作者预言,这位“大教授不久也会由听鼓的诗人变成擂鼓的诗人”。这样写,使人物具有立体感。

  再其次是记事散文。如李寒谷的《撕包谷》,张天虚的《日本警察的巴掌》,曾昭抡的《驮马夫的生活》,施蛰存的《驮马》。《驮马》写了驮马队对抗战的贡献,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帮的情况。它以描写准确、语言简练、层次清晰而为人们所重视。

  有些散文,则着重向人的心灵深处发掘。它们也写人也记事,但却突出客观事物所引起的人们思想感情的波动和激荡,有时还引发出某些含意深刻的哲学意蕴。如沈从文的《潜渊》,缪崇群的《叶笛》,雷石榆的《可怜的生》。《可怜的生》表现了作者对人世不平所感到的郁闷和愤激,也反映出自己心头的辛酸和愁苦。他说:多听一声不幸者的“哀诉,心头便多受一次针戳的感觉。我施予并非由于慈悲,我不反顾地溜走也并非由于无情。我只感到同样的命运的悲惨:流离,贫困,愁伤;也许有时比他们对现实更深的责问……或者对灾难的制造者更高的激愤”。这就如鲁迅所说的,先觉者在灾难的面前,将比一般人感受到更为深重的痛苦。

  此外,还有众多的游记。已经成书的有:费孝通的《鸡足朝山记》,罗莘田的《苍洱之间》,张镜秋的《边荒》,彭桂萼的《边地的边地》等。冯至的《山水》、高寒的《旅尘余记》,虽非正宗的游记,但也写了在郊区、在外县的见闻、感想。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和曾昭抡的《大凉山夷区考察记》,记述边区和彝族聚居地区的风土人情,虽说考察者身有任务,并非游览,但将其当作广义的游记看也是可以的。此外,马梦良有《滇南杂记》《昆明风光》两书。《昆明风光》重视地方特点,介绍云南人的真实生活,具有浓郁的地方风味,使读者颇感兴趣。

  还应当特别提到的是,不少文化人为了完成抗战任务,为了谋生,或为了在白色恐怖下隐蔽自己,纷纷到专县上去,生活在乡村、小市镇;就是生活在昆明的,也极大地改变了抗战前的生活方式,和房东、邻里、各色人等有了较广泛的接触。因此,他们的作品几乎反映了全省各地、各方各面的生活现实。例如,报道迤东各县情况的,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慰劳湘黔滇旅行团”的成员;描写迤南各地的,有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师生和缪崇群、张子斋、李乔等人;关注迤西情况的有李霖灿、李寒谷(写丽江、中甸一带)、费孝通、罗莘田(写大理、宾川)。此外,张镜秋写西双版纳;彭桂萼兄弟写临沧、双江;潘世澂、李生庄、白平阶写保山、腾冲;周辂、欧小牧写广南、丘北、砚山,等等。至于写昆明和其近郊者就更多,不胜枚举。

  卢沟桥事变燃起了抗战的烽火,反映这一伟大变化的,首先是诗歌和简论。简论更多的带有政论性质,文学因素不浓,这里略而不论;而大量涌现的文学作品,主要是通讯、报告文学,则真实地反映了抗战的现实生活。其中集中报道的是:(一)关于滇军和鲁南战役;(二)关于滇缅公路的修筑;(三)滇西大反攻及其他。

  抗战爆发后,云南组建了第六十军,于1937年10月离滇北上,参加鲁南战役和武汉保卫战。该军的一八四师,有一批文化人和作家,如张永和、张天虚(参加滇军之前,是丁玲所领导的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成员)、李乔、孟田等。他们反映滇军的通讯、报告文学有:张天虚的《运河的血流》一书以及《二十世纪的爬虫》《火网里》《饿》等;李乔从离昆出发开始,写到在鸡公山待命,在前线参加战斗;孟田曾以“应清”为笔名在《抗战文学》上发表了《突围杂记》《水》《冲过第二道拦阻线》等;此外,马子华有《血染的军旗》,张天虚有反映战地服务团工作和生活的《征途上》《行进在西线》《两个俘虏》,陈赓雅有反映东战场的《战区杂写》。

