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代话剧史上，最早成书的剧本于192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云南作者湖滨女史的《家庭剧》（含五个独幕剧）的自序也写于1920年，剧本的出版则似在1922年，仅晚了两年。

　　但是，云南的话剧创作显得后继乏人。1936年5月，《云南日报》发表的《一年来的南风》指出，在过去一年中，《南风》副刊只刊登过五篇戏剧，“作剧的人材，几乎少到没有”。

　　抗战爆发后，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鼓舞下，话剧因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得到较大的发展。舞台上的话剧是具有直观性的综合艺术，它远比其他文学样式更能流传于穷乡僻壤和城镇的市民之间。

　　抗战初期，云南的话剧创作更多的是街头剧之类。如金华的《我们的责任》；张帆、马昭铭的《志愿兵》；省艺术师范学校的《救亡曲》《活捉日本人》；广播剧有李健平的《逃到那里去》；街头活报剧有镇南师范学校的《汪精卫过街》等。其他比较重要的剧作，除徐嘉瑞、石凌鹤、陈铨等的以外，独幕剧有阚迪的《路》、欧小牧的《包头之夜》、黄静的《世代书香》；多幕剧有虞宾的《金钱万恶》、张维亚的《都市神经》。杨光洁为成绩较突出者，他有三幕剧《海阔天空》（《腾冲沦陷》《转进夕阳河》和《中华民族之光》）、独幕剧《开到前方去》、街头剧《她是怎样疯起来的》和《你回来了》（借署别人的名字）等。《开到前方去》写蒋爱华参加妇女战地服务团，其父深明大义给以支持，其母虽反对，但最后也只好同意。此阶段的创作时于人物性格的塑造，比之写于抗战以前的四幕剧《到农村去》有了明显的提高。缺点是蒋爱华的某些台词，如“做了你奶”等，虽然反映出女学生活跃、泼辣的一面，但却失之于粗鲁。

　　抗战八年中，写话剧的人很少，话剧脚本也就贫乏，演出的大多数是外省的剧本。对此，人们是感觉到了的。立明曾在《战时知识》创刊号上撰文说：“不能自己创作剧本，是抗战以来，做戏剧工作的人，共同感到的很大苦痛！也是云南文艺界的一个缺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话剧界强调剧本工作者联合起来，由“陈豫源，玄羽，金华，甘师禹，王秉心”等发起，“拟联合昆明写作剧本的朋友，有计划地集体创作”；1945年，云南省文化运动委员会为“鼓励青年从军，征求从军剧本”。但是，这些愿望也未能实现。而云南籍作者在省外的戏剧活动就比较活跃。张天虚的独幕剧《王老爷》，曾在陕西、山西等地多次演出。柯仲平有大型歌剧《马渠游击小组》（后改写为《无敌民兵》）、大型诗剧《孙万福回来了》和《模范城壕村》（曾获西北文委颁发的剧本一等奖）；他还任边区民众剧团的团长和边区地方艺术学校的校长。谭碧波有四幕话剧《阶级仇》等。省外话剧界知名人士来滇的也不少，除前面已提及的石凌鹤、陈铨之外，还有曹禺、田汉、李朴园、孙毓棠、封禾子、杜宣等。他们都对云南的话剧运动作出了贡献。

　　　和话剧创作的冷落比较起来，云南的话剧演出活动就显得红火了。单是在昆明一地活动的剧团、剧社（含外来的）就可以列出一大串名字。据初步统计，就有八百剧团、大地剧社、大鹏剧社、山海云剧社、云大剧团、云南抗敌后援会抗敌剧团、云瑞中学剧团、艺师校友会、民众剧社、四维儿童实验剧团、正风剧社、华山剧社、西南剧社、国防剧社、金马剧社、省艺术师范戏剧电影科、昆明儿童剧团、射日剧团、益世剧团、原野剧社、联大青年剧社、联大剧团、联大剧艺社、联大戏剧研究社、新中国剧社等，共52个。此外，有关戏剧的刊物和副刊有《戏友》《艺术评论》《影与剧》《戏剧》等。这些戏剧团体和刊物，在抗战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例如话剧演出，其受欢迎的程度就令人刮目相看：《雷雨》演出时，几乎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局面；一个中学的寒假抗敌宣传队的演出，也产生了“演员流泪下台，民众悲号离场”（见《昆华中学寒假抗敌宣传队纪念册》）的动人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