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人，语言学家。从1927年起，留学法国五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38年至1946年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自1944年5月14日至年底，曾编辑昆明版《中央日报•星期增刊》共34期。
在昆明期间，王力先后在《星期评论》《中央周刊》《生活导报》《中央日报》《自由论坛》《独立周报》等报刊上撰文。其中的大部分于1949年1月收集为《龙虫并雕斋琐语》（“观察丛书”之十五）一书，由上海观察社发行。全书除代序外，分五辑，即《瓮牖剩墨》《龙虫并雕斋琐语》（《生活导报》时期）、《棕榈轩詹言》《龙虫并雕斋琐语》（《自由论坛》时期）和《清呓集》，共收文63篇。该书于1982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新版。新版收文58篇，删去的5篇为《老妈子》《简称》《标语》《寄信》和《开会》。1993年12月复出“增订本”，除将删去的5篇补齐外，还增补新、旧作15篇。
作者说，他的这些文字，是以“游戏的态度”写成的“无稽之谈”，是“发牢骚”的“胡扯的文章”。这自然是自谦之词。不过，写作时笔触比较灵活却是事实。加上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有些话不方便说，于是，就“实情当讳，休嘲曼倩（东方朔之字——引者注）言虚；人事难言，莫怪留仙（蒲松龄字留仙——引者注）谈鬼”。《龙虫并雕斋琐语》之文，有些地方仿佛“与世绝缘”，其实却似“尼姑思凡”，接近人世，“想要和一般读者亲近亲近”（《〈生活导报〉和我》）。因此，它们比较贴近生活，属于随笔、小品文一类的杂感。
从题材和思想内容来看，该书所收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着重于知识性的。如《姓名》《西洋人的中国故事》《辣椒》《奇特的食品》《灯》《西餐》。它们介绍世间的种种表现和人们的心态，其中也流露出作者的好恶、甘苦之情。但也如《〈生活导报〉和我》一文所说的，如果读者对各篇都“要探讨其中的深意，那就不免失望了”。
（二）在反映社会生活和众生相时，表现了旧社会的人情世故，揭露了政治上的腐朽。这类文章数量颇多，如《看报》《清苦》《请客》《闲》《衣》《行》《遣散物资》等。《看报》斥责新闻报道的浮夸和“政论家”的危言耸听。《清苦》指出，在达官贵人的眼里，大学教育已经由“清高”变为“清苦”：“‘清’者乃是‘无用’之别名，‘苦’者乃是‘可怜’之谓也。换句话说，清苦的大学教授就是无用的可怜虫。”这类文章的揭露有浅有深，有隐有显，都和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思想态度密切联系着。如《乡下人》一文表现出作者和老百姓有了较多的联系，对他们有了若干新的认识。他批判知识分子的绅士派头，说：“大丈夫的傲气应该用来对付权豪；对乡下人摆架子只是自身丧失了人格。”但是，作者对乡下人也有颇多看不惯之处，他在思想感情深处仍和绅士派头有不少的相似之处。这是l942年间的事，从l944年开始，作者的认识有所提高。
（三）l944年后，不少文章加重了批判、抨击的力度。虽然从总的来看，该书语调比较平和，感情不是无遮拦地宣泄，表现得比较含蓄。但是，抗战后期所写的一些文章，其批判的锋芒往往就显得强烈，抨击的对象也相当明显。如《路有冻死骨》《领薪水》《食》《回避和兜圈子》《寡与不均》等。《路有冻死骨》揭示穷人生活不如猪狗的人间不平。作者愤怒地指出：“朱门的酒肉越臭，路上的冻死骨越多”“不合理的社会在这年头儿要比平时更不合理十倍”。对朱门内的人，《寡与不均》一文说：上海《大公报》提出“先把国内二三十个臃肿肥胖的人的财富处理了”。可是，由谁去处理呢？王力用归谬法来批驳《大公报》：“假使叫老百姓自己来把他们开刀，这是叫大家做黄巢，这个断断乎不可。假使叫政府来执行这件事，这是希望政府成为替天行道的梁山泊，也是不可能的。”接着，他又把矛头直指重庆政府：“政府如果一向替天行道，王伦们早已身首异处，决不至于纵容他们成为胖子；等到纵容他们成为胖子之后，也就决不会再替天行道了。”
《领薪水》一文说，战时的薪水连买柴买水也不够，更不要说买米、油、盐了。因此建议把“薪水”改为“茶水”或“风水”——连茶叶也买不起时，就“除了喝开水之外，只好喝喝西北风！”可是，当权者对公务员的疾苦却漠然视之，“指给我们看那远山的酸梅”“画给我们看那粉墙的大饼”，这哪里能止渴充饥呢！《食》一文则指出工薪阶层普遍吃不饱，而且“饭里至少有百分之五是谷，百分之五是砂”。因此戏谑地说：如果变为小麻雀就好了，既“喜欢吃谷，它肚子里又有一个砂囊，以砂磨谷，岂非得其所哉？”文章这样结尾：“假使我们吃不饱，为的是给前方士兵吃，倒也处之泰然。但是听说士兵们比我们吃得更坏……”吃饱吃胖的是权贵豪富豢养的狼犬和他们谷仓里的老鼠。这就引导读者作更深一层的思考了。
