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图南（1899—1994），原名楚方鹏，云南文山人。曾用名（含笔名）有高素、高寒、楚曾、阿囊、介青等。他于1937年底从上海回到昆明；1946年8月，离滇赴上海。从1986年起，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抗战时期，楚图南出版的译作有《大路之歌》《枫叶集》；著作汇集出版的有《悲剧及其他》《刁斗集》和《旅尘余记》三书。
《悲剧及其他》于1940年9月出版，是“诗与散文丛书”之一。所收作品为《悲剧及其他》《流矢之歌》《铁塔之什》《三礼赞》四辑。《悲剧及其他》这一辑，为1930年7月间写“在泰岳下”，是在山东任教时所作。《铁塔之什》大约写于1934年，那时他在开封北仓女中教书。其他各篇，大半曾在《云南日报》《诗与散文》等报刊上发表过。作者在《校毕记》中说：书中各文，“多为怀人，怀地，怀事之作”；“检点旧稿，如同旅人一样的又回视了岩壑上的旧迹，只不过增添心中的微微的黯然而已”。该书着重于议论和抒情，思想深刻，文词优美。他笔下的铁塔，虽孤独但却“倔强而庄严，如同挺然昂然的撑天的铁柱”；他写孤雁或孤雁所谱出的声清而悲的寂寞之歌；写尾生的故事，表现出自己焦急的心情和辛苦的“长久的期待”。这些话都寄托着深沉的意思。他到开封时，和中共党组织暂时失去联系，心中有压抑感、孤独感。但是，文章在表现心情苦闷的同时更多的是表现出真诚的希望和坚定的信心。
《刁斗集》由天野社于1943年11月出版。1947年、1948年，分别由贵阳、上海的文通书局再版并增收了若干篇章。文章分为九辑，选录回滇以后的作品，有学术论文、评论、人物速写、散文等。该书的《题记》写道：命名“刁斗”，是表示对后方黑夜的警惕，“即使是一个没有武装的岗兵，在黑夜中，在黑夜中的后方，也一样的得清醒着，准备着，也是戒惧着，长久历史的社会的潜伏在后方的敌人”：反动的理论、学说和思想。在《校毕记》里，作者说自己从来“还没有想到凭着幸运的天机和良缘，稳坐在精致的暖阁，制造成专家或学者，也没有想到高据崇宏而幽雅的象牙塔，啸傲烟霞，放怀情思，成为白嫩皮肤的文士和诗人”。这都表明，作者自觉地坚守在理论、思想的战斗岗位上。
《旅尘余记》虽然迟到1948年3月才由上海文通书局出版，但其中的《碧鸡关的故事》（又收入《刁斗集》）、《记棕树营》《路南夷区杂记》均写于抗战时期；附录有《开封随笔》（即《悲剧及其他》中的《铁塔之什》)。前三篇含散文和史地札记22题。作者在《题记》中说，这是“一种生活的陈迹”，“是一种工余或课余的消遣”。但实际上，它是对当时种种严酷现实的真实而深情的反映。例如，作者在棕树营只住了82天，但他却心情沉重地自责，为“不能和她一起平分了时代和命运所给与她不幸的一切”而感到内疚。他把这贫穷、愚昧的农村看作“受难的母亲”，“怀着感恩而赎罪的心情”写下了《记棕树营》这一组速写或回忆。
除上述三种书外的文章，楚图南曾拟选辑为《荷戈集》出版，秦贤次编著的《抗战时期文学史料》已录入书名，但遍寻未获。楚图南说：“《荷戈集》编好后交黄洛峰，但他本人未见过该书，可能没有出版。”
总观楚图南抗战时期的作品，有下列特点。
第一，善于从宏观上考察历史和现实，颇有真知灼见。如《云南文化的新阶段与对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一文，视野开阔，富于历史感，事实上是为《昆明杂记》风波作了深刻的总结。《防护精神或道德上的国土》则把对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不良倾向的批判提到战略高度上来认识。当时，这类批判文章不少，但多半是就一时一地的局部问题来立论。楚文则从地理上的国土的沦丧，说到人们精神状态的萎靡、麻木，指出这种精神上的解体更令人触目惊心：“前者的危机，是自作的，是永久的……如果精神或道德上的国土已经丧失，则地理上的国土的恢复，自属不易……”而收复精神或道德上的国土，必须和实现民主政治紧密联系起来，除此以外“很少有别的捷径”。这种论述，不仅有理论的深度，还有较强的针对性。
对云南文学界，楚图南更是给予密切的关注。他虽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系主任，但工作重心却放在抗日救亡，放在组织和宣传各种进步活动上。他担任了“文协”云南（昆明）分会的领导工作，也是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的领导成员。他撰写了《抗战文学的现实主义与云南文艺》《抗战文艺的战斗性和地方性》《文艺工作者怎样充实和武装自己》《一年来云南文化工作的检讨》《抗战第六年代文艺的检讨》等具有指导性、总结性的文章。他还参加1938年“九月文艺竞赛”的组织、评审工作，写了《忠实于自己》的评审意见。他强调，哪怕是“幼稚而真实的写作”，也远胜过那些“夸张的美妙的作品，和空想的欺骗的文字”，因为“那是权威者粉饰太平的工具，和沙发里面的游惰的绅士和少女们的小摆设”。总之，他对文学界思想界的情况常常从大处着眼来考察，不少文章关注的是长远的根本的问题。
