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云南话剧演出十分活跃。为了坚持民族解放战争，必须充分发动群众；而话剧这种艺术形式具有直观性、综合性的特点，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从而受到人们的重视。

当卢沟桥事变的硝烟还未熄灭的时候，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金马剧社、省艺术师范学校等团体就先后演出了《无名小卒》《死亡线上》《血洒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避难者》《开演之前》等话剧。以后，演出活动更为活跃。1938年，金马剧社组织巡回剧团往滇西；省教育厅于这年的寒、暑假，两次发动昆明各高级中学到各县去，用话剧演出等方式宣传抗日战争。他们到了各县区，深入穷乡僻壤。在昆明，从1937年8月13日公演《血洒卢沟桥》起，至1939年8月演《钦差大臣》止，仅金马剧社就先后公演过12次。下面，对话剧演出活动摘要地加以介绍。

首先是《雷雨》《原野》的演出。

《雷雨》于1938年7月，由省艺术师范学校演出。陈豫源任导演，郎惠仙饰周繁漪，李文伟饰周萍，王旦东、杨其栋等任舞台装饰。该剧的演出，出现了轰动的局面：有人买票后“挤上楼厢”而无法落座，“直站的看完了这人间悲剧的活现”；认为周繁漪“一颦，一笑，或说，或泣，或泼辣的施展了，那原始的野性时，都达到成功”。萧乾、沈从文、徐嘉瑞都撰文予以好评。萧乾说，排演这个戏第一个特色“便是超出‘生意经’……把《雷雨》当成了一件艺术作品来处理”。徐嘉瑞曾转述沈从文的话：“想不到云南学生表现的技术，会有这样的熟练。”

《原野》由作者曹禺导演，凤子、孙毓棠主演，闻一多、雷圭元为舞台设计，于1939年8—9月间由国防剧社演出。它很受观众欢迎，万丹曾从卖票的角度撰文介绍。李乔认为，演出时“娴熟的技巧，罗曼蒂克的情景，恐怖的刺激，美丽的布景”，对观众有很强的吸引力。徐嘉瑞则说曹禺的“技巧，他的心理分析，他的性格的创造使中国戏剧，大大的踏进一步”。

这两剧在专县也曾多次演出，效果都好。如《雷雨》在腾越（今腾冲）简师演出时，“全场肃静无声，如像真地震骇在雷雨之下一样”。

评论者在肯定两剧及其演出的优点时，也指出它们的不足，如对周繁漪的阴鸷郁悒这方面表现不够等。更多的则是指出它们思想上的弱点，如《雷雨》到底“指示我们什么呢？”还认为《原野》的反抗性及仇虎的痛苦、毁灭，“容易会用在私仇宿怨上去”，使人产生复了仇也没有好结果的消极作用。有的评论者还指出，对作者的阿谀“倒反对于他不忠实”，而应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他的天才，从古典文学的典型里面移在中国现实的泥土里去”。

其次是《野玫瑰》的演出。

《野玫瑰》的作者陈铨，是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该剧刚刚写出，尚未在杂志上发表以前，即于1941年8月3日至8日，由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国民剧社在昆明大戏院演出。孙毓棠为导演，姜桂侬饰夏艳华，劳元干饰王立民。这次演出，除发生饰王曼丽的孙观华因“立场不同”而于排演中途停止合作外，报上是一片赞扬声。《民国日报》在报道中说，该剧“充满爱国之民族意识”，“适合时代要求”。《朝报》则赞美夏艳华的“寂寞”，说她“理想最高理智最强”，“值得四万万五千万人的顶礼崇拜”。昆明《中央日报》也说演出“细腻熨贴”“描摹入微”。1942年3月间，昆明广播电台也播送话剧《野玫瑰》。省教育厅还把包括《野玫瑰》在内的陈铨的不少剧本、小说，用云南省政府主席龙志舟“奖学金购发”，并要求各校“应开放阅读妥为保管列入交代”。在当权者所掀起的这股“野玫瑰热”中，1942年5月，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决定，从6月4日至7日，由该校剧团在西南大戏院为劳军而公演《野玫瑰》。这时，重庆文艺界已大张旗鼓地批判该剧，昆明戏剧界响应重庆的活动，联名请求在昆明缓演。而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处长陈保泰则说，《野玫瑰》的“意识正确，剧情生动，且经教部颁奖在案。自应准予演出”。该剧除在昆明公演外，省教育厅剧歌巡教队一队还去各专县巡回演出，各专县的人士也曾在大理、下关、会泽、绥江、姚安等地上演。不过，在1942年以后，报刊对《野玫瑰》是有批判的。如《朝报》在1942年5月所刊的《〈野玫瑰〉内容的检讨》就指出，该剧的“作者是尼采主义者，王立民、夏艳华都阐发了作者的哲理”。该报在6月所刊发的《〈野玫瑰〉的失败在那里？》也指出该剧忽略了社会意义，“用戏去求取‘观众的效果’，而不管那效果所生的影响是什么？”

