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研究中，史料的整理、研究等是一个重要方面。史料是研究的基础，为研究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提供必要的条件。毛泽东同志曾说：应该“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我们在鲁迅研究中要做出正确的结论，除了要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之外，还要有充分的史料做根据。
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搜集、鉴别、编订的科学。史料残缺不全，就无法做出判断；未经考订，就区分不清史料的真伪、对错；至于缺乏编订，如没有系年或没有按专题、专人集中等，史料就很难为我所用。因此，毛泽东同志深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并在理论上反复强调掌握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著作。马克思呢，“为要写《资本论》中讨论英国工厂法的二十页多一点文章，他把整个图书馆里英国与苏格兰工厂视察员所作特殊调查团底报告的蓝皮书都参考遍了”（拉法格《马克思回忆录》本文集中的注释大多因时间跨度大，现已难一一查证和完善出版项等，故保留原貌。）。列宁也指出：《资本论》“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加以研究的结果。鲁迅在史料工作方面的表现也很突出。他为了写《中国小说史略》而编录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明以来小说年表》等；在搜集小说史的材料时，真是“废寝辍食，锐意穷搜”（《〈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可见，毛泽东、马克思、鲁迅都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鉴别和编订。这种态度和方法，也正是我们研究鲁迅时所应该采取的。
一
鲁迅研究的史料学的对象，总的来说，应包括两个方面：以客观情况作为搜集和研究的内容，如鲁迅著译的时代背景、分类、版本、目录，鲁迅的生平史料，等等；以人们对鲁迅的著述、思想、生平等如何认识和评价作为搜集和研究的内容，如鲁迅同时代人谈鲁迅、当代人谈鲁迅、鲁迅研究的研究、鲁迅研究史的研究，等等。从具体的项目来说，则可以考虑下列几个方面。
甲、史料的搜集和发掘。搜集，一般是指把零散的集中起来；发掘，是把不为人所知的发现出来。前者如《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的出版，后者如《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和《自言自语》的重新刊载等。当然，二者有时会交叉，不大容易截然分开。这方面的工作，除史料汇编外，还包括社会调查、档案资料整理等。
乙、史料的注释和考订。以《鲁迅全集》来说，当中牵涉到的人、事、背景十分复杂，有些地方不好理解。鲁迅在1936年4月5日的《致王冶秋》中曾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因此，对鲁迅的著作就要进行考订，加上注释，方便读者。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共二万三千余条，约一百九十万字，工作量很大。有一位参加鲁迅日记注释定稿工作的同志谈到，“有时仅仅为了注释一个人物的生卒年月，就需要进行大量调访工作，甚至求助于公安部门和国外的有关工具书”（《许广平的一生》，第217页）。就是这样使劲，有些疑难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对生卒年月只好空缺或加上“？”以表示存疑。注释和考订工作要这样下力气，就因为它重要。像《鲁迅全集》的注释，那是动用了数以千计的人力的结果，是几十年来研究成果的总汇。这不只对鲁迅作品的普及做出了很大贡献，就是对专家学者也有不小的参考价值。
