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母亲之命，鲁迅于1906年与朱安结婚。朱安（1878—1947）是绍兴丁家衖人，据说又名德意《绍兴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这里的记音可能有误。我想，“德意”似为“德懿”，又有女德又温柔，这才符合封建旧家庭的美学观念，如果叫“德意”，可能就不太像大家闺秀的名字了。。这一旧式婚姻给鲁迅带来了精神上很大的痛苦，对他的思想、人生道路有相当大的影响。他对许寿裳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本文对鲁迅这一旧式婚姻的若干史实进行探索，同时谈谈鲁迅所得到的朱安的支持，以就正于同志们。

一、关于订婚的时间

鲁迅和朱安订婚的时间，目前有两说。一说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一说是在南京读书时。但是，由于没有掌握有力的材料，暂时还是推测之词，所以论述者往往用上“可能”“大致”等词语，以示慎重。例如王得后同志在《〈两地书〉研究》中就说，在“周作人日记手稿中……却不见有关鲁迅的婚事的记载”（第283页），如果只从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的行文来看，“说媒的时间……似乎在鲁迅去南京求学之后”（第284页）。

我于1978年5月，在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曾翻检过《周作人日记》手稿，11月，在上海师大看过《周作人日记》抄本。因为时间太匆促，只能跳跃地看过去，也没有发现有关鲁迅订婚的记载。现在，《周作人日记》在《鲁迅研究资料》等刊物中，正陆续刊出，可以慢慢地阅读。原来，有关鲁迅的订婚，周作人在日记中是记得一清二楚的，如：

甲、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五日（1899年3月16日）记载：“朱宅出口，托惠叔备席，约洋五元。”《鲁迅研究资料（8）》，第74页。按：据绍兴的婚姻习俗，订婚的过程是先开“媒条”。男女两家交换“媒条”，是“做媒的第一步”，“女家出‘媒条’是等于允婚的表示”。“接着就是所谓‘出口’”。“出口”就是男家向女家“敬求台允”，女家如同意，就答以“敬遵台命”《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35年间（1902—1936）的演变》，第164、165页。；周建人同志也说：这“便是订亲……随后是议‘发财礼’的事”《绍兴的结婚风俗》，《新青年》第七卷第五期，第13页。。乙、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五日（1899年5月14日）记载：“晨同朱筱云兄、伯撝叔、衡廷叔、利冰兄下舟，往夹塘看戏。”初六日（15日）：“放舟至大树港看戏。”初七日（16日）：“归家，小云兄别去。”按：朱筱云（小云）即朱安之弟朱可铭。又，据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第125页中说：初五日开出的船有两只，男女分乘，在女的所坐船上，除鲁迅的母亲鲁瑞外，还有谦少奶奶（即伯撝之妻，是鲁迅和朱安的媒人）、兰太太（即谦少奶奶的婆婆）和兰太太的内侄女（即朱安的姑妈）。周家和朱家本来有亲戚关系，现在鲁迅又和朱安订婚，所以亲上加亲了。这次，鲁瑞和兰太太、谦少奶奶、朱安的姑妈，周作人和朱小云等两天两夜在一起，关系当然是很密切的。丙、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1901年3月13日）记载：“下午同大哥、惠叔往楼下陈看戏，遇朱氏舟，坐少顷。”《鲁迅研究资料（10）》，第73页。按：这朱氏舟，可能是朱安乘的船，也可能指朱家的船，朱安不一定在船上。就是朱安在上面，根据当时的习俗，鲁迅、周作人也不可能和她见面。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第172页）中说得很明白：在鲁迅成亲以前，他（周作人）并没有见过朱安。丁、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1901年4月3日）记载：“上午……遣人往丁家衖朱宅请庚……夜作致大哥三纸。”《鲁迅研究资料（10）》，第77页。按：在“准备举行结婚之先，须郑重其事地把新郎新娘的‘八字’送到‘择日店’里去排，合，选择‘安床’和‘合卺’的吉日，因此就得向女家去要‘新娘’的生辰‘八字’，这一手续叫作‘请庚’”《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35年间（1902—1936）的演变》，第170页。。《绍兴的结婚风俗》一文也谈及这点：“临结婚的时候，男方才向女家问明女子的生辰，称为‘请庚’。”从“请庚”的活动看出，鲁瑞是准备很快就让鲁迅结婚的。从上述情况可知，鲁迅和朱安的订婚时间是1899年3月16日。这在婚姻关系上是一件大事，所以当天周家办酒席宴客。这时，鲁迅在南京陆师学堂读书，订婚当是由鲁瑞做主，他本人大约事前并不知道。明确了订婚的时间，再看这以后《周作人日记》所记和朱家的关系，就容易掌握其线索了。

