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嘉瑞（1895—1977），字梦麟，又字辑五，昆明人。他曾任教于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和复旦大学。从1937年初开始，先后任云南大学的讲师、副教授、教授和文学系系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则在武昌华中大学和昆明师范学院任教。
徐嘉瑞在文艺界的活动，始于五四时期。他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从1939年1月起，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理事，1944年7月，被推选为“文协”昆明分会的理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担任云南省文化教育界的主要领导职务。
徐嘉瑞是文学领域的多面手，在翻译、文艺理论上也多有建树。下面，对他的话剧、诗歌创作和学术论著作简要评介。
徐嘉瑞早在1932年就创作了话剧《我们的时代》，作为“小宇宙丛书”第一种出版，并于1932年、1933年之交在昆明演出（见《民众生活》第43期剑魔的文章）。卢沟桥事变以后，他又有三幕剧《炮声响了》和五幕剧《台湾》问世。
《炮声响了》刊于1937年8—9月的《民国日报》。剧本写的是，1937年7月末，以李登云为首的抗日分会发动群众，动员敌伪的保安队反正以及与敌伪斗争的情景。他们捣毁日军司令部，攻占敌伪的警察署。李登云对众人说：“现在是中国大转身的时候，所以地也震了，山也崩了，地球都要流血，一面是旧中国的灭亡，一面是新中国的诞生。”话剧在隆隆的炮声中，由剧中人“高唱毕业歌，内面音乐队合唱，舞台下面群众合唱”而结束。那抗日的炮声，“真是一部雄壮的音乐，这是中国怒吼的声音！”这反映出作者可贵的政治热情，也表现了人民对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意气风发的投入。
但是，这一剧本在情节安排上有若干可议之处：一个乡村的抗日分会，竟然轻而易举地动员了数以万计的保安队官兵反正；而破坏津浦路也“只须召集当地的代表，马上下了命令，三十分钟集合，三十分钟就可以做完”。这种速胜论思想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倾向。此外，7月28日的中午或晚上，汉奸古立三还在通县领日兵来搜查（古曾任上海卫戍司令部的军需处长，带兵搜查，似不合他的“身份”），而第二天上午，他却在上海的咖啡店里了。根据当时的交通条件，在时间上就存在破绽。剧本在处理这些情节时，显然没有经过仔细推敲。
《台湾》一书，于1943年2月由文通书局印行。作者说，它是根据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台湾篇》写成，剧中的人物、事件也大半是真的。
剧本写1895年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一开始，教员在早操时的感慨，其内容类似都德的《最后一课》，使人深感即将国破家亡的悲痛。剧本把唐景崧和刘永福对比起来描写，一个在侵略者的面前逃跑，一个坚决起来战斗。结果，刘永福之子刘成良战死，刘永福拼着自己的“白头去和狂风似的炮火决战”，他说：“让做总统的去做总统，让我做一个人，让历史上把唐景崧写做台湾民主国的总统，把我写做一个保卫国家的军人。”这表现了民族的尊严和战斗的悲壮（自然，后来因为沿海督抚奉清政府令而拒绝支援，刘永福因处境极为困难而逃离台湾，他的斗争也有不彻底的一面）。这些振聋发聩的语言，是联系抗日时期的实际情况而有所指的。