丙、史料的编纂。鲁迅的著译很多，内容很丰富，无法一一记住。以鲁迅的日记来说，所记的人和事多而零碎——何年何月何日和何人来往，何年何月何日发生何事；诸如“信札往来，银钱收付”（《马上日记》）等都很难寻找。在这样的情况下，史料的编纂，如目录、索引、史料长编和年谱等，就为人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长编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来辑录有关史料，依此排比而成书。这可以减轻读者翻检的辛劳，乃是深入研究的出发点。鲁迅在1932年8月15日的《致台静农》中曾说，有些文学史，实为“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这说明长编有其意义及局限。鲁迅并不轻视长编，他在《致曹聚仁》中说自己“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年谱则是在对史料的真伪、对错进行鉴别，在对史料的价值高低进行衡量的基础上，把分散的史料以时间为顺序而系统化。年谱起码得有时间和谱主事迹两部分，有些还有国内外大事记、注释、按语和附录、图表等。好的年谱可以通过谱主的事迹反映时代，可以表现谱主的思想道路、性格特点等。鲁迅相当重视年谱的作用，他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
二
我想，在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方面，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一）确定主攻方向。鲁迅是一个在多方面有成就的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回忆、研究鲁迅的著述也汗牛充栋，人们精力有限，不大可能在各方面都齐头并进。鲁迅研究者总是根据主客观条件（社会需要、比较容易找到资料、有研究兴趣等）选定自己的主攻方向和确定阶段性的奋斗目标，把注意力集中于一点或某些方面。选定主攻方向以后，就要紧紧地围绕它积累资料，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资料。例如研究《呐喊》，除了研究作品本身外，就一要注意鲁迅关于《呐喊》的论述；二要注意人们对《呐喊》的评论；三要注意和《呐喊》有关的社会背景；四要注意和《呐喊》同时代的小说，特别是和鲁迅的小说风格比较接近的作家作品；五要研究中国小说史，特别是《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和《红楼梦》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的创作特点；六要研究外国作家如果戈理、契诃夫、安特莱夫、芥川龙之介等对鲁迅的影响；等等。确定主攻方向，有助于克服“旁骛”的缺点。看书要广一点，经常随便翻翻，这是对的。但是，研究就要认准目标，念兹在兹，如果“旁骛”，就会多走弯路甚至浪费时间和精力。
（二）力求全面，搜罗无遗。在自己的研究范围里，应充分掌握有关资料；事无论大小，都在收集之列。然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般原理的指导之下，通过比较、分类、分析、综合，从中理出发展线索，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来。例如研究鲁迅与“国民性”的关系，就要全面掌握情况：要看到鲁迅长期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像《热风•恨恨而死》等，也要看到他对好的“国民性”的肯定，像《热风•无题》；既要看到鲁迅的小说曾受“国民性”理论的影响，如《阿Q正传》等，也要看到他对“国民性”理论已有所怀疑，如《幸福的家庭》《伤逝》等。如果不是这样，就容易以偏概全，下判断时会发生偏颇。
我们说史料要力求全面，还包含这样的意思：不要忽视有些很荒谬的观点。那些肆意地歪曲、恶毒地攻击鲁迅的言论，凡是“有质量的”，都应列入积累资料的范围；“毒草可以肥田”，这类荒谬的观点有时也可以诱导我们进一步思考。
总之，在资料积累得尽可能多而全的基础上，就比较容易看清问题的全貌，就有可能左右联系，上下挂钩，资料就会活起来了。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指出：“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的运动方才能够适当地叙述出来。”这对鲁迅研究自然也完全适用。
（三）边收集，边整理。零散的史料，如满盘珠子，必须用线把它们串起来，才好拿；如一张网，必须有纲，才能提。例如鲁迅日记的内容，就像珠子和网，必须用一定的标准使之条理化——或按时间，或按人物，或按事件，或按书刊等加以集中；集中以后，或按拼音字母顺序，或按笔画的多寡加以排列，这样才便于寻找。否则，就很难找到甚至找不着，无法使用，只是一堆死资料而已。单单收集资料而不加整理的人，马克思把他比作消化不良的肠胃病患者。这类人就是吃得再多再好，也无法增强体质。
