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乔（1909—2002），原名李乔安，云南石屏人，彝族。笔名普济、夷明。抗战爆发时，他在石屏一中任教；因热血沸腾而又怕被阻，不告诉家人即去投军。他有《赠张君》一诗云：“铁蹄踏破我金瓯，焉支失色血横流。正是男儿报国时，劝君莫负少年头。”1938年3月7日，他由昆明出发，往湖北之鸡公山，参加滇军184师，于4月间参加徐州大会战。约于1938年底回到云南，先后任编辑、记者、教师等职。1949年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任石屏支队参谋长。
抗战前，李乔有小说《未完的争斗》《饥饿》和报告文学《锡是如何炼成的》等。新中国建立后，他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成绩显著。在八年抗战中，他主要写散文、通讯，从题材来看，可分为三部分：关于民族地区的，关于滇军抗日的，关于大后方社会生活的。
1944年，李乔写了十多篇反映民族地区生活的文章。那时，他任石屏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所写的瓦渣司、落恐司、思陀司、左能司均属石屏县（现并入红河县），为哈尼、瑶、苗、傣、汉等民族聚居的地方。李乔的文章，展现了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对抗日的贡献，也揭示了民族地区的愚昧和落后。这—组文章，在构思和材料的组织上有急就的痕迹，但它们颇有史料价值，可以补充历史记载之不足。
报道滇军的抗日活动，是李乔写作的重点。《禹王山的争夺战》写于动荡中的武汉，不可能精雕细刻。《军中回忆》《运河北岸》等是回滇后所写，下笔则比较从容。
《运河北岸》在描绘战争场面时，笔力集中在张得胜、“老古宗”、王金魁等战士的身上。张得胜为战友扛枪，还从敌人那里夺来了一挺机关枪。“老古宗”在缴了敌人的枪以后，“从屁股上踢了他一脚，便放了他去了”。他说：“我看他可怜。”此外，还写了朱连长和杨排长，虽然着墨不多，但写出了人物的特点。《军中回忆》则集中写王班长、茶馆老板和贾和平。茶馆老板原在特务连当兵，在昆明时，他去机关枪连找熟人，适遇该部开拔，卫兵不让他回去，只好随军出发。他后来逃回原部队，在禹王山战斗中成为英雄。他在家乡时，曾以茶水招待过路的红军，事后他驳斥反动派对红军的污蔑，指出：“那是他们瞎说的！”他说红军秋毫不犯、待人和气，连免费招待的茶水也硬要给钱，老板一天竟收到了“四五百块云南钱”。由于他为红军敲锣召集民众大会，事后被土豪劣绅关押起来。参军，他本来是抱着报私仇的目的，但在大敌当前的时刻，他把私仇撇到一边去了。贾和平被大家戏称为“假和平”，他在法国当过华工，五十多岁了，仍毅然离妻别子，参加抗日军队。他以本地人的有利条件，动员民夫来搬子弹、抬伤兵，自己则往前线侦察敌情而未能回来。从这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可以看出整个民族的高昂斗志。
李乔的关于大后方的通讯中，写征兵惨况的《饥寒褴褛的一群》一文颇为人们所重视。文章写征兵的队长把士兵的伙食费挪去贩卖鸦片，因此抓来的壮丁“一天只能吃两碗像米汤似的稀饭”，加上从景东、普洱到昆明，又到路南（今石林县）的长途跋涉，死了七十多人，其余也纷纷病倒。重病号在路南的客栈前面晒太阳（病略为轻一些的则不准出店门），情形真是惨不忍睹：
从来没有洗过似的那干瘪下来的肮脏的皮肤上满起着鸡皮疙瘩。头发像一蓬枯萎了的乱草盖在把头缩下去了的两个高耸着的肩头上，身上发出一种使人要呕吐的恶臭……
征兵的队长怕他们死光，匆忙向部队交兵，因已非“壮丁”，大多数交不出去。领队者怕东窗事发而遁逃，由一个小队长领着抓来的壮丁离开路南。“这群关在店子里没有见过阳光的动物，睁着两只呆滞的发出快要死亡的光辉的眼睛，痛苦的呻吟着，慢慢的拖着一个个活骷髅……便向昆明出发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是一条痛苦的死亡的路子。”这是一篇使人心头感到沉重、令人深思的文章。
