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含小品、随笔、抒情和叙事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等）和新诗一样，在抗战时期是相当活跃、兴旺的文学样式。《云南日报》的《南风》，云南《民国日报》的《副刊》《号角》《大观》《驼铃》，《扫荡报》的《扫荡副刊》，所登稿件多为小品、随笔之类。1938年，《文化岗位》的“九月文艺竞赛”限定的文体，除诗歌外，就是通讯、报告、速写。1939年，昆明版《中央日报》的副刊《平明》，多次出《散文特刊》；1944年5月14日开始，该报的《星期增刊》，强调将“专载杂感随笔及文艺作品”。此外，1937年10月19日创刊的《南方》半月刊和1938车6月10日创刊的《战时知识》半月刊，在文艺版中，报告文学占了最大的份额。
编者和作者重视散文，这和抗战时期的条件有关。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曾说：“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镕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再加上政治的压力、作家的审美特点等，就构成杂感这种文体产生的原因。这些话，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抗战时期散文这种文体会那么兴旺。1940年7月的《今日评论》第四卷第一期刊载的《抗战三年来的文坛》一文就指出：“人事的不安定，生活的流离颠沛，能给作家写作的冲动，但不能给他充裕的时间及恬静的心情去从事伟大的创造。抗战给了作家无数的可歌可泣的材料，但是那些须经过时代的抚育始能成熟应用。”李广田1943年写的《谈散文》，在指出散文的特点是“散”以后，又把它和小说、诗歌加以比较，说：“写散文，实在很近于自己在心里说自家事，或对着自己人说人家的事一样，常常是随随便便，并不怎么装模作样。”因为相对来说约束较少，在内容和艺术上没有很多严格的要求（自然，好的散文也是不容易写的），下笔比较方便，所以散文这种文学样式就比较流行起来了。
在散文中，首先要数随笔、小品等抒情和叙事作品的数量大，作者也多。如李广田、沈从文、高寒、马子华、沈沉、卢静、常枫、卢穆涛、李一生、包白痕、周辂、冷莽等，都有不少作品。写散文者，一般都是有所见、有所感、有时间就提笔，很少是拟好写作计划，一篇一篇写下去的。正因为是信笔写来，写所见事，表心中情，因而显得真实自然。它们反映了人们同仇敌忾的民族义愤，表现出真挚的希望；或描写劳动者的诚实、勤劳、善良；或叹息人生的艰辛，抨击政治的腐败，诅咒苛政猛于虎的黑暗等。总之，这些短小的文章合起来，就构成繁复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勾画了时代的风云，反映出人生百态。
其次是人物特写。如楚图南的《记杨保堃》，李广田的《到橘子林去》，卢穆涛的《怀巴金先生》，雷石榆的《战地的房东》，天明的《鼓的声音和田间的诗》等。《鼓的声音和田间的诗》写课堂上的一次朗读活动，记下了课堂上类乎“电影镜头”的情景和画面。“最后整个银幕上只有他（朗读者——引者注）这一个大头”，“他越念越响，巨大的声音震动着他颌下的长须”。作者预言，这位“大教授不久也会由听鼓的诗人变成擂鼓的诗人”。这样写，使人物具有立体感。
再其次是记事散文。如李寒谷的《撕包谷》，张天虚的《日本警察的巴掌》，曾昭抡的《驮马夫的生活》，施蛰存的《驮马》。《驮马》写了驮马队对抗战的贡献，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帮的情况。它以描写准确、语言简练、层次清晰而为人们所重视。
有些散文，则着重向人的心灵深处发掘。它们也写人也记事，但却突出客观事物所引起的人们思想感情的波动和激荡，有时还引发出某些含意深刻的哲学意蕴。如沈从文的《潜渊》，缪崇群的《叶笛》，雷石榆的《可怜的生》。《可怜的生》表现了作者对人世不平所感到的郁闷和愤激，也反映出自己心头的辛酸和愁苦。他说：多听一声不幸者的“哀诉，心头便多受一次针戳的感觉。我施予并非由于慈悲，我不反顾地溜走也并非由于无情。我只感到同样的命运的悲惨：流离，贫困，愁伤；也许有时比他们对现实更深的责问……或者对灾难的制造者更高的激愤”。这就如鲁迅所说的，先觉者在灾难的面前，将比一般人感受到更为深重的痛苦。