（四）锲而不舍。资料要力求全面，这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了，必须持之以恒，日积月累。鲁迅曾说：“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收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关于鲁迅的生活》，第25页）这点，对专门从事史料工作的人的重要性不必说了，就是从事理论研究，甚至是搞创作的同志，在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内，也要注意不断地积累资料。例如姚雪垠为了写《李自成》，就摘录了数以万计的资料卡片。又如胡适，他在五四时期的理论研究属于宏观方面的、大刀阔斧的工作。但是，他认为“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胡适的日记》，第273页），所以，他用了半年的时间来编《章实斋年谱》，以使自己有“拿绣花针的训练”。从事鲁迅研究的人，研究逐渐深入时，问题就越具体，要求就越高，就越不能依赖别人而必须自己动手积累资料，就必须把宏观和微观的研究结合起来。
（五）认真、严肃。这说的是对待史料工作的态度问题。史料真可谓浩如烟海，人们不可能穷尽；史料的情况很复杂，人们也不可能样样都搞得一清二楚。史料的缺漏、失误很难绝对避免。这是说客观结果。但是在主观上则绝不应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态度要认真、严肃。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是我们学习的榜样。1858年，当他从事经济学的著述工作时，伦敦出版了麦克拉伦的《通货简史》。马克思当时无钱买书，也借不到，只好向恩格斯求助。他说，这本书也许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马克思把掌握全面情况提到“理论良心”的高度，提到政治责任感的高度来看待。因此，我们在鲁迅研究中，对待史料应该慎重。譬如说，摘抄时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该断章取义，“六经注我”；不能是“想当然”，凭印象，应该下艰苦细致的功夫去核实、查对。否则，就会出现纰漏。如有一本书说道——
《斯巴达之魂》朗诵后，大家深受感动。当读到“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一段时，大家公认为是妙句，用笔加上密圈……
这里，就有不少以意为之的猜想。发生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核对《斯巴达之魂》原文，对《集外集•序言》产生误解。鲁迅在该《序言》中是这样说的：
……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
鲁迅在这里是说“大风灭烛”等是别人所写而为“大家传诵的警句”，而《斯巴达之魂》很受这类警句的影响。我们试想：一、鲁迅怎么会说自己的文章中的若干句子“是大家传诵的警句”呢？二、《斯巴达之魂》中并没有“披发大叫……大风灭烛”这些话。三、十卷本的《鲁迅全集》的注释早已指明“大风灭烛”的出处。所以，这一类错误是因为粗心大意。当然，要求一点错误也不发生、百分之百准确无误可能是苛求，核实、查对以后也仍然可能有笔误、串行等，但不核实、不查对，出错的可能性显然就会大得多。另外，有些执笔者还会不顾事实去编写故事。冯乃超就指出：上海有人“在文章中说我常去鲁迅家，还同去上海的福建馆子喝黄酒。有一次，鲁迅冲着我莞尔的说：‘喝两杯是勿会醉眼朦胧的’……这类故事，乍听来似乎有趣，实际上是编造的”（《鲁迅研究动态》1983年第8期，第9页）。这种做法，就不是一般的不认真的问题了。
三
鲁迅不热心写自传，他在1925年写的《自叙传略》，1930年写的《鲁迅自传》和1935年写的《自传》，合起来还不到三千字；同时，他也不愿意别人写鲁迅传。在1936年5月8日的一封信中，他说：“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因此，他的不少生平史实一般人并不知道。有幸的是，在中国作家中，有关鲁迅的回忆文章最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的自传过于简略的缺陷。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回忆文章的内容和历史事实有时会有出入，不可能完全没有差错。这是连和鲁迅很亲近的人所写的回忆也很难避免的。例如周作人说鲁迅于1902年“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就和事实不符（这是因为江南督练公所直到1905年初才成立）。