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斋（1913—1989），白族，云南剑川人。原名张应蛟，笔名有马荫才、大楞、尸雕、白文、史明、归厚、张轩、金华、胡行之、怒江、秦越、高黎、尉迟不恭等68个。1932年从家乡到达昆明，1935年加入救国会；1938年3月离昆，经汉口至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曾短期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约于同年10月，到滇军新三军一八四师政训处工作。1939年，随部队至湖南浏阳，江西修水、宜丰、万载、上高一带。1940年3—4月间，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到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皖南事变以后，他奉命回云南，在驻建水的滇军第二路军指挥部任秘书主任。约于1944年初，调昆明工作，投身民主运动。李公朴、闻一多遇难后，他在昆明难于立足，乃潜行出境，至缅甸仰光筹办华文版《人民报》并任总编辑。逝世前，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云南省人大常委副主任。

　　抗战期间，张子斋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38年3月去延安之前；二是在《新华日报》任职期间；三是1944年到昆明以后。在第一阶段，他主要是写简论和通俗文学。简论的主要任务是剖析形势和鼓动群众的抗战热情；通俗文学则是利用民间的旧文艺形式来宣传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道理。作品有救国弹词《大家听》《世代仇》《十二月救亡花灯》和街头剧《我们的责任》，歌词《云南同胞快起来》。他还写了《把话剧搬到街头去》一文，提倡话剧要从过去只供少数人欣赏的舞台走上街头，和广大的群众见面。

　　抗战的中后期，张子斋写了一些颇有分量的论文。如《“女人的真正位置是在家里”吗？》《从尼采主义谈到英雄崇拜与优生学》和《论文以载道》等。前两篇是批判“战国策派”的妇女观和法西斯的超人哲学，斥责他们的妇女观是“希特勒主义与中国‘国粹’的混血儿”；指出超人哲学以及由此滋生的英雄崇拜、优生学（即陶云逵所鼓吹的“力人”）“在目前的中国……包藏了可怕的毒素，使我们这些‘奴隶’觉得可怕”。《从尼采主义谈到英雄崇拜与优生学》一文，是思想理论战线的一篇力作，被选入“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文学书系”中。《论文以载道》全面地论述了文化、文学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有具体的针对性，即批判中间派在政治上的改良主义主张等。张子斋的这些论文，从宏观着眼，气势恢宏，论证严密。它所达到的高度及其基本特点和楚图南的论文相近或相似。

　　抗战后期，张子斋主要是写杂文。1944年，《云南晚报》为其开辟“野草闲花馆漫谈”专栏。这些“漫谈”，继续发扬他在1935—1937年间所写杂文的战斗风格，但具有更强烈的政论色彩，笔锋尖锐而泼辣。如《闲话诸葛亮》从街亭失陷说到他毅然杀爱将马谡，对贻误战机者的处置绝不手软。可是，如今，失陷郑州、洛阳、长沙、衡阳者又如何呢？文章很容易引发读者的联想。又如《漫谈“摇笔杆”之类》，痛斥书报杂志审查机构“在黑暗中挥舞‘刀笔’，乱砍乱杀”，而吹鼓手对“遍体毒疮”“流氓相十足”的极权人物却“高呼万岁”，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都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最高统治者。

　　总观抗战时期的张子斋，他给人以下列鲜明的印象。

　　首先，他是文化、思想界的自觉战士。他执笔为文，从来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为创作而创作，而是把创作、著述作为服务于文化、思想革命的一种手段，一种武器。在1944年写的《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战士》中，着力论述的是屈原身上所体现出的文艺与政治、与现实、与战斗的紧密关系。《离骚》等虽然充满了海阔天空、虚无缥缈的幻想，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锲而不舍”的韧性战斗精神，表现出屈原“并不企图从政治的漩涡里和现实的纠缠里逃避出来。相反地，他热烈地投入政治的漩涡和现实的纠缠里，热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斥责当权者的昏庸和宵小的阴谋”。文章说，屈原“善于把作为一个作家的才能和作为一个战士的精神联系起来”。这固然是对屈原的颂扬，但更重要的是对当时作家所提出的热切希望。他的《悼闻一多》（七绝）写道：“敢抗横流不惜身，千秋不朽是精神。文章金石皆余事，肝胆鲜红照后人。”这是在悼念闻一多时为自己所树立的人生目标。