  与组建六十军几乎同时,云南还成立战地妇女服务团(后易名为“云南学生军训练班”)开赴前线工作。该团有一批文学青年,她们也写了一组通讯。彭慧的《在前方山国的姑娘们》,是对该团工作的报道,突出了姑娘们忘我工作的精神和她们从文弱到刚强的转变。

  滇缅公路的修筑是一项战略任务,当然也是文学创作的重大题材。这条公路是在海路中断以后,为接受友邦的援华物资而开辟的陆上通道。修筑下关至畹町的路段时,每日出勤民工多达十多万至二十万人。1937年12月开工,1938年5月竣工,为修筑公路而伤亡者达万人以上。英国《泰晤士报》在1938年5月一连三天对滇缅公路修通的奇迹作了报道。

  反映这一震惊世界的壮举,乃是云南文学界的一大任务。报刊上发表了有关小说,《云南日报》还于1939年5月以“我们怎样修筑滇缅路?”为题发起征文活动;7月,该报刊出《一个尝试的收获》一文,介绍征文活动情况,并刊出获奖作品《小风波》《修路》。1940年6月15日,《民国日报》上的《云岭的脉搏》,写筑路工人在悬崖上工作的英勇行为以及壮烈牺牲的情况:他们用棕绳吊着在悬崖上打眼放炮,阳光、花朵、风、白云都在“鼓舞与赞美着这劳动者创造生活的艰巨”。然而,有时棕绳断了,“系不住死的翱翔”,劳动者壮烈地献出了生命。在此之前,1939年9月,木枫写过《一○六号桥——滇缅公路是怎样筑成的》。同年3月,萧乾写了《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文中说:在路面的修筑上,“不曾沾过一架机器的光”,民工们“铺土,铺石,也铺血肉”。结尾写道:“有一天你旅行也许要经过这条血肉筑成的公路。你剥橘子糖果,你对美景吭歌,你可也别忘记听听车轮下面咯吱吱的声响。那是为这条公路捐躯者的白骨,是构成历史不可少的原料。”这篇通讯,以事例典型、哲学意蕴深厚为特色。

  1942年5月,侵略者进入云南境内,先后陷畹町、龙陵、腾冲等地,占领了怒江以西地区。1944年,我国部队在滇西进行大反攻,9月夺回腾冲并结束了两个多月的松山之战,共歼敌一万余名;后又克复了龙陵、芒市、遮放、畹町,并进入缅甸,配合盟军会歼日寇。这些战役引起了国际人士极大的重视,也为文学、新闻工作者所瞩目。反映这些战斗的,有潘世澂的《战怒江》、江肇基的《缅战随军回忆录》以及马尔俄、王乾、乐恕人等从滇西和缅甸前线寄回的有关反攻的系列报道。

  《战怒江》的作者为昆明《扫荡报》采访副主任。他随军西进,深入怒江前线。该书于1945年3月初版,含《一寸河山一滴血》《血战来凤山》和《西线无名英雄群像》等15篇。作者目睹“先烈们,流一滴血,夺回一寸祖国的河山”,“淌着热泪写报道”。李诚毅在《序言》中说:《战怒江》“描写战斗经过之详情,阵地之工事,构筑之概况,战略战术之运用,战斗将士斩将搴旗之英勇,敌伪荼毒地方,麻醉民众之罪恶,无不绘影绘声”。费孝通的《序》则强调在“腐烂气息笼罩着后方”的情况下,该书增加了我们对军队的信心,也使自己“得了振作的信念”。但是,《序》的重点是鞭挞当权者“把人当成了畜牲”,所作所为“全是无耻”。此外,潘世澂还有《战时西南》一书,于1946年2月出版,但所收各文均写于1944年12月之前。其中的《滇西沦陷之忆》《西征行——从昆明到保山》等,均和滇西反攻战有关。