徐嘉瑞还是云南著名的诗歌作者。1938年8月，他曾和罗铁鹰、雷溅波在昆明创办《战歌》。他的创作，收集为《无声的炸弹》，于1939年9月由战歌社出版，属“战歌丛书”之三，内含《二等兵陈龙》等新诗18首。诗集中《从桥上走了过去》的“桥”就是卢沟桥，诗中写道：7月7日，“恐怖的夜，大雷雨的前夜，暴风的前夜！／狂风在天上吼着，／像奔腾澎湃的怒涛，千兵万马，冲锋呐喊！／电光在闪耀着，像一把剪刀，／要把这黑暗的天空剪破”。勇士们从桥上冲过去和日寇拼杀。作者礼赞“这一道桥，／是马可波罗走过的桥，／是中国历史上光荣的桥”，“是鹰、雕、海燕搭成的桥！／这一道桥，／是划时代的桥”。
《无声的炸弹》一诗，分“序诗”“轮旋曲”“月光进行曲”“无声的炸弹”“黎明的歌曲”“胜利的歌曲”六部分，约160行。它描写我国空军于1938年5月19日，飞往日本长崎、佐世保一带，散发数十万份告日本人民的反战传单。八只铁鸟跨海东征，“丢下了十万磅无声的炸弹”（传单），然后“唱着凯歌走向胜利的归程，／大海的波涛在打着节拍，／向着自己的国土前进，／远远的天边现出一线红色，／报告天色已经破晓”。
抗战期间，徐嘉瑞特别强调诗歌的大众化、通俗化，提倡向民歌民谣学习，利用和改良旧形式。他写了《云南的民间七字唱本》《高兰的朗诵诗》《大众化的三个问题》《云南的民谣研究》等文论述这一主张，并努力在诗歌创作中予以贯彻。如《新从军行》采用“小调”的形式，《无声的炸弹》则注明为朗诵诗。另外，自“九一八”，特别是“七七”事变以来，国土沦丧，“满眼都是血肉，满地都是碎片，这是极难忍极惨痛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徐嘉瑞认为：国防、救亡乃是“九一八”以来新诗运动的路标。他说：“有人以为诗歌应保持它的优美和崇高……好像诗歌是一个美丽的女神，不能到地狱中去歌唱……（其实）古代希腊的诗歌，就是歌咏战争的，而但丁的《神曲》，写天堂也写地狱……这一个现实，是动的现实，是苦战，是恶斗，是在血泊中创造。”徐嘉瑞在卢沟桥事变以后的诗歌，就是应和着时代节拍的战歌。他的旧体诗《八百壮士》和《姚将军》等也都具有这一特点。
徐嘉瑞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他的主要成就是在学术论著上。早在1923年，他在云南官印局印行的《中古文学概论》就被誉之为“开先路的书”（胡适语），其“新鲜之气息扑人眉宇”（赵景深语）。在抗战时期，他的主要论著是《云南农村戏曲史》和《大理古代文化史》。除此之外，还有《辛稼轩评传》《金元戏曲方言考》《秦妇吟本事》。这些论著，虽然大半是抗战胜利后才出版，但在抗战期间，就已经写出了初稿或定稿了。
《云南农村戏曲史》为“西南研究丛书”之三，由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于1943年7月印行。全书共七章，即“导论”“云南农村戏曲第一部（旧灯剧）”“旧灯剧的内容”“云南农村戏曲第二部（新灯剧）”“新灯剧的内容和来源”“云南农村戏曲中的方言”和“结论”。云南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再版此书时，增加了“附录”，正文亦有所增删。
徐嘉瑞研究云南农村戏曲，以它的音调为根据，探究其源流、发展。他认为，明代小曲和唐诗、宋词、元曲一样，是“一个时代的独创之作”。明朝北方的小曲，“流入中州，流入南方，风行一时，流入云南以后，规模更扩大了”，衍变而为云南的旧灯剧；而新灯剧，则“由道情和弹词变化而来”。他说，云南花灯剧，是“描写农村生活表现农村性格的歌谣”，是“真诚素朴的牧歌”。他引录鲁迅的“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名言，进而说明他写这本书，是要抨击某些人对于花灯的鄙薄态度以提高花灯的地位，并希望从云南农村戏曲中“产生一些新的作品”，作为“抗战的武器”和“建国的武器”。
