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周作人，在家乡、在南京、在日本、在北京，一起相处的时间近30年。仅据鲁迅日记所记，他给周作人的信就多达495封，关系极为密切。因此，研究他们的关系很有必要。
鲁迅和周作人是同胞兄弟，有相同的家庭背景，年龄相近，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一样。在青少年时期，不但文艺活动、文艺思想相一致，连政治态度、思想、感情也相似或相同。由于后来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大，因此人们往往忽视他们相同的一面而只强调相异之点。这是不完全合适的。譬如说，鲁迅和周作人在一段时间里，对科举考试、对维新思想的态度，以及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相似或相同的。
鲁迅只考过一次秀才（未考完），周作人则考三次均落了榜，但仍相当入迷，甚至做了恍惚迷离的科举梦。1900年2月21日，他于“黎明梦一家匾上题‘花甲登科’四字，左题‘光绪甲申年’，右则漫漶不可辨。未知何祥也，故笔之”。（《鲁迅研究资料（9）》，第138页）鲁迅呢，周作人认为他对科举“是‘跛者不忘履’，内心还是不免有迷恋的”（《知堂回想录》，第53页）。这虽然不是定论，但我觉得有符合实际的一面。如果说在鲁迅和周作人合写的《祭书神文》中，写到“他年芹茂樨香兮，购异籍以相酬”等只可以作为旁证，那么，鲁迅于1898年12月18日参加会稽县试，就应视为直接的证明。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如果没有“跛者不忘履”的内因，别人就无法把他硬拉进试场。当然，鲁迅在县试未放榜前就去南京了，并没有参加府、院的复试，因此，不应夸大“跛者不忘履”这一面。就是周作人，于1902年7月27日“接家信促归考”时，也在回信中“历陈利害，坚却不赴”（《鲁迅研究资料（11）》，第71页）。从迷恋（程度上有所不同）到拒绝参加（时间上有先后）科举考试，二人的发展也基本一致。
其次，在清末，维新思想是一股大潮。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几乎都受这股思潮影响，连孙中山也不例外：他于1894年曾上书李鸿章，希望清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政治改革，“步武泰西，参行新法”，等等。鲁迅在家乡时即看维新派人士在澳门出的《知新报》；在南京读书时，开始看严复、林纾翻译的书，看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旬刊；到日本以后，他寄回的大都是维新派的书刊，如《清议报》《新小说》等。到1933年，鲁迅在《准风月谈•重三感旧》里，还赞美光绪末年的维新派。周作人对寄回的书刊如饥似渴地学习，如1903年4月5日，当他知道鲁迅托谢西园带回新书时，感到“喜跃，喜《清议报》之俱至也”，自此日夜盼望谢西园到，13日派仆人去取书物而不遇，“空手来见，怅怅”；21日下午收到《清议报》，周作人当夜即“挑灯瀹茗独坐，读《清议报》通论……”，第二天又继续看，感到很满意，说“论议精当，奇辟足以当当头之棒喝，为之起舞者数日”。他看横滨新民丛报社印行的《新广东》，也为之“拔剑起舞者再”（分别见《鲁迅研究资料（12）》，第120、123、126、129页）。这些情况说明周作人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思想的评价是多么高！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和周作人的认识很为接近。
再次，鲁迅的一生，从1903年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庄严誓言，到1936年逝世后盖棺的“民族魂”旗，说明不论从主观方面或客观方面看，他确乎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从整体来说，周作人自然无法和鲁迅相比，但他在早年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1902年12月16日，他即发出“学界茫茫谁革命，仰天长啸酒酣时”（《鲁迅研究资料（11）》，第91页）的浩叹。1903年4月19日，听别人谈及日本举办的“博览会内台湾人类馆”侮辱中华民族，他感到“令人愤绝”；5月5日，他同友人“考究地图，亚洲大陆，黄色渲染者，日就削矣，触目惊心，令人瞿然”（见《鲁迅研究资料（12）》，第125、130页）。1904年2月16日，《周作人日记》写道：“闻日露已战，黄海之战云日急，而吾同种顽梦未醒（种合作族），如陈死人，且奔走贺年，禧之不暇，吾不知何喜之足贺也。噫嘻！”《鲁迅研究资料（12）》，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页。5月27日至29日间，和友人议决组织拒俄义勇队并“作致浙江退学诸君函一纸，劝组织军队与东京、上海相应”（见《鲁迅研究资料（12）》，第131、132页）。——在鲁迅和周作人的比较研究上，“最后总比较出个高低抑扬，而且总是鲁迅高些，周作人低些。……似乎一切都要归到那个结果上去”（《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第11页）。如果所有的结果都这样，恐怕就有和事实不符之处。虽说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植根深厚，但在1902—1904年间，周作人的有些表现就比鲁迅尖锐和激进，这可能是因为周作人不像鲁迅那样，要瞻前顾后、考虑家庭问题的缘故。关于反对迷信，如果说《在酒楼上》的吕纬甫还只是“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那么，周作人则毁庙中“木偶甚多”，“毁其神，折其首，快极快极，大笑而回”（见《鲁迅研究资料（12）》，第108、129页）。可惜的是，周作人意气风发的年月并不长，在留学日本的后期，思想即发生变化了。以后，两人更是分道扬镳，越离越远：鲁迅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周作人则赧颜事敌，成为民族虚无主义者、卖国主义者，沦为国家民族的罪人。两人后来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有深刻的原因，是“源远流长”的。
