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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沈从文在云南

日期: 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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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有上官碧等,湖南人。抗战爆发后,他由北平回到湖南沅陵。1938年春,经贵州来昆明,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讲授“各体文习作”和“中国小说史”等课程。1946年夏离开昆明。他在云南这8年间,除了教学外,还从事文艺创作和著述,并参加云南文艺界的一些活动,在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沈从文和云南发生直接关系,可以追溯到1930年。该年7月23日,他曾给云南文学青年杨南生回信,谈及上海出版界的不良风气,劝告杨“多作而少求发表,于自己益处实多”(见1931年4月《朝曦》创刊号“通讯”)。1934年8月16日,他赞扬马子华的稿子“极好”(见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1935年8月28日,对李寒谷提出多写多看以及写文章时要快刀斩乱麻似地删去旁出的枝蔓等意见,还说:“写作是生活,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终身忠实于写作,努力于写作。”(见《文艺季刊》创刊号)

  沈从文到达昆明后,据说“收到了老舍的一封来信,请他出任云南‘文协’第一任主席”(见凌宇之《沈从文传》第371页),他没有答应。1939年1月,被选为“文协”云南分会第二届理事会的理事,但他并没有参加多少活动。不过,沈从文十分关心文学青年的培养,告诫他们要锲而不舍,胸怀大志。他反复地对他们说过这一类的话:“从事写作,目的远,理想大,不因小小成就自满,也不因一时无出路灰心。”(见《警钟》第五期之《谈到写作》)曾得到他的帮助和受过他的教益、影响的文学青年有:汪曾祺、林蒲、刘北汜、赵瑞蕻、程应镠、虞籍、卢静、白平阶、马瑞麟等。汪曾祺曾说,沈从文“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常去金鸡巷联大学生的住处聊天,无形中形成一个文艺沙龙,给青年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汪曾祺还说:“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可说是乐此不疲。例如汪“在1946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据回忆文章,沈从文经常为林蒲、刘北汜、程应镠等修改文稿。正因此,余爽仁说:“在西南(简言之,在昆明)……有许多作者……直接或间接地受了沈从文先生的影响,在态度,取材,和描写上都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余爽仁:《文艺上的全面战》,刊于上海之《读书月报》第1卷第12期,1940年2月1日出版。

  从1939年起,沈从文主编《今日评论》的文艺稿,推出了方龄贵、白平阶、李霖灿、汪曾祺等一批新人。1945年,他主编昆明《观察报》副刊《生活风》和《新希望》,坚决摒弃“离奇不经的文坛消息,新式八股的理论批评”,反对“以取悦读者为目的”的编辑态度。他的《五四节谈谈报纸副刊》《怎样办好一份报纸》等文,强调报纸副刊对文学事业的意义,说副刊是青年作家的训练场所,指出云南的报刊对这点不够重视,并说如果报刊“出版一年半载,发现三五个有希望的作者,发表几篇有价值作品,不失其为‘成功’”。在这方面,沈从文是一个有心人。

  抗战时期,沈从文出版了散文集《湘西》和小说《主妇集》《长河》。《主妇集》所收五篇,写于1935—1937年间,均为抗战以前的作品;《湘西》《长河》写于1937与1938年之交。虽说它们是在昆明才最后写完或修改定稿,但所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长河•题记》),和云南文学的关系不大、不直接,不宜作为云南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加以论述。