《云南农村戏曲史》一书颇获好评。游国恩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说：“其考据之详，议论之审，见解之卓越，又为今日治民族文学者不可少之书也。”李何林在《读〈云南农村戏曲史〉》一文中进而指出，在该书未出版前，“中国的地方性戏曲是也没有‘史’的。它们虽有‘史’的发展事实，但没有‘史’的叙述记录”，因而《云南农村戏曲史》“是一部开始的著作”。
《大理古代文化史》也由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印行，属“西南研究丛书”之十。缪鸾和在为该书写的《跋》中说：1944年，徐嘉瑞从大理回昆明时，“稿已盈箧”；经过一年之整理，到1945年则“巍然成帙矣”；以后还陆续增订，于1949年付印。该书论述了滇西一千多年的文化现象，正文分“史前期”“邃古期”“南诏期”“段氏期”四章。罗庸认为它“体大思精”，“辨析微茫”，特别是“力主大理密教来自西藏之说，更为确凿有据”。该书于1978年由中华书局根据1963年版重印，易名为《大理古代文化史稿》。
徐嘉瑞研究云南的历史、文化、文艺，可说是“网罗群言，巨细咸采”（罗庸语），在史料的发掘、积累上长时间地下了功夫。在《中古文学概论》一书之末，徐嘉瑞所预告准备出版的“中国文学丛刻第七种”，即为经他考定的《清代民间杂剧》。他曾指导施章对云南杂剧进行收集、整理、研究，为施章的《农民杂剧十五种》写序言并加以校阅。施章在《近代民众杂剧自序》中也说，他所采杂剧“缺讹的地方很多，幸得梦麟师……替我下了一番校正的工夫”。他写《云南农村戏曲史》，除了上述的准备工作外，为收集材料，还先后找了弥勒寺的老农陈、方两人，老鸦营的农民董义和福海村的老人段义，从他们那儿笔录了很多花灯剧。游国恩在《云南农村戏曲史序》中曾记述这一笔录工作，说：“余亲见其于乱鸦斜日中，偕其夫人携一壶茶，一张几，访所谓段老爹者，听其抚节安歌。梦麟则随手记录，增补其阙遗，审正其伪谬，汲汲如恐不及。”由此可见作者治学的勤奋和态度的认真。此外，徐嘉瑞还发表了《敦煌发见佛曲俗文时代之推定》《对于敦煌发见佛曲的疑点》《南北曲以前的戏剧》《中国民众文学概论》《云南农村戏曲研究》等文，这都和他写上述两部论著有关系。此外，《大理古代文化史》一书，眼光也并不局限于一隅，不是就事论事。作者在《僰民唱词集序》中指出，云南民间文化曾接受三方面的影响：（一）来自东南的影响，即明小曲自中原而南方而云南，形成云南的农村杂剧；（二）来自西北，即西北民族之南迁和中原大姓之移居，形成苍洱间的“七七七五”句式的曲本；（三）来自西南，因云南与信奉佛教的印度、缅甸、泰国相邻，所以西双版纳一带的民间唱曲与佛曲同一谱系。他据此而作出结论：“其源虽异，其汇归则同，云南遂吸取中原古代汉唐文化，加以元明两代之近古文化，复吸收印缅康藏泰越之文化，融会交织而成为西南文化之一系。”可见，徐嘉瑞研究云南戏曲、西南文化时视野开阔，重视其源流以及它与生活、与其他方面的广泛联系，加上他严谨的学风与长期的努力，因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在学术观点上，与徐嘉瑞接近的有刘尧民（1898—1968）。他在五四时期即活跃在云南文艺界。1923年，他曾致函徐嘉瑞，对《中古文学概论》偏重于平民文学和强调音乐的文学史观加以肯定。其实，这也是他的观点。从1937年12月开始，刘尧民“整理词史旧稿”，但仅第一章即达17万字，因而于1946年单独出版，取名为《词与音乐》，属“云南大学文史丛书”之一。198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校勘再版。其第一编为“长短句之形成”，阐述诗歌音乐化的发展，到词这一阶段才臻完善；第二编为“词之旋律”，探究词的四声音韵的调协；第三编为“从以乐从诗到以诗从乐”，指出过去以乐从诗，到词、曲时代，则以诗从乐，这在诗与乐的关系上，是一巨大的转变；第四编为“燕乐与词”，分析产生词的音乐（燕乐）和过去音乐不同的特异色彩。罗庸在《词与音乐叙》中说，刘著“无疑地是划时代的作品，在见地和方法上对将来的研究将有无限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