李乔在抗战时期所写的散文，相当重视颂扬军民的抗日激情和英勇行为。如《禹王山的争夺战》一文，写不是战斗员的通信连上等兵萧廷佑，把仇恨的“刺刀戳进了敌人的胸膛！”“刺刀插进肋骨缝去了”，只有“用脚踏住敌人的胸膛，才将刺刀拔了出来”。这表现了士兵带着深仇大恨作战。他也大力揭露敌人的残暴，如《台儿庄巡礼回忆记》中写进入台儿庄时，战场还未清扫：看不到人烟，到处是发出恶臭的人和动物的尸体，到处是已变黑的血浆，“街上两旁的屋子完全坍倒了，烧焦了的木头没秩序的横躺在瓦砾堆上，一些被打破的瓦罐瓦缸……在瓦砾堆中呆站着，没有屋顶的烧红了的墙，一堵堵的矗立着，似乎在埋怨敌人的残暴”。同时，李乔也不放弃对自己阵营的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在《王班长的悲哀》中，写王班长被迫追捕和杀害逃兵，事后说起，他深感内疚，说被杀者“其实都不是怕出来和鬼子拼的”。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写“红蜡烛……默默的在流着泪”，以衬托王班长的忏悔和悲哀。写《饥寒褴褛的一群》时，李乔在路南的云大附中工作，耳闻目睹了“壮丁”现象，心中涌起了极大的愤慨之情。他以笔当枪，声讨带兵者贪污腐化、虐杀“壮丁”，其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这种揭露和批判，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我们民族的光明前途。这正如发表该文的《文艺阵地》在《编后记》中所指出的：
……《饥寒褴褛的一群》，画出了抗战黑暗面的地狱的真相，有人也许会疑惧暴露出这样的现实，会给我们敌人和叛徒以很好的资料，但这个资敌的责任是应该由制造那种现实的罪人来担负的，如果我们连加以暴露的勇气也没有，那我们就是罪恶的包容者了。我们要胜利，我们必得消灭这种罪恶。
李乔在抗战时期的作品，紧贴生活现实，富于战斗性；人物形象鲜明，颇有个性；语言也比较生动、活泼。只是由于写作环境的关系，有些文章写得过于仓促，数量也少。就客观影响而言，也比不上他在抗战以前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作品。
张镜秋（1903—1998），昆明人，世界语学者和翻译家。1939年9月，他因“常由同巷十四号代收国外寄来信件”这一不成为理由的理由而被捕。1940年，他又有被捕的危险，故于12月4日离开昆明，历经困苦，前往佛海（今勐海县）任督学、秘书等职，并在佛海简易师范学校任教。在佛海的四年间，他撰有《边荒》（1946年12月出版）一书，并翻译注释了《僰民唱词集》（1946年8月出版）。前者由重庆正中书局印行，后者为“西南研究丛书”之七，由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印行。徐嘉瑞说：译注者贫甚而仍坚持工作，“学习僰文，足茧荒山采访民间歌谣……得之亦非易也”。
《边荒》一书，收入下列作品：《孟海城子“耍骚”记》《贺南山头汉人乐曲辑》《孟海城子“上新房”庆典记》《孟海镇僰历元旦“赶摆”记》《僰历新年漫喷弄“赕仙踪”记》《僰历八月八日孟海镇缅寺“升和尚”观礼记》《“七七”四周年抗建大会孟海镇僰剧表演记》《国历九月十六日孟海镇官缅寺公赕盛会记》。此外，还有附录六篇。
当时去勐海，路程十分艰险。俗谚云：要去思茅坝，先把婆娘嫁。这是说当时那里弥漫着山岚瘴气，疾病流行，很难活着回来。而从思茅去勐海，要经过普藤坝、小勐养、车里（今景洪）等地，还要跋涉若干天。书中写道：
从思茅进去，荒原弥望，草深过顶，路迹莫辨。骑马背上，草还把人遮了，前后不相见。六顺（现已并入普洱县——引者注）境内，野象猛虎，出没无常。路侧竹竿歪倾，乔木偃坠，听说便是野象猛虎往来的痕迹。湿土路上常见虎象的脚印。
当时，思茅、佛海等地被视为边荒之区，作者因此称其所著之书为《边荒》。
《边荒》记述了边地的一些文艺活动，保存了若干可贵的资料。云南抗战时期的文艺活动以昆明为中心，并向全省各地辐射，此书便为读者提供了一些专县的，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文艺活动情况。如《“七七”四周年抗建大会孟海镇僰剧表演记》一文，记述了1941年6月25日成立的佛海“抗战歌剧团”，于7月7日至9日连续三个晚上演出了歌舞、话剧、滇剧、平剧和三幕僰剧《岩香救国》（用僰语演出）。后者表现了岩香自觉地认救国捐和从军杀敌的壮举，反映了傣族人民的抗战激情。
《边荒》的可贵之处，还在于编著者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肃。他在谈到参加“升和尚”礼时写道：“我眼睁睁的看这个孩子换新装（即穿上和尚服——引者注）；眼睁睁的看那做干父、干哥的和自己的干儿穿戴的那种快慰的神情，真个使我心痛如割！”这当然不是针对宗教信仰，而是针对精神世界的愚昧来说的，当中充满着觉醒者的激情。综观全书，毫无猎奇的意思，这是难能可贵的。
《边荒》虽属“风土志暨史地考证”的性质，但文笔简练生动。它所收的各篇和《僰民唱词集》的附录《打洛土司小赕缅寺观礼记》和《葩宫山头采风录》，都可以作为记述傣族风土人情的较为优秀的散文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