作者的愤怒是强烈的，只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等原因，还没有表现为剑拔弩张、拍案而起。他说：“风月之谈自然为人所诟病，说是软性，逃避现实，然而真正硬性的正视现实的文章却只合埋葬在编辑室的字纸篓里。”于是，文人就“要回避，要兜圈子”“运用迂回战略，弯弯曲曲地向着某一个目标进攻”（《回避和兜圈子》）。他还说：在标语口号性质的文章之外，“也尽有血泪写成的软性文章”，虽然似乎“满纸荒唐言”，但是“明眼人，还可以看出‘一把辛酸泪’来！”（《〈生活导报〉和我》）这种婉曲的表达方式正是《龙虫并雕斋琐语》的一个特色，是作者的一种贡献。
《龙虫并雕斋琐语》在文字表述上也颇具特色，为人们所重视。该书新版的编者就强调了作者“驾驭语言的艺术和独特的风格”。王力在《说话》一文里说，会说话的人，或“科学逻辑……无懈可击”，或“庄谐杂出，四座皆春”，或“隐蕴词锋……以守为攻”等。其实，他就具备这些长处。如形容字迹潦草，就说“笔势东穿西插，如七星灯，八阵图”；说到人们对儿女的溺爱，就把为父母者的心情比作“一种宗教：儿子就是一个如来佛，女儿就是一个观世音”；针对有人在风景区乱写而又文理不通，便说：“只合矜夸荆室，床上吟诗；何须唐突山灵，墙头放屁！”又如写行路艰难危险的《行》，文字流畅秀丽，一气呵成，颇为生动有趣。另外，作者写辣椒，说它的“动人，在激，不在诱。……一进口就像刺入了你的舌头……具有‘刚者’之强”，真是说“谁”像“谁”。作者论证“结婚是爱情的坟墓”时，大写婚后男女双方的矛盾摩擦，极尽铺陈之能事。接着就加以声明：“莫忘了我所说的是‘爱情的坟墓’；那些因结了婚而更升到了‘爱情的天堂’的人，是犯不着为看了这一段话而生气的。”这些地方不但在逻辑上能自圆其说，而且文字也极富个性。
王力善于讽刺，“利用一些闲话去达到他的企图”。如《战时的物价》一文，似乎在劝大家“知足不辱”“随遇而安”。文中说：在战前，国府委员月薪六百至八百元，而现在，教授月入千元，已超过了国府委员；过去一元的网球，现在可卖九十元，获利近百倍；明年如把“相依为命的派克自来水笔割爱，获利一定在百倍以上！”这里故意略去物价暴涨的因素，是以退为进，充满着沉痛之情，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
作者还善于形容和夸张。《衣》里说，百物腾贵，平日只穿仅足蔽体的旧衣，“去换取那破屋三楹和残羹一勺”。又说自己“珍藏着一套新西装，上面放着一份‘特种衣服限制规程’，规定在若干种特殊情形之下，方许动用……”——好一个“特种衣服限制规程”，这既是对国民党政府多如牛毛的反动法令的讽刺，也把生活的拮据和盘托出！在《蹓跶》中，说忙人也要偷闲蹓跶，不能让“精神终日紧张得像一面鼓！”《夫妇之间》一文主张男女平等，说这样家庭才可能幸福，“否则我退一尺，他进十寸，高的越高，高到三十三重天堂，为玉皇大帝盖瓦，低的越低，低到一十八层地狱，替阎罗老子挖煤……”这里的“鼓”“盖瓦”“挖煤”，就使“紧张”“高”“低”成为形象的东西，似乎伸手可触。总之，《龙虫并雕斋琐语》的语言以准确、生动、波俏为特色，有极强的魅力！
王力的作品，除了艺术感染力以外，还富有认识意义。他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从人民的角度来观察的。文章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旧社会的人际关系，了解抗战时期昆明的实际情况。它们也可以说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生活的缩影。其次，《龙虫并雕斋琐语》对旧社会的弊端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抨击，例如《外国人》抨击“由媚外所产生的风俗习惯”，反对把外国人神化和鬼化；《清洁和市容》把洋奴的谬论（“除非中国变了殖民地，否则谈不上清洁”）拿出来示众，说必须在民族独立的前提下讲究清洁和市容，如果沦为了殖民地，“清洁了又有什么用处呢？”充其量不过是“变为香料所殓的木乃伊”而已。
最后，还要说及的是，《龙虫并雕斋琐语》作为学者型小品文的一个突出特点，乃是喜用典故，信手拈来，自然贴切，旁征博引，得心应手。他说：“有时候，好像是洋装书给我一点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我也就欧化几句；有时候，又好像是线装书唤起我少年时代的《幼学琼林》和《龙文鞭影》的回忆，我也就来几句四六，掉一掉书袋。”这说明作者功力深厚，知识渊博，因此他的文章能使读者增长知识。但另一方面，由于用典过多，又令人费解，因此，该书新版的编者，只好请专家补写了五百多条注释，注明典故的出处，有时还加以简单的解释，以帮助人们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