二、关于鲁迅结婚的一些史实

既然鲁瑞准备很快就让鲁迅结婚，而在1901年，鲁迅已实足20岁，朱安已23岁，根据当时的看法，年龄已是相当大了，那么，为什么一直到1906年才结婚呢？这就牵涉到鲁迅对这一婚姻的态度了。

就在“请庚”那天的夜里，周作人“作致大哥信三纸”，这似应把“请庚”一事告诉鲁迅了。在这以后，鲁迅在1902年和1903年曾两次回家。可以设想，朱家、鲁瑞一定会催鲁迅完婚的。但是，竟然没有办成婚事。在后来的回忆中，鲁迅说明了他对这门婚事的不满。但是，时代还没有提供充分的条件，帮助他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无独有偶，他的叔叔伯升，也“守着‘长嫂如母’的古训”，表示接受鲁瑞为之“包办的婚姻……虽然这事结果弄得很是不幸”《知堂回想录》，第127页。。也许，鲁迅在当时采取“拖”的办法吧？

到1906年，鲁瑞以病重为借口写信让鲁迅回家。鲁迅曾对鹿地亘说：箭也似地催促他回来，有时一天来两次信，“我因为生气和烦躁搞得神经衰弱”转录自1980年10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332页。。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也说：“我大哥从日本回来了，可能事先母亲没有向他说清楚，是要他回来结婚，只看见母亲和他单独谈了很久。”（第241页）据说，鲁迅是当年旧历六月初六日（新历7月26日）结婚的。这点，似乎没有人持异议。但是，鲁迅什么时候回到家，在家里住了几天，何时离家往日本，这些问题还不十分清楚，或者是众说纷纭，分歧相当大。

许广平曾经说过：“鲁迅因母病回国，始知乃骗其归来结婚，一回家即见挂红结绿……”《读点鲁迅丛刊》第二辑，第235页。有同志以此为根据，认为鲁迅是7月26日才回到绍兴的。其实，披红挂绿、张灯结彩乃是婚前若干天就开始的准备活动。根据绍兴当时的结婚习俗，按照常情，鲁迅回到家以前，家里只能把新房修理、粉刷好，布置好；他回到家以后，男家女家才能举行淴浴（结婚前三天）、祝喜福（结婚前一天）等仪礼。因此，鲁迅最晚也应在7月22日回到家里。

既然这样，鲁迅这次回来，在家绝不可能是“仅停留四天”。那么，停留几天呢？这个问题，周作人、周建人没有谈过；周作人只说鲁迅“在家日子不多”《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24页。俞芳曾听鲁瑞说过：“婚后没几天，大先生又回日本去读书”；鹿地亘曾听鲁迅说过，他婚后一周又独自回到了东京；荆有麟、孙伏园说“鲁迅是结婚后四日”或“结婚刚刚过了三天”上面的引文，分别见《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第143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第332页；《鲁迅回忆》，1947年4月复兴第一版，第68页；《进修参考资料》总第10期，第186页。就离家往日本。这里都是说婚后若干日而不是说在家若干日。我们不应把二者混淆起来。

同时，我对荆有麟、孙伏园等的说法也有所怀疑。

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鲁迅结婚的事情，我在南京仿佛事前并不得知……鲁迅的结婚仪式是怎么样的，我不在场……我到家的时候，鲁迅已是光头著大衫，也不好再打听他当时的情形了。”“光头著大衫”云云，从行文来看，似乎已是正三朝以后的事。而周作人回来以后，鲁迅又和他“谈及取缔规则风潮的始末，和那一班留学生们对于‘鉴湖女侠’的恭顺的情形”《知堂回想录》，第145页。；还要和邵明之、张午楼约定往日本的时间以及会合的地点；等等。再说，周作人往日本，也得有所准备，不大可能回家一两天就立刻起程。因此，说鲁迅婚后第四天就离家，恐怕不符合实际情况。