此外，还有众多的游记。已经成书的有：费孝通的《鸡足朝山记》，罗莘田的《苍洱之间》，张镜秋的《边荒》，彭桂萼的《边地的边地》等。冯至的《山水》、高寒的《旅尘余记》，虽非正宗的游记，但也写了在郊区、在外县的见闻、感想。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和曾昭抡的《大凉山夷区考察记》，记述边区和彝族聚居地区的风土人情，虽说考察者身有任务，并非游览，但将其当作广义的游记看也是可以的。此外，马梦良有《滇南杂记》《昆明风光》两书。《昆明风光》重视地方特点，介绍云南人的真实生活，具有浓郁的地方风味，使读者颇感兴趣。
还应当特别提到的是，不少文化人为了完成抗战任务，为了谋生，或为了在白色恐怖下隐蔽自己，纷纷到专县上去，生活在乡村、小市镇；就是生活在昆明的，也极大地改变了抗战前的生活方式，和房东、邻里、各色人等有了较广泛的接触。因此，他们的作品几乎反映了全省各地、各方各面的生活现实。例如，报道迤东各县情况的，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慰劳湘黔滇旅行团”的成员；描写迤南各地的，有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师生和缪崇群、张子斋、李乔等人；关注迤西情况的有李霖灿、李寒谷（写丽江、中甸一带）、费孝通、罗莘田（写大理、宾川）。此外，张镜秋写西双版纳；彭桂萼兄弟写临沧、双江；潘世澂、李生庄、白平阶写保山、腾冲；周辂、欧小牧写广南、丘北、砚山，等等。至于写昆明和其近郊者就更多，不胜枚举。
卢沟桥事变燃起了抗战的烽火，反映这一伟大变化的，首先是诗歌和简论。简论更多的带有政论性质，文学因素不浓，这里略而不论；而大量涌现的文学作品，主要是通讯、报告文学，则真实地反映了抗战的现实生活。其中集中报道的是：(一)关于滇军和鲁南战役；(二)关于滇缅公路的修筑；(三)滇西大反攻及其他。
抗战爆发后，云南组建了第六十军，于1937年10月离滇北上，参加鲁南战役和武汉保卫战。该军的一八四师，有一批文化人和作家，如张永和、张天虚（参加滇军之前，是丁玲所领导的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成员）、李乔、孟田等。他们反映滇军的通讯、报告文学有：张天虚的《运河的血流》一书以及《二十世纪的爬虫》《火网里》《饿》等；李乔从离昆出发开始，写到在鸡公山待命，在前线参加战斗；孟田曾以“应清”为笔名在《抗战文学》上发表了《突围杂记》《水》《冲过第二道拦阻线》等；此外，马子华有《血染的军旗》，张天虚有反映战地服务团工作和生活的《征途上》《行进在西线》《两个俘虏》，陈赓雅有反映东战场的《战区杂写》。
与组建六十军几乎同时，云南还成立战地妇女服务团（后易名为“云南学生军训练班”）开赴前线工作。该团有一批文学青年，她们也写了一组通讯。彭慧的《在前方山国的姑娘们》，是对该团工作的报道，突出了姑娘们忘我工作的精神和她们从文弱到刚强的转变。
滇缅公路的修筑是一项战略任务，当然也是文学创作的重大题材。这条公路是在海路中断以后，为接受友邦的援华物资而开辟的陆上通道。修筑下关至畹町的路段时，每日出勤民工多达十多万至二十万人。1937年12月开工，1938年5月竣工，为修筑公路而伤亡者达万人以上。英国《泰晤士报》在1938年5月一连三天对滇缅公路修通的奇迹作了报道。
反映这一震惊世界的壮举，乃是云南文学界的一大任务。报刊上发表了有关小说，《云南日报》还于1939年5月以“我们怎样修筑滇缅路？”为题发起征文活动；7月，该报刊出《一个尝试的收获》一文，介绍征文活动情况，并刊出获奖作品《小风波》《修路》。1940年6月15日，《民国日报》上的《云岭的脉搏》，写筑路工人在悬崖上工作的英勇行为以及壮烈牺牲的情况：他们用棕绳吊着在悬崖上打眼放炮，阳光、花朵、风、白云都在“鼓舞与赞美着这劳动者创造生活的艰巨”。然而，有时棕绳断了，“系不住死的翱翔”，劳动者壮烈地献出了生命。在此之前，1939年9月，木枫写过《一○六号桥——滇缅公路是怎样筑成的》。同年3月，萧乾写了《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文中说：在路面的修筑上，“不曾沾过一架机器的光”，民工们“铺土，铺石，也铺血肉”。结尾写道：“有一天你旅行也许要经过这条血肉筑成的公路。你剥橘子糖果，你对美景吭歌，你可也别忘记听听车轮下面咯吱吱的声响。那是为这条公路捐躯者的白骨，是构成历史不可少的原料。”这篇通讯，以事例典型、哲学意蕴深厚为特色。
1942年5月，侵略者进入云南境内，先后陷畹町、龙陵、腾冲等地，占领了怒江以西地区。1944年，我国部队在滇西进行大反攻，9月夺回腾冲并结束了两个多月的松山之战，共歼敌一万余名；后又克复了龙陵、芒市、遮放、畹町，并进入缅甸，配合盟军会歼日寇。这些战役引起了国际人士极大的重视，也为文学、新闻工作者所瞩目。反映这些战斗的，有潘世澂的《战怒江》、江肇基的《缅战随军回忆录》以及马尔俄、王乾、乐恕人等从滇西和缅甸前线寄回的有关反攻的系列报道。