  江肇基也在《扫荡报》任职,他写了《缅战随军回忆录》,于1945年4—5月间出版,共七章,十余万字。此外,还有王璧岑的《烽火滇西话征程》,由昆明大观出版社于1945年1月出版。它记载了滇西战况和慰劳中国远征军的经过。至于康朗的《火中的缅甸》所反映的时间则在大反攻之前,除介绍缅甸的风土人情外,还报道了“中英联军在缅甸战败的惨痛经验(过),华侨仓皇撤退的苦况”等。

  从1935年《云南日报•南风》发刊之时起,云南文学界就强调发扬鲁迅的传统,大力提倡杂文。1940年8月创刊的《诗与散文》曾连载高寒的《悲剧及其他》。《生活导报》和《自由论坛》有“龙虫并雕斋琐语”专栏。但是,杂文(或称之为杂感)作为一种文体,是在抗战后期(从1944年开始)才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与讽刺诗同步,都是用来抨击社会的痼疾,戳破腐朽的毒瘤。

  1944年5月7日,曾经是杂文重要阵地的《云南日报•南风》复刊出“新一号”。5月l4日,《中央日报•星期增刊》出“革新号”,“专载杂感随笔及文艺作品”,并开辟“棕榈轩詹言”专栏,登载小品文。7月7日,《云南晚报》副刊《夜莺》问世,其《前奏曲》说,副刊“想在这阴森恐怖的晚夜,竭力挣出一点声音,警惕正熟睡着的人们,张开了眼睛,看一看他们周围的世界”。从这一天开始,副刊就开辟了“野草闲花馆漫谈”专栏,连续刊载了不少杂文。8月13日,晚报副刊的《征稿启事》希望来稿是“多带社会性的杂文及当地一般人所关心的问题之‘侧面评论’”。

  云南抗战时期的杂文作者中高寒、张子斋成绩较为突出。胜利以后,异军突起的是欧小牧。在1945—1946年间,他还创办了以刊载杂文为主的杂志《匕首》和小报《高原》《白鸥》。

  在抗战时期,尖锐、深刻的杂文时有出现。如艾思奇的《再谈面子》,闻一多的《龙凤》《可怕的冷静》《关于儒•道•土匪》《人•兽•鬼》和《最后一次的讲演》等。闻一多是学者、擂鼓的诗人、战士,他的杂文以其深刻性和一往无前的巨大气魄为特征。王了一的杂文也颇多精彩之作。此外,王子近(白浪)的《如果真是爱聂耳》、刘克光(史劲)的《借镜与忌镜》也为人们所重视。

  如同任何文体一样,杂文的拔尖之作只是少数。张子斋在《关于杂文》中指出:“发表于昆明报章杂志上面的杂文,技巧上虽不算成功,但内容上却大体能够反映现实。”秋帆在《说杂文》里指出,杂文要具有形象特质,如果“舍弃了‘文艺性’的重要因素,还能算是‘杂文’吗?”因此,由于某些杂文的质量不高,就说杂文“遏止了伟大作品产生的机会”,或者攻击杂文是什么“鲁迅文谱”,这就明显是错误的、违背了文学历史真相的攻击了!

  在抗战时期的散文中,云南的自然风光、社会情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反映。写游记者,大多把山川名胜和人文景观结合起来介绍,如《鸡足朝山记》就有强烈的人间烟火味。因此,游记既可以作“卧游”之具,也具有益智之功。至于河山、人物笼罩着民族战争的烟云,这也是很自然的。

  抗日战争对民族精神进行了一次大涤荡。在文学界,一味热衷于风花雪月,沉迷于超然物外的思乡、怀人的生活咏叹者少了。有一批作者冲上了第一线,为民族解放斗争呐喊,向丑恶势力发起进攻。他们在思想战线上跃马扬鞭,意气风发。另外,还有较多的人则处于一面战斗、一面又感彷徨的境地。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思想认识等方面的原因,他们不满意社会现状,要求变革;另一方面,又和社会中坚力量之间有若干距离。于是,愤怒中有愁闷,进攻时也有所彷徨。但是,从总的倾向看,这部分人总是日益贴近抗战的现实。例如,闻一多从“何妨一下楼”主人变为拍案而起的勇士;冯至和王了一最终也接近了时代的主流。这不正是万流归大海,体现了时代的客观发展趋势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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