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崇群（1907—1945），江苏人，笔名终一。1939年9月，他到石屏县任教，在那里写了不少散文，后收集为《石屏随笔》，于1942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为“文学丛刊”之第七集，1943年在重庆重排再印。

　　《石屏随笔》是作者继《唏露集》《寄健康人》《归客与鸟》《废墟集》和《夏虫集》之后的第六本散文集。它收散文25篇，记述石屏县的风光、民俗、人情以及作者的交往、生活感受等。文章约可分为三类。

　　（一）《归牧》《花轿》《红树》《倮》《街子》《出世》等，记述云南边远县份的风土人情。在《红树》中，农家女对口渴想买萝卜的人说：“不卖，送倒可以。”《花轿》记娶亲时的“轿妇”，抬轿时还背着自己的小孩。《出世》写一个少数民族的妇女艰难的生育，因为不是正房，主人把产妇“送到一个荒庙里不管了”。作者在记述这件事之后，引了人们的话：“女人是伟大的，女人的伟大在于她们能生养孩子。”然后深为感慨地说：“谁会把它当作真是血洗过的句子呢！”在上述篇章中，他录下了石屏县质朴的民风和特殊的生活习俗，也表现了劳动者民智未开和所受的苦难。像《做客》等都有较强的揭露和批判作用。

　　（二）《雨中》《叶笛》《鹦鹉》和《风物》中的《石匠》《筏烛》等，着重抒发作者的思绪和人生体会。《鹦鹉》从假期中学校不开膳，往外找搭伙处说起，写到学生家里所养的鹦鹉：

……不在睡眠的时候，多半的时间它是啄咬着那条锁绊住它的铁链。靠近足踝的一段链圈，已经被他啄咬得发着光亮了，爪上也露出一些血痕。但在习惯（？）上它仍然继续去啄咬不止。

　　鸟在架上的这种习性我们看得很多，但往往习以为常。作者则超越一般人的认识，指出：人们说“鹦鹉在架上翻腾着那是他喜悦时打秋千，我看起来未必不是它的苦痛和挣扎”。这就启示我们：“它不忘记自己要解放自己”“据说，鹦鹉是养不熟的，飞脱便不再回来”。作者把自己摆了进去，说：“对于被豢养的而不忘掉自己的鹦鹉，我却惭愧着我曾否也随时咬嚼着生活所加给我的铁链了！”这些叙述，就可能触动读者的神经，引起进一步的思考。

　　如果说《鹦鹉》偏重于记事，从记事中引发思索，那么，《叶笛》就偏重于抒情。在云南的一些乡村，“吹叶子”是很普遍的，因为它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感情的信息。作者写道：叶笛的乐音“不像吹，不像唱，也不像歌和诉……那颤颤的音调，正好像微波轻轻击着寂寂无人迹的花香草长的岸缘似的。也好像可以为我打开了一重门，我又望见了门外的青春了”。“那声音给我带来了松闲和愉快……我好像已经把心身整个安顿在一个歌谣的世界里。原始的呼号，在招徕原始的爱抚”。《叶笛》的构思成熟、结构紧凑、艺术气氛浓郁，从文中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作者由过去经历而产生的伤感和在新环境下心情的躁动。

　　（三）《石屏随笔》中虽有触及时代风云之作，如《国旗》牵涉抗日战争，《瘴疫》反映“夷人”的悲惨死亡；但大量的篇什，所记多半为平凡的人生，显得比较零碎，作家的视野不够宽广，如《沙河》等。在《抗战文艺研究》1987年第3期上，张伟指出，《石屏随笔》等“缺乏那个时代特有的如火如荼的血与火生死搏斗的气氛和内容。……但是，这并非完全是一种过错，在三四十年代的当时，无论是主客观，缪崇群都不具备写出这种文章的条件。历史的局限，很难逾越”。这种论述是中肯的。不过，作者在该书的《渝版题记》中说，在自己所写的五六个册子中，“这本小书都（却）有若我的一位嫡子”。这样说，可能是因为该书的内容和作家的际遇、感情有密切的牵连。如《珍泉》写檐头的铁马儿“惊醒了我十年前的旧梦：……幸福像一股泉水，谁也没有想到她的源流是会枯竭的！”《花轿》悼念“埋宿在坟冢里的妻子”，这都表现出作者对逝去者的真诚怀念。另一方面，他对当前的际遇也投入深深的感情。如《太阳》在刊物上发表时注明“为答赠S送枕衣作”，文中反复使用重沓的笔法，颇类似散文诗。《风物》中的《塔下》《湖上》和《潭边》，记下了流连的足印和感情的欢悦。《鹧鸪》则似乎是这段令作者深深怀念的生活的终结，文中写道：“无论是怎样爱护，珍怜，惋惜，或不闻不问，花总是要谢落的。”“你的唇边吐出续断的语句：那是轻轻的雷。蛰伏在宿草下的小虫，微颤地从冬之梦里醒来了，他还没有认识春，春天已经去了。”这种抒情的笔调，弹响心灵深处的琴弦，感人至深。这可能就是读者乐于阅读这些篇章，作者对这本书也有所偏爱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