《战怒江》的作者为昆明《扫荡报》采访副主任。他随军西进，深入怒江前线。该书于1945年3月初版，含《一寸河山一滴血》《血战来凤山》和《西线无名英雄群像》等15篇。作者目睹“先烈们，流一滴血，夺回一寸祖国的河山”，“淌着热泪写报道”。李诚毅在《序言》中说：《战怒江》“描写战斗经过之详情，阵地之工事，构筑之概况，战略战术之运用，战斗将士斩将搴旗之英勇，敌伪荼毒地方，麻醉民众之罪恶，无不绘影绘声”。费孝通的《序》则强调在“腐烂气息笼罩着后方”的情况下，该书增加了我们对军队的信心，也使自己“得了振作的信念”。但是，《序》的重点是鞭挞当权者“把人当成了畜牲”，所作所为“全是无耻”。此外，潘世澂还有《战时西南》一书，于1946年2月出版，但所收各文均写于1944年12月之前。其中的《滇西沦陷之忆》《西征行——从昆明到保山》等，均和滇西反攻战有关。
江肇基也在《扫荡报》任职，他写了《缅战随军回忆录》，于1945年4—5月间出版，共七章，十余万字。此外，还有王璧岑的《烽火滇西话征程》，由昆明大观出版社于1945年1月出版。它记载了滇西战况和慰劳中国远征军的经过。至于康朗的《火中的缅甸》所反映的时间则在大反攻之前，除介绍缅甸的风土人情外，还报道了“中英联军在缅甸战败的惨痛经验（过），华侨仓皇撤退的苦况”等。
从1935年《云南日报•南风》发刊之时起，云南文学界就强调发扬鲁迅的传统，大力提倡杂文。1940年8月创刊的《诗与散文》曾连载高寒的《悲剧及其他》。《生活导报》和《自由论坛》有“龙虫并雕斋琐语”专栏。但是，杂文（或称之为杂感）作为一种文体，是在抗战后期（从1944年开始）才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与讽刺诗同步，都是用来抨击社会的痼疾，戳破腐朽的毒瘤。
1944年5月7日，曾经是杂文重要阵地的《云南日报•南风》复刊出“新一号”。5月l4日，《中央日报•星期增刊》出“革新号”，“专载杂感随笔及文艺作品”，并开辟“棕榈轩詹言”专栏，登载小品文。7月7日，《云南晚报》副刊《夜莺》问世，其《前奏曲》说，副刊“想在这阴森恐怖的晚夜，竭力挣出一点声音，警惕正熟睡着的人们，张开了眼睛，看一看他们周围的世界”。从这一天开始，副刊就开辟了“野草闲花馆漫谈”专栏，连续刊载了不少杂文。8月13日，晚报副刊的《征稿启事》希望来稿是“多带社会性的杂文及当地一般人所关心的问题之‘侧面评论’”。
云南抗战时期的杂文作者中高寒、张子斋成绩较为突出。胜利以后，异军突起的是欧小牧。在1945—1946年间，他还创办了以刊载杂文为主的杂志《匕首》和小报《高原》《白鸥》。
在抗战时期，尖锐、深刻的杂文时有出现。如艾思奇的《再谈面子》，闻一多的《龙凤》《可怕的冷静》《关于儒•道•土匪》《人•兽•鬼》和《最后一次的讲演》等。闻一多是学者、擂鼓的诗人、战士，他的杂文以其深刻性和一往无前的巨大气魄为特征。王了一的杂文也颇多精彩之作。此外，王子近（白浪）的《如果真是爱聂耳》、刘克光（史劲）的《借镜与忌镜》也为人们所重视。
如同任何文体一样，杂文的拔尖之作只是少数。张子斋在《关于杂文》中指出：“发表于昆明报章杂志上面的杂文，技巧上虽不算成功，但内容上却大体能够反映现实。”秋帆在《说杂文》里指出，杂文要具有形象特质，如果“舍弃了‘文艺性’的重要因素，还能算是‘杂文’吗？”因此，由于某些杂文的质量不高，就说杂文“遏止了伟大作品产生的机会”，或者攻击杂文是什么“鲁迅文谱”，这就明显是错误的、违背了文学历史真相的攻击了！
在抗战时期的散文中，云南的自然风光、社会情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反映。写游记者，大多把山川名胜和人文景观结合起来介绍，如《鸡足朝山记》就有强烈的人间烟火味。因此，游记既可以作“卧游”之具，也具有益智之功。至于河山、人物笼罩着民族战争的烟云，这也是很自然的。
抗日战争对民族精神进行了一次大涤荡。在文学界，一味热衷于风花雪月，沉迷于超然物外的思乡、怀人的生活咏叹者少了。有一批作者冲上了第一线，为民族解放斗争呐喊，向丑恶势力发起进攻。他们在思想战线上跃马扬鞭，意气风发。另外，还有较多的人则处于一面战斗、一面又感彷徨的境地。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思想认识等方面的原因，他们不满意社会现状，要求变革；另一方面，又和社会中坚力量之间有若干距离。于是，愤怒中有愁闷，进攻时也有所彷徨。但是，从总的倾向看，这部分人总是日益贴近抗战的现实。例如，闻一多从“何妨一下楼”主人变为拍案而起的勇士；冯至和王了一最终也接近了时代的主流。这不正是万流归大海，体现了时代的客观发展趋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