又如周建人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寄给我第二期《教育今语杂识》”（1979年5月9日《光明日报•文字改革随笔》），这也不确切，因为该杂志于1910年才创刊于东京，而鲁迅于1909年已回国；最大的可能是周作人寄回，或者是鲁迅1911年赴日促周作人回国时带回（鲁迅这次赴日只逗留半个月，所以带回即可，不必邮寄）。这些不确切之所以发生，一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回忆时印象模糊了；二是因为回忆者处于高龄，不可能再去翻阅当时的史料或认真核对了。对此，我们应该有所谅解。但是，当人们使用这些史料时，态度就应慎重，要鉴别，要有所取舍。另外，有些文章回忆五十年前的鲁迅，对他当时的一举手一投足，对面部的喜怒哀乐之情都写得很细致，写得十分具体，好像是刚发生的一样。但除非五十年前写有日记、记录之类，否则就可能是发挥“合理想象”，加入了若干虚构的情节、细节，有了“编”的成分了。因此，对待有关鲁迅的回忆就要有所分析，做一番取舍甚至是“去伪存真”的工作（有些不一定提到“伪”的高度，但至少是不确切、不全面的）。例如鲁迅在1916年10月10日的日记中记道：“访章介眉先生，不值。”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人认为是：“恶霸章介眉就曾捏造罪名，妄图陷害鲁迅。鲁迅得知此事，当即和许寿裳到章宅，找他算账。章作贼心虚，不敢露面。”——为什么往访不值会变成章“作贼心虚，不敢露面”呢？“曾捏造罪名，妄图陷害鲁迅”有什么根据呢？其实，访章介眉，是对10月6日“下午章介眉先生来”的一次回访而已，并不是什么“找他算账”；而且也只是鲁迅一个人去，至少日记上没有记及和别人一道去。上述“陷害”“算账”云云，可能是因为对一些不大准确的回忆缺乏鉴别的缘故。
我们对回忆鲁迅的文章、谈话所提供的生平史料必须核实，而核实时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应根据当时的文献和记录材料。这是比任何回忆更有说服力的。如回忆的内容和文献等所记录的不一致，自然应以后者为准。例如1927年4月15日的“中大各主任紧急会议”有同志说是鲁迅“召集紧急校务会议”（《诚挚的纪念》，第18页），有些纪念馆在“鲁迅生平简介”和“陈列目录”中也曾以这回忆为根据，说鲁迅是这次会议的召集者。其实，根据鲁迅日记，当天是“赴中大各主任紧急会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鲁迅当天是“赴中大各主任紧急会议”，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则说：4月15日的早晨，“叫醒了鲁迅，告诉他不平常的一切。待到下午中山大学开会营救被捕青年的时候，他精神早已有所准备，明知这又是无耻叛变的勾当”。如果鲁迅日记没有记载，那么，鲁迅亲友的回忆显然比一般人的回忆更值得我们重视，而他们均认为鲁迅是参加、出席而不是召集这一个会。。日记是当时的记录材料，应该最可靠。除非我们能发现当时的会议记录或其他重要的文献材料，才可以证明鲁迅是召集者，否则，“召集”说的根据就不充分。
第二，如无当时的文献和记录材料，应根据鲁迅的叙述和回忆。当别人的回忆和鲁迅的叙述、回忆发生矛盾时，应以鲁迅所说的为准。例如1933年2月17日鲁迅会见萧伯纳，有人说他们进行了相当长的“非常精彩和诙谐的交谈”（1981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回忆鲁迅二三事》）。但是，鲁迅在当年3月1日的信中说得很清楚：他和萧是“同吃了半餐饭，彼此讲了一句话”而已。
第三，杂感、散文所述和传记材料（书信、自传以及表格等档案材料）有矛盾时，以传记材料为准。鲁迅的小说有些有自叙性的部分，如《一件小事》《故乡》等，但小说中的“我”不能就简单地看成是鲁迅本人。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十分丰富的传记材料，但同时也有若干虚构之处，对生平史实有些地方做了改动，如《父亲的病》中教“我”向临终的父亲大叫的衍太太，事实上为长妈妈，以“衍”代“长”，乃为了行文的方便。所以，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说《朝花夕拾》和《呐喊》《彷徨》《野草》《故事新编》都属于创作。杂感的内容有不少是作者的生活实录，写自己所遇之事、所感之情等，如《华盖集续编》中的《记〈发薪〉》和《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我要骗人》等都有这一特点。但是，杂感当中有时也有虚构之处，如《马上日记》等和鲁迅日记并不完全相同，许广平就说《马上日记》等“总不免一看就晓得是故意造出来的”。当然，有些表格也可能有若干问题，如1982年第10期《文教资料简报》刊载的鲁迅所填的“高等甄别委员会调查履历表”，说自己在南京教育部时“办理社会教育司事务”，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材料，证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已正式设立了社会教育司。不过，无论如何，书信、表格等的历史价值总是很高的，应该加以重视。
