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虚（1911—1941），原名张鹤，云南呈贡人。他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抗战前一年，他从日本回国。1937年初，到山西太原参加军训，后转延安，于8月参加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曾任通讯股长，在陕、晋两省工作。1938年初，奉调从山西到湖北，入滇军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政治部，后参加徐州大会战和鲁南突围战役。1939年初，经桂林回昆明，在中学任教。年末，拟再往延安，但因故未能成行，乃奉命到缅甸仰光，在《中国新报》任职。据说他为该报写的文章为数颇众。1941年初，他因病回昆；8月10日，逝世于呈贡。茅盾认为，张天虚“是一个朝气蓬勃，很有才华的青年”，“假如他活到今天，一定是革命文坛上的一员战将”。郭沫若在为张天虚写的墓志铭中，把他和聂耳并列，称之为“西南二士”。文中写道：“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弦歌百代，永式壮图。”
张天虚的创作，抗日战争以前，有长篇小说《铁轮》；抗战期间，有诗歌《我是放出了一星燃烧世界的火种》《望寒衣》《恋战场》，还有小说《王疤脸和小朱》，文学论文《致力文艺者的新性格》等，但他主要是写报告文学。他的干粮袋里有墨水和稿纸，在行军的间隙，枕头就是写字台。由于他的勤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写出了下列作品：
（一）《征途上》。记述从延安到太原的经过，含《出发的送别式》至《临汾到太原》共13题。该书1938年2月24日完稿于汉口，1938年6月初版，为“战地生活丛书”第五种，由汉口的上海杂志公司发行。
（二）《行进在西线》。《后记》中说：该书“是《征途上》的继续，是西北战地服务团和我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第二时期生活和工作的纪实”。书中收《在太原》至《别了，西战场！》共l4题。该书于1938年2月20日完稿于汉口，1938年3月初版，属“抗战动员丛书”，由汉口大众出版社刊行。
（三）《两个俘虏》。记述两个日本俘虏在我军的帮助、教育下，从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到转变的过程，是一篇两万多字的报告。该书1938年2月5日定稿于汉口，同年3月20日由上海杂志公司在广东刊行，属“战地生活丛书”第二种。
（四）《运河的血流》。记述作者随滇军参加徐州大会战的情况，含《赴前线去》至《狂风暴雨中的夜袭》等共18题。该书1938年8月3日在湖北咸宁完稿，1939年6月初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总经销。
除上述四种书所收集者外，张天虚还有报告文学作品《二十世纪的爬虫》《血肉筑成的长城》《杀过单城集》《火网里》《“肝气”的使用》《战士、伪军》《消灭死角》《蛇蜕皮》等，约20篇作品。其中，有关鲁南突围者，曾以《火网里》为名交读书生活出版社印行，已排了版，但因广州陷落而半途夭折。他的报告文学，成就颇高。《两个俘虏》以及单篇《二十世纪的爬虫》《火网里》《饿》均被选入“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中。这些作品具有下列特点：
（一）敢于面对严峻的人生、艰苦的战斗。如果说，在《雪山道中》等篇里，人们要战胜的是山的高峻、雪的严寒、路的泞滑，那么，在《火网里》《“肝气”的使用》中，人们就要吃从来没有吃过的大苦，经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艰难险阻，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受到多方面的磨炼。在突围时，长时间的急行军，天上有敌机在扫射、轰炸，地上有敌人交叉火网的层层封锁；一连多日的缺食少眠，人疲乏得“脑筋像也特别变得迟钝……失去了有系统地思索的能力；脚像铅柱，没有神经和血管流贯在上面，只是机械地向前移动着”“人们所有的气力都由骨髓里挤榨出来使用”，人已处于临近昏迷的状态。写徐州大会战，他敢于写我军猝然接战时的慌乱、挫折、牺牲；在《指挥所里》，正面描写了师长和副师长的矛盾冲突，把勇敢和怯懦同时表现出来。在突围时，作者承认自己“本来是要想逃生的”，但当遇到散乱的也是想逃生的战士时，他身上的政治工作者的责任感升华了，毅然从逃生变为出头召集、组织、带领被冲散的战士去战斗，虽然他明知“这希望是异常渺小的”，“绝少生还的希望”。为了慎重起见，他在夜里摸索着写下了遗嘱：“同志们，请转告我所有的同志和朋友，不要念我，加强斗争的决心和信念，相信中华民族是会在艰难困苦和错误当中挣扎进步和健全起来。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有充分的把握。踏着我的血路来！”虽然如此艰苦、如此危险，但作者在1939年底准备去延安之前，仍写了《恋战场》一诗，说自己的灵魂在寂寞的家乡哭泣，企望战场“把我的灵魂解放，／仍在那／战争的太空翱翔，／让我仍／游泳在火海，／呼吸着烽烟，／让我底心弦，／弹奏着战斗的交响”。这说明，他的报告文学敢于直面严峻的人生，确实是一个战士情怀的真实反映。