第二，他立足于火热的中华大地，作品描绘了平凡的或不平凡的人生。他的《悲剧及其他》，以壮美为特色，富有阳刚气息。如《太阳札赞》中的太阳，在和夜进行殊死搏斗，“面上浴着血，心中暴燃着火，如猛狮一样的挣扎着”，涌现在东方；它“赤着两腿，站在火焚和血染的光之湖里……并没有着凯旋者的骄傲，仍然有着战斗者的沉凝和戒备，所以万万只的金箭，密排在彩云里，弓弦不响，充血发光的眼睛，也正在搜寻似的向着远处的四方张望”。这人格化了的太阳，形象鲜明、新颖、高大，寓意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他的文字就从激越、优美、壮烈而趋于平实、素朴、丰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行走在天空或梦幻中的步履。已渐渐地踏在人间，踏在人间的泥土里了”。和《悲剧及其他》的重抒情和议论不同，《刁斗集》的人物速写、《旅尘余记》的乡镇万象，就以叙事为主，所写均颇有深度，颇具特色。如谈论聂耳时，从他接受民间音乐的滋养和经历生活的磨炼，说到他的歌曲使“本已抽空了内容的音乐，又从新有了新的实体”；“奴隶们听着他的歌唱站立起来了！青年，工人，筑路者，都听着他的歌声而挥舞着铁拳了。”写张天虚，强调他克服失恋的巨大痛苦，“如古代拔矢啖睛的战士一样，以绝大的毅力，征服了痛苦……既不恨妒，也不感伤……将这种痛苦，融溶在更大的爱情，和更紧张的工作里面”，写得颇有新意。再如写郑一斋，突出他对人才的爱护，写他对因抽大烟而消磨了雄心壮志的天分极高者惋惜不已，说“这龙得让他不要躺在床上才好”。上述诸篇，均写出人物某些方面的特色，体现了黑格尔和恩格斯所说的“这一个”的精神，即具有其典型性。
《旅尘余记》中的《碧鸡关的故事》和《记棕树营》，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其中有火与血，有巨大的痛苦、深沉的悲愤和强烈的希望。战士倒在路边，肌肉抽搐，口吐白沫，寂寞地死去！人民“饥饿、贫穷和过度的劳苦……未老先衰……半赤裸着身体的孩子们，亦很少五官周正而健全的。老年的妇人，脖颈上且多硕大的颈袋”。在棕树营，四围优美的风景和村落的“破烂残缺，灾害和不幸”形成强烈的对比。人们夜里只能用苦蒿薰蚊子，一旦燃尽，蚊子便“如雷鸣一样的向人复仇和示威”。孩子把死老鼠“提在手里作为珍贵的玩具一样”。除了天灾，还有人祸。封建的制度、意识，多如牛毛的门户捐，使人们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痛苦、不幸更为深重。作者写了种种惊心动魄的事实，怀着殷切、悲愤之情揭露“广大不仁的社会”。他希望妇女挣脱“孽债纠缠”的人生，祝愿孩子能健康成长，盼望为抗战流汗流血以至牺牲的兵士能得到人们的关怀和尊重！
第三，楚图南的作品，颇受鲁迅、尼采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悲剧及其他》一书中。它的深邃和精辟，显现出鲁迅的《野草》和杂文的神髓；有些篇章，是对鲁迅思想精义的发挥，如《两头蛇》《牺牲》等。此外，他还写了《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鲁迅的学术上的新精神》《从生活的不断的发展和创造去认识鲁迅》等文，宣传鲁迅的思想，提倡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1944年，在筹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中。楚图南还在《刁斗集》的扉页上题了鲁迅的“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的诗句，赠给石屏师范学校，用以激励青年学生。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楚图南在牢狱中曾翻译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看哪这人》。他喜欢尼采，《悲剧及其他》中的若干篇什里，都直接引用尼采的话，颇有类乎《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地方。他说，这两本书，那是“扪着铁的严肃，在死的战栗，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的译作。当时，他欣赏尼采，对尼采作品中“那种反抗社会现实，冲决一切罗网的呐喊”和“仇恨现实，憎恨‘狼群’社会的思想”产生共鸣。但是，这只是类似而不是相同。他在《〈看哪这人〉译序》里说过：“在中国，一切正在变动之中，介绍或研究尼采，亦只能强调了尼采对于时代的叛逆性、革命性、乃至进步性即得。”例如，尼采的超人是站在云端，以蔑视的态度俯瞰芸芸众生的。尼采的立场和楚图南在《天才》《太阳礼赞》中所表现的可说是格格不入。楚图南憎恨“天才”和“神灵”，他的着眼点是“最平凡的人间，最低卑的地狱”。他是从自己所理解的角度、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去接近尼采的。
从上述的举例和分析，从《人才与奴才》等文中，可以看出楚图南所受鲁迅、尼采精神的影响。但是，尼采对他的影响，在抗战的中后期，从形式上看不很明显了。他在《〈看哪这人〉译序》中说过：“人在少壮时喜于攀登绝壑奇峰，而在壮年之后，则更趋向于‘踏入现实的人境’。”这表现了作者的成熟。但是，不管在少壮时还是壮年之后，总有“一种一贯的精神或一致的企求”，这就是鲁迅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人民事业而奋斗不息的决心以及尼采的对旧社会的反叛性对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