第四，某人对鲁迅的同一事的回忆，如果有两次以上，一般地说是较早的回忆的可信性更大，这定因为时间距离近，印象较深的缘故。另外，因为某些政治偏向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某些回忆文章中，对鲁迅有拔高的现象：和正面人物的关系，其亲密程度说得越来越高；和反面人物或有错误的事情的关系，说得越来越疏远，或把斗争性尽量提高。这就不够实事求是。
第五，一切书面的东西，都要经过实际的检验，以事实为根据；如事实不明，则应以情理来推断。如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中，鲁迅说自己拜和尚为师，“得到了一个法名叫作‘长庚’”。但是，根据留下来的银八卦，上面有“三宝弟子法名长根”八字，可见，法名应该是“长根”。此外，鲁迅在厦门大学时去银行领薪水一事，人们的回忆就很不一样：
甲、据罗常培回忆，当时银行中有人问鲁迅：“‘这张支票是你的吗？’鲁迅先生吸了一口烟，还他一个白眼，一语不发，他连问了三次，先生也连吸了三口烟。那张支票到底在无言的抗议中兑现了。”（《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第一集，第134页）
乙、据连家瑶回忆，鲁迅曾说：“银行出纳收去支票后，把我看了一下，又把支票还给我说，‘你叫鲁迅自己来领’。我说：‘我就是鲁迅’。那个出纳奇异地叫出另一个人来看我一下，我才领出现款。”（《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第一集，第137页）
丙、有人根据林夕音的回忆而加以编写，说鲁迅领款时，银行经理“爱理不理地接过支票”，然后盘问领款者并打电话到厦门大学会计室，了解鲁迅的穿戴、特点才付款，而当鲁迅领款后“走出柜台时，对这位灵魂浸透着铜臭的经理，投以轻蔑的一瞥，使他狼狈地低下头”（《鲁迅在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第20页）。
上述回忆无法核对，因为事实真相不明。但是，按常理而言，“乙”说比较符合情理，而“甲”“丙”说则否。这是因为：一、鲁迅对银行出纳，如果仅仅因为衣服随便而不被信任，不会采取这种态度。他对权贵豪绅固然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但对一般人却比较宽厚。例如在上海时，电梯司机不准搭乘，要他一层一层走上去。会见客人后下楼时，英国人送鲁迅到电梯，正碰上原来的电梯司机。鲁迅对那个感到非常窘的司机毫无报复心，并不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相反，据内山完造说，鲁迅“未免觉得有点可怜，想寄他一点微微的同情起来了”（《鲁迅在上海（三）》，第7页）。二、经理不可能坐在办公桌旁接支票，支票只可能由银行的一般职员接，有“问题”时才转给经理处理。另外，这位银行经理自然可能有铜臭味，但他慎重地和厦门大学会计室联系，请领款者到另一间房子等候，情况了解后又说“久等了”表示歉意，在这件事上并没有什么不对，不必“狼狈地低下头”。
四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提高鲁迅研究的水平，首先就要求研究者思想解放，增强对问题分析和综合的能力，即提高研究者的马列主义水平。但是，确乎也有不少的鲁迅生平史实还没有搞清楚，有待于人们的努力。例如：
（一）鲁迅和朱安的旧式婚姻，对鲁迅的生活、思想影响相当大。在过去，人们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像许寿裳、许广平也不回避。但是，鲁迅的老朋友对这事很少详谈，这可能是“认为谈论这类个人私事是对不住朋友的”（《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第161页）。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为贤者讳的风气甚烈，这被列为禁区。像1948年版的《鲁迅事迹考》本来有《鲁迅的婚姻生活》这一题，但该书于1955年重印时，这一题只好抽去。因此，在这件事上我们所知甚少，这就使得为鲁迅写传的同志无法把这一旧式婚姻及其对鲁迅的影响写得更具体。
（二）因为鲁迅1922年的日记遗失，他在这一年的情况就不大清楚。我们现在只能根据许寿裳所抄的鲁迅日记《断片》和当年鲁迅等的一些书信、著译加以补缀。这其实是挂一而漏万。以后，应进一步从同时代人的日记、书信以及有关的档案材料中，为鲁迅的生平史实钩沉。