再次是《清宫外史》的演出。

《清宫外史》为杨村彬所写的五幕古装历史剧。1944年9月9日至25日，由防空学校第四区高射炮指挥部的射日剧团公演。石凌鹤任导演，由陈健饰光绪帝，樊筠饰慈禧，洪波饰李莲英，张正通饰寇连材。该剧共演出17场，颇获好评。如洪波以其“苍老而枯涩的嗓音，配上阴沉而迟钝的语调”，加上“走路时摆来摆去，不疾不徐的步态，更显示出李莲英的作威作福”。同时，演员也表现了人物“阿谀和谄媚的性格”。扮演慈禧者，则表现出人物的圆滑狠毒。论者认为，导演在舞台“画面的组合上，地位的变化上”，“严肃而不呆滞”，颇见功夫；说该剧“暴露清庭（廷）腐败溃乱内幕，揭发日寇侵略中华野心，指明不平等条约签订真象……”“能使人明了当时内庭（廷）的腐败，致影响对外和战不决的纠纷，种下招致失败的根由，发人猛省”。这说明演出有明显的针对性，并不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

 第四是《孔雀胆》的演出。

《孔雀胆》写大理国总管段功和梁王的女儿阿盖公主之间的爱情故事，是一出历史悲剧。它表现了“妥协主义终敌不过异族统治的压迫，妥协主义者的善良愿望终无法医治异族统治者的残暴手段和猜忌心理”。剧作者为郭沫若。1944年10月25日至11月8日，由空军军官学校大鹏剧社公演（末三日以国防剧社名义演出，但全体剧人均是从大鹏剧社请来的）。该剧由章泯任导演，陶金饰段功，王人美饰阿盖公主。据报道，当演至段功被刺、阿盖精神失常时，“观众心情紧缩，甚至有涕泗横流者”；而当演至阿盖自杀时，观众“热泪盈眶，竟至抽咽者大有人在”。该剧的演出，有为空军烈士遗属生活补助、劳工福利、援助贫病作家筹集基金的任务，“历时十五日三十场，场场客满，观众达三万余人，造成抗战后（昆明）戏剧公演之最高卖座记录”。

当时，昆明《扫荡报》曾刊出“孔雀胆公演特辑”，其中有郭沫若的《〈孔雀胆〉归宁》等。郭认为，汪精卫及其一伙，就像《孔雀胆》中的云南参政车力特穆尔，“我们要像杨渊海一样的除掉他！”评论者虽然对剧本的史实处理和演出提出意见，但从整体上均一致给予肯定，认为该剧“是‘爱与恨’的表现……是血的史实的教训”。

上述四次演出，是昆明在抗战八年间有较大影响的演出。《野玫瑰》一剧，评论者曾展开尖锐的论争（这论争直到现在还继续着）。《原野》《清宫外史》和《孔雀胆》在昆明公演，曾被评论者认为“是昆明戏剧运动史上的三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尽管如此，由于人们的立场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看法也会出现分歧甚至于发生尖锐的对立。如曹禺的话剧上演也遭反对，说它们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和“抗战建国漠不相关”；并简单地把它们归纳为“纵欲的悲惨结局”（《雷雨》）、“沉沦的娼妓命运”（《日出》）和“报私仇后的恐怖灭亡”（《原野》）。至于古装话剧《清宫外史》的演出，有评论者认为是“没出息”，说不能让“坏东西，站在破落的舞台上，摇摇摆摆地做一些滑稽戏！”

抗战时期云南的话剧演出，条件相当艰苦。就连得到官方支持的《野玫瑰》（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赵公望为国民剧社的指导委员，为该剧的上演，他特别召集全体演职员开茶话会予以勉励），经费也相当拮据。该剧的演出预算，其数额为14000元，凭赵公望的介绍，从银行借到5000元，仅够开支“布景费……其他所有开销如灯光、道具、化妆、宣传、搬运”等费用，仍无着落。连《野玫瑰》的演出都这样，其他剧就更可想而知了。但是，为了宣传抗战，有关人员知难而上，艰苦奋斗，任劳任怨。如1940年9月演出《阿Q正传》，服装大半从地摊上搜罗，“又破又脏。有的还有虱子，所以买回来第一件工作是煮和洗”；演阿Q的演员，因连续熬夜而吐了血。总之，在八年间，云南省有一批话剧工作者，埋头苦干，为话剧的演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