　　其次，张子斋是一位以杂文为主要武器的作家，对这种类似匕首和投枪文体十分喜爱，所撰杂文在200篇以上（评论文集中的《枯鱼》《李鬼》等篇，其实也是杂文）。据说许寿裳“生前对张子斋的杂文极为称道”，也“受到当时工作上经常联系和过从的闻一多、吴晗等人的击节赞赏”（《张子斋文集•总序》）。如他的《从贾母到王熙凤》《老旦》《汉高祖新论》《无花的刺》等都是力作。又如《聪明人和傻子》，写聪明人的种种乖巧，而以重沓的笔法赞美傻子沉默地工作和战斗，这类乎以散文诗的形式来写傻子礼赞。此外，如《镇静和麻木》《枯鱼》等文字之精练，也给人以突出的印象。当然，他在抗战时期所写的杂文，从其艺术表现上的层次感、丰满性等来看，似还没有超越1935年的《生死杂谈》和1936年的《妄谈××》的高度。其主要原因，一是他的工作任务重，没有时间反复酝酿、细致琢磨；二是检查制度也多有干预、扼杀，很难做到畅所欲言。他在《致云南日报副刊编辑》里就说过：“一月以来，生活很忙，简直不能动笔，倘时间许可，决定继续写一点‘野草闲花’，在现在，写点文章真不容易……‘相嘘以气，相濡以沫’（也做不到，因为）‘嘘’一下或‘濡’一下，都要受到种种阻挠的呢。”例如他的《闲话诸葛亮》《漫谈“摇笔杆”之类》《对照》等，或遭扣发而难见天日，或被删削而伤筋动骨。

　　此外，张子斋在云南文学界是研究鲁迅的通人，他始终努力宣传鲁迅精神并加以发扬光大。在抗战时期，他撰写的纪念鲁迅的文章就有《鲁迅先生永远和我们活在一起》《在铁屋子里》《先驱者鲁迅》。在《关于郭沫若先生》一文中，则将郭沫若和鲁迅作对比，考察他们的同异。当谈及文风时，张子斋说鲁迅的文章“像一个转折而有力的急湍，一遇阻力，就往往出人不意地溅起浪花，在刺激着我们的神经中枢，给我们感到一种潜在的迫力，和高度的振奋”。这种议论，确实是自己的感受。另外一些文章，仅从题目上，就看得出鲁迅对他的影响。如《无花的刺》《聪明人和傻子》《知识即是罪恶》。它们从形式到内容，都和鲁迅的《无花的蔷薇之二》《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智识即罪恶》有密切的关系。他在《后盾和先锋》里，以鲁迅《斯巴达之魂》的爱国尚武精神来激励国人。鲁迅善于游击战，如战士伏在青纱帐里，出其不意地给敌人以杀伤。张子斋对此颇有体会，运用起来也就得心应手。在谈《红楼梦》的人物时，说王熙凤“泼辣，机警，果断，敢说敢做”而又“阴险，刻毒”，颇有“战国策派”的“力人”的气概，有“法西斯化”的特征。说林黛玉“不懂政治”，“丝毫不想到反抗，只能吞声饮泣”，因此可以“作为现代中国女子的标本”。如果女人都像林黛玉，那么，大人先生们的世界中，起码有一半就平安无事了。这对反动统治者的狙击中肯而有力。张子斋的《谈讽刺》一文，论讽刺性和暴露性作品的区别，谈讽刺和趣味的关系。说讽刺要有深度和广度，但要避免“血肉狼藉”的惨不忍睹等。这似乎是在论述鲁迅杂文的特征，但作者又不是正面论述，而是侃侃而谈，显示其随意性。这种随意而谈，正说明张子斋对鲁迅杂文非常熟稔，得其神髓，因而其基本精神很自然地融化在自己的文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