  沈从文的散文,往往融写景、叙事、哲理为一体,文笔优美、流畅、新鲜。如《云南看云》,从各地的云说到云南的云的特点是素朴,“似乎是用西藏高山的冰雪,和南海长年的热风,两种经过一种神奇的手续完成的,色调出奇的单纯,惟其单纯反而见出伟大”;就是黑云,也无沉重感,是“黑而秀”。文章进而从当时一般人追求“法币”“赚钱”而说到关于云南的云的摄影展,对观众有陶冶作用,引人深思:“使我们习惯于向远景凝眸,不敢坠落。我以为这才像是一个艺术家最后的目的。”又如《烛虚》,鞭挞浑浑噩噩、苟且偷生的废物,着眼于青年人健康的人生观和向上奋进意识的培养。他也不时解剖自己,表现了对社会上恶劣现象的怨懑和自己的一些悲观情绪,如《潜渊》里说:“我目前俨然因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但这仅是他思想中不占主要地位的一方面。他并不真的悲观,并不想遁世。试看下面的文字:“我……骑上一匹栗色瘦马,向西南田埂走去。见西部天边,日头落处,天云明黄媚人,山色凝翠堆蓝。东部长山尚反映夕阳余光,剩下一片深紫。豆田中微风过处,绿浪翻银,萝卜花和油菜花黄白相间,一切景象庄严而兼华丽,实在令人感动。”这里的斑斓色彩,正反映出作者的入世态度和对生活的热爱。他在创作中,对美好的事、人、物,不遗余力地加以颂扬。在《致李寒谷》中说,自己侧重“写中国人的美德,发扬中国人的美德”。有所爱就有所憎,爱之切就恨之深。

  他讽刺希特勒、墨索里尼在集会上“装作雄鸡姿势”,讥笑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则“决不会比一个二等兵乐意把头多昂起一英寸”。他的思想认识的这两个方面,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早就说过:作品中,有“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

  从沈从文的整个创作情况来看,在云南时期,不能说是丰收的。同时,他的有些作品,不免有冗长之缺点;或者在内容的表现上有意朦胧,使读者感到难于掌握和理解。他在《动静》中所写的年轻的上校团长,有所拔高和美化,文字就不如《王嫂》那样朴实。不过,从总体来说,沈从文在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上,地位是比较重要的。一是因为他确实写出了一批反映云南生活的较好的小说、散文,写出了一些颇有深度、力度的论文、评论;二是因为他敢于面对严峻的人生,袒露自己的矛盾心态,同时,他所表现的对民族未来的热切追求,心理分析的深度以及愤世嫉俗之感的强烈,都颇具特色;三是他在思想内容和文学表现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在他的笔下,有现实主义的精雕细刻,有浪漫主义的丰富神奇,有意识流手法的运用,有心理活动的洞幽触隐,有宗教情绪的渲染,有人生内蕴的探索。他在《致桂萼》中说过:如果“想使这个文学运动有点好成绩表现,一定还得一些人来低头作各种试验,并将超越流行文学观点上,从各种方面产生些形式内容不同的作品”。因此,他的探索和尝试,不论成功与否,都和前述第一、第二两方面一样,为云南抗战时期的文学以至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沈从文是《战国策》的主要撰稿者之一,他在上面发表的作品有《烛虚(一)(二)(四)》《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废邮存底》《读英雄崇拜》《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小说作者和读者》《谈家庭》。另外,重庆《大公报》的《战国》副刊,还刊载了他的《对作家和文运的一点感想》。1940年11月20日,《战国策》社为范长江举行晚餐会时,沈从文和林同济、陈铨、何永佶等均以主人的身份出席。范长江在《昆明教授群中的一支“战国策派”之思想》一文中说:“沈从文教授只表示他对《战国策》的看法只是一种‘政治的抒情’,始终不脱他文艺家的作风。”施蛰存在《滇云浦雨话从文》中说得更为明确:“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以为是他在四十年代初期和林同济一起办《战国策》……从文的名誉却因此而大受损害。”

  一个刊物、一个团体、一个流派,一般总有其特定的思想倾向和创作倾向,但在成员内部也不可能划一不二,有时甚至会发生对立。例如在创造社中,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王独清等的情况就有颇大出入。后来,郁达夫退出,张、王两人终于和创造社的大多数人分道扬镳。又以《七月》来说,被列为“七月派”的人们,胡风、路翎、艾青、田间等也不完全相同。创作社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七月派”的代表人物为胡风,“战国策派”则以林同济、何永佶、陈铨为核心。这些人的思想、创作即代表该团体、刊物、流派的主要倾向。自然,在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的,不一定就隶属于该刊物所代表的派别,如冯至、费孝通、陈碧笙等曾为《战国策》撰文,但似乎并没有人把他们称之为“战国策派”。李乔在《七月》上发表过《堪察加上的昆明》,但他并不属“七月派”。沈从文呢,虽然他在政治思想和对文艺的看法上,和林同济、陈铨等并不相同,但他和其他主要撰稿者是熟人,在生活上以致思想感情上比较接近。尽管他没有参加该刊的编辑工作,但他和该刊的关系确乎相当深。因此,在当时,“人们都以为他是‘战国派’”(《真报》第111期)。现在,不少人仍认为他和《战国策》的关系密切,应该说这是有根据的、符合实际的。