除了推理以外，还可以排一排他们的日程表。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张午楼到东京的时间的记录，但周作人到东京的时间却是知道的：据《官报》第38期上的“各校各生履历清册”，他是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即1906年8月20日至9月17日之间）到东京的。又，在《瓜豆集》（第102页）中，他说：“我于一九○六年八月到东京。”如果到东京的时间为七月初一，那么，距鲁迅的结婚之日就有25天。这当中，路上约费14天从绍兴至上海，3天；在上海停留5天（据《知堂回想录》，第174页）；从上海至东京，6天（据《汉声》7、8月份合册的《湖北招待部告白》）。。如以六月初二到家、七月初一到东京计算，鲁迅在家时间为15天。如果在七月初一以后才到日本，那在家的时间就超过半月。

这里，还要说一说周作人的其他回忆。他在《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都说鲁迅是夏天回乡结婚，秋天再往东京。有同志认为周说不确，许寿裳在所编《鲁迅先生年谱》中所说的才对：“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其实，这份年谱虽署许寿裳的名字，但是，1909年以前部分，实为周作人所编，只不过他当时因故不愿署名而已1937年5月25日许寿裳的《致许广平》，刊于《鲁迅研究资料（14）》，第290、291页。。而且，我认为，这两种说法可以统一：六月初六结婚，自然是“夏回乡结婚”；七月初一或以后若干日到达东京，自然是秋天再往东京；六月中、下旬和周作人等一起离开绍兴经上海转日本，这也可以说是“同月，复赴日本”。

鲁迅这次回家，以母亲病重为理由请假，这属于“特别请假”（按：“通常请假”，假期约有两个月；“特别请假”的假期有多长，不明）。据1907年的“游学生请假规则”（其基本精神想来和1906年的情况相一致），“如确有未了之事”（这总可以找到借口的）可以展缓30日。看来，鲁迅不但没有“展缓”，很可能假期未满即和邵明之、周作人等一起结伴往日本。以后，直到1908年夏，他才回家一次留日学生是每年暑假均可请假回国探亲的，关于1908年夏回家，请参看拙文《鲁迅生平史实探微》，刊于《思想战线》1983年第4期。。这次回来，其目的显然不是由于对朱安的怀念，因为他们之间根本没有感情，是一对“挂名夫妻”；长期以来，鲁迅“虽然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鲁迅先生二三事》，作家书屋1944年版，第8页。。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同志强调鲁迅对婚事的不满，这是对的、必要的。但是，要注意分寸，不要言过其实。因此，我很同意王得后的这样一个观点，即他在《〈两地书〉研究》中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鲁迅性格中的妥协面”。鲁迅虽然是被迫，但他最终同意这一旧式婚姻和举行烦琐的婚礼，这当然是有所妥协。这一方面的情况也应该注意到。

三、朱安对鲁迅的支持

鲁迅由于和朱安的思想认识、个性爱好、感情的距离很大，平日连话也不多说，更谈不上有什么爱情。但是，他对朱安待之以礼，承认既成事实。朱安曾对记者讲：周先生（鲁迅）“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她从陈旧的道德观念出发，抱着从一而终的宗旨，说自己“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对鲁迅一直是很好的。这些客观存在的关系，研究者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被迫加以回避，朱安成了“黑人黑户”，更说不上有什么合乎情理的评价。我们认为，鲁迅和朱安，从1906年到1926年间，一起生活了20年左右（连异地分居的时间一起计算），关系不可谓不密切。朱安在鲁迅的生活和事业中，曾做出了贡献，这是不应漠然置之的。

第一，朱安在生活上给鲁迅以照顾。据《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书所述，朱安“操持家务是称职的，节俭持家，空下来就做做针线。她还能炒一手道地的家乡菜”，如把鸡蛋、面粉调匀涂于白薯切片之上，用油炸熟，这一食品就很为鲁迅所喜爱，后来甚至被称为“鲁迅饼”寿洙邻：《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在朱安的照顾下，鲁迅得以摆脱繁重的家务劳动，专心地从事工作、研究和著述。