（三）鲁迅和周作人之间的决裂，周作人对自己的日记之中的记载，有所删减，鲁迅也很少谈及这事，只是从“宴之敖”这一笔名透露出“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欣慰的纪念》，第24页）意思，表明矛盾的焦点在周作人之妇羽太信子身上。有关这一事的猜测之词甚多，有些还进行人身攻击。但是，以事实作根据的探讨、研究很不够，有关决裂的远因、近因、后果，不少地方仍很朦胧。
（四）1930年，国民党政府以所谓“堕落文人”的莫须有罪名通缉鲁迅。这一事，鲁迅在书信中提及；曹聚仁在《鲁迅评传》和郑学稼在《鲁迅正传》中都有所议论，但均无具体史实。这一通缉令的原文还没有发现有何关系（鲁迅关于这一问题的说法，从情理上还不好理解）。它是以什么名义发布的？何月何日发布？“堕落文人”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这通缉令和原复旦大学学生许绍棣？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五）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说及行政院长蒋介石曾约见鲁迅而被拒绝。这一事的具体过程不明，档案材料没有发现。
（六）鲁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人们十分重视，回忆文章提供了很多过去不为人们所知的史料。但是，1927年鲁迅在广州时和陈延年的会见，具体的时间、地点、谈话内容，会见的原因、过程以及对鲁迅的影响，都很不清楚。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就更加紧密，他曾为好些党员接通了组织关系，这事是通过党内的某些同志或党中央特科知道的。因为当时处于深重的白色恐怖之中，严格保密，所以知道的人很少，几十年以后就更难说清楚。如关于方志敏的信稿的传递等，现在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再如1935、1936年间，鲁迅曾写信（或拍电报）给党中央，但到底是一次还是两次，信或电报的全文是什么，用什么方式来传递，鲁迅“发”和党中央“收”的具体时间等，都待于进一步查证。
（七）1936年7月16日，鲁迅“得李秉中信，即由广平复”。据说李秉中这信是“代表官方……劝告鲁迅撤离战斗的信”（《新文学史料》第一辑，第153页），但这事的内幕还不很明朗。
（八）1935年12月1日《社会日报》发表《鲁迅将转变？》的花边新闻，说鲁迅就要投降南京，而胡风是“引进员”。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一文里，鲁迅说：“我就并没有经胡风向南京讲条件的事。”这是鲁迅在辟谣，讲的是自己这方面并无讲条件的事。但是，南京方面是否有阴谋诡计、是否在“劝降”呢，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当时，除李秉中的敦劝以外，还有人秉承南京CN部文艺科的意旨，企图让鲁迅等“牺牲些时下的政见”，和这个文艺科合作，交换条件则是让鲁迅等“享受些殊异的待遇”。这人到上海找鲁迅三次，均被“拒见”。又，特务分子荆有麟也曾以探病为由，于7月中旬由宁赴沪看望鲁迅（但是，鲁迅在日记中没有记这件事，也可能是被“拒见”了。而且，荆某前来和李秉中的寄信是同一时候，这很可能是为实现某一计划而采取的多方面的行动）。加上被斥之为“文妖”的南京“中国文艺社春假旅行团”（参加该团的人则有各种各样的，不能一概而论）在沪杭活动（杭州的《东南日报》即揭露其目的可能是要作家和南京当局一道“迈步向同一条路上进行”），不少的蛛丝马迹表现出反动派的邪恶用心。这当中，包含着鲁迅和南京当局的一场斗争，而这一场斗争又和“两个口号”的论争有联系，它可能为我们理解鲁迅逝世前的思想和行动提供重要的信息。可惜，这方面我们所知还甚少，而且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上面所列述的是比较重大的问题，至于较小的问题就更多。可见，在鲁迅生平史料搜集、研究等方面还有很多事要做。当然，我们不应把史料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不要陷入索隐派的钻牛角尖，否则就像鲁迅所指出的，清代文字狱以后，有人“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了‘邻猫生子’的学者”（1934年4月9日《致姚克》）了。我们应该抱着实事求是的认真态度，对史料工作的重要性要有充分的估计。因此，我们殷切地期望有更多的同志从事鲁迅史料的发掘、研究工作，并取得新的收获、新的突破。
（原载《思想战线》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