抗战初期，报告文学蓬勃兴旺，它“鼓起了大众舍身杀敌的勇气，加强了大众最后胜利的信心”1938年3月27日《新华日报》。，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它的不足之处则在于有些人由于生活不充实，他们写未经历过或未深入的生活时，往往用主观的想象来代替对现实生活的描写，或者用廉价的乐观来回避血与火的冲突。这类缺点，张天虚的作品得以避免，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曾亲临前线，经历过炮火的锤炼和生死的搏斗。
（二）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抗战那个伟大的时代。张天虚对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生活、工作，对徐州大会战、鲁南突围的情景作了真实的描写。西北战地服务团隶属于十八集团军，它的活动与朱德、任弼时、周恩来以及阎锡山等有关，书中对此有珍贵的记录。《行进在西线》还写到托派：张慕陶“不敢以真实面目和姓名见人”，而以“马参议”的身份和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一些成员会面谈话；他被驳得“无言可答，东吱西唔的胡乱拉扯”，现出了一副狼狈相。张天虚的有关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报道，还表现了人民对抗日、对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由衷拥护。如在韩村，临别时，四十多岁的房东感动得哭了；在范村，因为服务团和游击队解决了抢掠的溃兵，“老百姓们深夜鹄立街头”热烈欢迎。另外，他还描写了革命者意气风发的精神。过雪山时，团员一次次跌倒，躺在烂泥中，或者鞋子深陷泥泞中而失落，只好光脚奔走，可是，他们仍谈笑着相互鼓劲。下山时，竟走在同行的老战士的前头，虽然有人已是“一脚的鲜血”。在延长县的街上，还出现了“拖着扫把路上前来迎接”的教育部部长徐特立的特写镜头，实在令人敬佩。又如《行进在西线》对服务团的负责人丁玲的描写：“共同工作的半年来，我才知道了丁玲的超乎一般女性的能力，不在于她是一个前进的文学家，她还有一套由于刚强坚顽的性格出发的政治手腕……难怪日本帝国主义者把她估价成中国唯一的女英雄，要他们女子作模范了。”她的脚起泡了、溃烂了，“许多人坐车，她几番叫我去坐，而自己却不坐；别人叫她骑驴也不骑”。这确实给人以“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印象。
如果说，西北战地服务团是以宣传为主要任务的团体，张天虚等是以笔和嘴来宣传抗日，那么，他后来所在的滇军一八四师，则处于战争的最前方。张天虚亲历残酷的战斗，听着枪声炮声，触目的是鲜血和死亡。在《饿》《火网里》《“肝气”的使用》中，一次次把生命的承受力推向极限，但又终于闯出了活路。和张天虚一道执笔撰文的，还有李乔、孟田、马若璞，他们共同对滇军的浴血奋战加以赞颂，表现了抗日战场上另一个侧面的真实情景。
（三）在艺术上的追求和尝试。张天虚在《南方》上发表了《关于文艺通讯工作》和《文艺通讯概说》两文，这可能是他在1939年暑假期间授课的提纲。他在文中总结了自己的写作经验，提出写文艺通讯，中心思想要明确，立场要坚定，不要讲空道理，不要“雕琢堆砌的空虚无物的句子”等七点意见。如果联系他的文艺通讯，就可以看出他在艺术上的追求。例如《两个俘虏》和《战士，伪军》，在写作时采用了新的视角。茅盾指出，一般作品写敌人士兵时，“不是写成了怕死的弱虫，就是喝血的猛兽”；而《两个俘虏》一书，却“展开了敌军士兵的心理，指出了他们曾经怎样被欺骗被麻醉，但也指出了欺骗与麻醉终于经不起正义真理的照射”。也就是说，把俘虏当作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人来看待，环境、条件变化了，人也就可能发生变化。《战士，伪军》中写的是还有民族良心的伪军，作者把他称之为“同胞敌人”。此外，《“消灭死角”》的笔调活泼、生动，写法有张有弛，有紧张的战斗，也穿插着心理描写。张天虚的报告文学一般重在记事，但《我们的小鬼邓超》却重在写人，把邓超的执着、认真、倔强、热情的性格，写得生动真实。再如《日本警察的巴掌》，记述和日本特高课的干员斗争时，表现出我民族的凛然正气，感人颇深。上述描写，在艺术上是有特色的。
当然，张天虚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在动荡的环境中写成的，而且作者还十分年轻，因此难免有不足之处。郭沫若评论《铁轮》时说过，这长篇“难免有拙稚之嫌”，但“拙稚却胜于巧者”，因为它表现了“年轻人的应有的气概”。我们也可以说，张天虚的报告文学，在艺术上有比较匆促、属于急就章的缺点；也可以说是“拙稚”的，但是，它们真实地反映了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自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