  沈从文在《给一个军人》中说:“你看过《战国策》,怎么会把我和陈铨先生主张并提?怎么会以为我是和他同在赞美超人英雄?……把我和他并提,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在小刊物上写杂感时的技巧,与事实是完全不相符的。”在这里,他只是反对把自己和陈铨的主张混同(特别是在英雄崇拜问题上),但并没有说及和《战国策》这本刊物的关系。其实,沈虽然属于“战国策派”,但从《读英雄崇拜》等文可以看出,在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在宣扬法西斯思想和鼓吹英雄崇拜上,他的确和《战国策》之主流派存在着分歧乃至对立,对这种情况,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林蒲在《沈从文先生散记》中曾说: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沈从文“受到了左的或右的打击。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他是默默在固执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子。”(《我所认识的沈从文》第173页)这比较好地概括了沈从文在云南期间的处境和心态。沈从文也多次谈及相关的问题:在《时空》中讲过“寂寞的死”;在《从现实学习》里,说到在昆明的年月,“相当寂寞,相当苦辛”;在《散文选译序》中,甚至说他一生所写的散文,都“带着一份淡淡的孤独悲哀”。

  沈从文所教的主要是新文学,并从事文艺创作,这被守旧的研究国学的教授瞧不起,认为没有学问。社会上也有人无端地攻击他“根本谈不到什么派,也就始终谈不到思想”。这些毫无根据的贬损,自然是不足为训的。沈从文是民主个人主义者,希望国家、民族独立、进步。他疏远政党及有关组织的功利目的,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拒绝外来的政治干预。因此,他就往往受到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压力,感到不被理解的苦闷,感到孤独和寂寞。

  1939年和1940年,沈从文写了《一般或特殊》和《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修改稿在收入《云南看云集》时,易名为《文学运动的重造》)等文章,强调文学有特殊性,和一般的政治宣传品有区别;说专家和作家要“埋头做事”“沉默苦干”,和“统治者或指导者,部长或参政员”有所不同。他反对文学事业“过度商品化与作家纯粹清客家奴化”,不能屈从于商业和政治的压力。这是沈从文的一贯思想,有其合理性,但他不应把一般和特殊截然对立起来。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争取抗战胜利是全民族最大的目标,谁也不应例外。这对文学事业影响既深且巨。作家为了民族的解放,有些人从过去认为至高无上的文学殿堂中走出来,以手中的笔为抗战呐喊,哪怕暂时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也不应把他和“社会真正的进步”对立起来看待而加以指责。因此,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就有不合时宜的一面,有其片面和偏激之处,曾受到巴人、杨华、郭沫若等人的批判。郭文中说:“抗战期间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而竟目之为‘从政’,不惜鸣鼓而攻,这倒不仅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诬蔑!”(《新文艺的使命》)