第二，服侍鲁迅的母亲鲁瑞。鲁迅曾对友人说，结婚是被迫的，“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也就随她去了”；他把朱安称为“母亲的媳妇”。特别是鲁迅离开北京以后，朱安把照顾鲁迅之心，移来“服侍娘娘（指鲁瑞——引用者）一个人”。鲁迅对母亲很孝顺，朱安尽心陪伴鲁瑞，这就使鲁迅无后顾之忧。

第三，保存鲁迅的遗物。鲁迅逝世后，朱安的生活费用由许广平供给。1941年12月15日至1942年3月1日，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来又是物价飞涨，交通阻隔，对朱安的经济供给或中断或拖延，使她的生活遇到较大的困难。如1945年12月29日的晚餐，吃的是小米面窝窝头，“一碗白菜汤，汤里有小手指粗的白面做的短面条（有人管这叫‘拨鱼’），另外有一碟虾油小黄瓜，碟子边还放着两个同是虾油腌的尖辣椒……没有肉也没有油”。当时，她又咯血，曾凄惨地说：“想死又死不掉！”分别见1945年12月19日和12月31日《世界日报》。在1944年和1945年，她曾想出卖鲁迅在北平的藏书。在许广平的规劝和唐弢、刘哲民做了大量工作以后，她终于放弃了这一念头。临去世前，朱安还郑重地“命其表亲阮太太，将衣服书籍，诸物加封，留待许广平”从上海来北平点收见1947年7月2日《世界日报》。，感人至深。因此，鲁迅在北平寓所的藏书、遗物能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没有散失，也没有被敌伪劫掠。在这个问题上，朱安功不可没。

第四，在鲁迅身后，照遗嘱办事，尽可能不让鲁迅的名节被玷污。

鲁迅在《死》中曾给亲属写了遗嘱，第一条就是：“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朱安在抗战胜利前后生活很困难，但她却不肯随便接受别人的救济，除非是鲁迅的熟人。例如鲁迅的朋友沈兼士等的5万元赠款，朱安收了；“朝鲜剧人艺术协会”理事长徐廷弼的几千元捐赠，她就婉言谢却；《民强报》记者在访问时亦欲有所捐赠，朱安问：“你是他的学生吗？”当回答不是时，她就“不肯接受，只很客气的说：‘等需要时再去找你吧。’”朱安表示“宁自苦，不愿苟取”，这使许广平也受感动，说：“你能够如此顾全大局……深感钦佩。”转录自《许广平的一生》，第148页。

另外，朱安对许广平也是友好和尊重的。1932年11月16夜，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某太太（朱安）“于我们颇示好感”。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于1937年曾拟北上，许寿裳说：“弟（指许广平——引用者）决计暑假北上，甚是。太夫人盼望甚切，朱夫人亦然。裳与朱夫人亦已谈过，伊极明白，弟与之相处，必可相安。”《鲁迅研究资料（14）》，第287页。

1945年12月末，北平《世界日报》曾想以该报的副刊《明珠》为中心，发起一捐赠运动。发起者也认识到“如此做，亦未尝不与翁之遗嘱有抵触处”。他们征求朱安的意见，朱安表示：生活一向是靠上海的许广平带钱来，没有上海方面的同意，另外的资助不便接受。朱安这种态度，首先是遵循鲁迅的遗嘱，同时也是对许广平的尊重。许广平也尊重朱安，1946年10月因整理北平寓所藏书北上时，尊称朱安为师母寿洙邻：《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

朱安于1947年6月29日因病去世。去世前6天，朱安对记者说：许广平“待我极好……她的确是个好人”。鲁迅、许广平和朱安之间，关系不大好处理，但我们在研究了有关史料之后，觉得以大局为重，同情、尊重对方，抱着强烈的道德感，乃是他们共同遵守的准则——虽然各人的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

当然，朱安乃是一个普通的善良妇女，思想比较保守、落后。她自己也知道，和鲁迅相距甚远，“各有各的人生”。她在处理问题时不能说一点毛病也没有，例如她曾收下蒋介石托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芬送来的10万元（当时约可买大米800余斤——引用者）。收这笔钱虽然不对，但朱安当时贫病交迫，开头也不肯收，只是在郑彦芬胡诌什么“长官赐”之类的理由后才勉强收下的据《文物天地》1981年第6期，第30页。。因此，对朱安不应求全责备。从整体来说，她确乎在鲁迅生前关心他，在鲁迅去世后尊重他的遗嘱，为鲁迅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原载《思想战线》198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