  沈从文还在1939年10月28日的昆明《中央日报》和《战国策》第八期上发表了《时空》[即《烛虚》(三)]和《烛虚(四)》,也受到人们的批评。但是,这批评与其说是针对文章本身,不如说是由历史原因而引发的。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沈从义对左翼文艺就有微词,后来甚至说过“江西一隅某种势力五六年的负嵎自固”《云南看云集》,1943年版,第103页。一类的话。他在京派、海派之争中的立场和一贯鼓吹人性(如说自己拟造的“希腊……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淡化同政治的关系等,使人们对他形成了某种固定的看法。所以,在《烛虚(三)(四)》当中,尽管写明要“走出这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希望获得“新的生活”“新的信心”;尽管写明为了“民族目前或将来”“懒惰不得”,应该有“远虑”;尽管在当时,沈从文在本质上并不是虚无主义者和悲观论者,可是,在《云南日报》和桂林《救亡日报》上,他仍受到指责。在西南联大的壁报上,学生也批评他“打起消沉的旗子”(见1939年12月5日昆明《民国日报》)。正因为这种先入为主的认识,沈从文在《战国策》上所发表的颇有思想力度的《读英雄崇拜》一文(这是批评《战国策》主流派观点的第一篇论文)就没有被当时评论家所重视。

  沈从文受到从“左”面来的批判,没有得到“左”面文化人的理解;同时,也受到“右”面来的压力,和“右”的文化人也有距离,这就使他感到寂寞和孤独。

  在《从现实学习》一文里,沈从文曾说:“我的作品一部分,又受个愚而无知的检查制度所摧毁。”在1942年写的《长河•题记》中,他说得更详细:《长河》因忠实于生活(它触犯“新生活运动”和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在“目下检查制度”之下,“不免多触忌讳”;它“最先在香港发表,即被删节了一部分,致前后始终不一致。去年重写分章发表时,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载。到预备在桂林印行送审时,且被检查处认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为辗转交涉,径送重庆复审,重加删节,经过一年方能发还付印”。据金介甫说,除《长河》外,《云南看云》《记丁玲续篇》也被查禁;“检查官还不许印行沈从文近30种文集,前后达4年之久。有9篇写农村的小说虽然过去已印行过,依然被加上‘与抗战无关’的批语不许再印”《沈从文传》,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244页。。我们从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处的档案资料中还发现,他们对沈从文是持怀疑态度的。如1943年10月,在《著作家著作状况调查表》(草稿)中,即说沈从文之思想倾向“混乱”;在备注栏里,说他的“党籍复杂”。1941年5月份的《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工作报告》写道:“联大及云大两校,有少数教授,恒喜写作带有讽刺性之小说,多半对现实不满,故一面采用私人感情上之积极联络,以期转变其态度,一面严格采用原稿审查办法,对于捕风捉影不利于抗战建国之言论,一律不予通过。”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谈到:“最近本人把所有作品重新整理付印时,每个集子必有几篇‘免登’。”由此可以看出,所谓“多半对现实不满”的教授,显然包括沈从文在内。他的讽刺性的问题小说《乡城》在香港刊出,大概也和云南的审查原稿的做法有关。

  从上述情况来看,沈从文在抗战时期,思想处于比较尖锐的矛盾之中,时而积极,时而消极,经常进行着“对生命有计划对理性有信心的我”和“宿命论不可知论的我”的交战(见《水云》)。这种矛盾、交战,在《烛虚》的系列文章中表现得较充分。沈从文强调要进行以“改造”与“做人”为目的的新式妇女运动;认为作家应以自己的文字,使生命死亡之后,其神采、精神仍“煜煜照人,如烛如金”。他反对思想的麻木、停滞;主张应有远大的理想,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厌恶有些人把“有用脑子转移到与人类进步完全不相干的小小得失悲欢上去”。另一方面,他因“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连“场面上人”也如同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等而深感失望,哀叹自己的“生命俨然只淘剩一个空壳”,因而“常常想到死”等。“右”的力量对他的压迫,就因为他对丑恶现象、强权统治的抨击;“左”这方面对他的批判,就因为他的消极、悲观。但是,沈从文这两方面的思想不是均衡发展的。他在袒露自己消极思想的同时,预见到可能有人据此而判定他是厌世主义者,因而声明“事实上我并不厌世”;吐露胸怀中的郁闷,不过是“稍稍休息,缓一口气”而已。他认为“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自己要不懈求索,“翻到个人所能翻看到的最后一页”。从沈从文一生,特别是抗战时期的表现来看,他始终坚持着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原则,虽然思想有矛盾,但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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