1896年，鲁迅15岁时，父亲去世。这时，祖父还被关在杭州监狱中，他就以嫡出长孙身份任户主，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据鲁瑞说：“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最能体谅我的难处；特别是进当铺典当东西，要遭受到多少势利人的白眼，甚至奚落；可他为了减少我的忧愁和痛苦，从来不在我面前吐露他难堪的遭遇……不吐半句怨言。”（《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第95页）在南京读书时，鲁迅严冬也无棉裤，经济那么拮据；可是，在1900年3月18日，他还托同学带洋钱4元回家。他在少年时就明确自己的户主身份，挑起了长孙、长子、长兄的重担。留学日本时，填写“表格”、签署“誓文”，他就正儿八经地写明自己是“清国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城内都昌坊口户主”（见《鲁迅研究资料（11）》版权页后照片）。作为一个户主，他对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对年幼的弟弟，有一种自我牺牲精神，甘愿“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坟》，第115页）。鲁迅大则对国家民族，小则对家庭，都采取这种态度。这种际遇，这种责任感，周作人就没有，或很淡薄。例如上街买菜吧，他就认为“是无形的虐待”。周建人说：轮到周作人负责时，“他叫本家长工买了菜回来，他拎着进家门，走到祖父面前，好象他自己去买来似的”（《鲁迅研究年刊（1981）》，第3页）。这和鲁迅跑药店、上当铺的任劳任怨，从不推托，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呵！
下面，对他们相异之处摘要地加以述评。
一、1893年祖父科场案发生以后，为了怕被株连，兄弟二人都到舅父家避难。因为家庭的巨大变故，虽是至亲，“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著者自叙传略》）。这种冷遇，周作人并没有感受到，说自己“那时候是有点麻木的”，对避难生活颇感愉快。
自从科场案发生以后，鲁迅深深地感到“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辛酸、悲苦。一系列的遭遇使他认识到“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最后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并从基本上为个人找出路而发展到为国家民族寻求出路。周作人呢，却对家庭地位下降一事“颇有怨言，常说：‘爷爷糊涂。’”（《鲁迅研究年刊（1981）》，第2页）同时，深恨没有钱，在《周作人日记》中反复说“惜孔方绝交，无物可买也”，“均以孔方绝交不买”；“伏魔大帝圣诞，余以无衣不赴”（见《鲁迅研究资料（9）》，第149、153页）；“所穿棉袍大甚，恨极”（《鲁迅研究资料（11）》，第41页）。穷困，自然是事实：“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庚子送灶即事》）鲁迅也有很深的感受。他说：《白光》中的陈士成，“时常抽开抽屉看看，看角上边上可以找到什么，路上一处一处去找，看有什么可以找得到；这个情况，我自己是体验过来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和周作人不同之处，是他放得下架子，不过分讲究士大夫家庭的少爷排场，同时也“不怨恨祖父的失事株连到父亲及自己；相反，他感谢由于这场变故，使他认清了社会”（《鲁迅研究年刊（1981）》，第2页）。在书信中，鲁迅说：“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据《鲁迅全集》第13卷（《350824②致萧军》这是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习惯标示办法，后同。此处意为：1935年8月24日鲁迅所写的信有两封，第一封信是致萧军的。）。周作人身上并没有这种和出身阶级割断联系的轻松感。
二、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处处为周作人着想，把杂事负担起来，让他能更好地求学；甚至提前回国谋职，以便支持因结婚而增加了经济负担的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说：“那时候跟鲁迅在一起，无论什么事都由他代办，我用不着自己费心”（第193页）；“这几年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然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如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向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是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第188页）。鲁迅由于在日本受歧视和污辱，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国民的不幸，从而形成了极强的民族意识；周作人则产生了“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知堂回想录》，第250页）的感情。这是周作人很大的不幸。以后两人向不同的方向走去，和这段时期的情况有比较直接的关系。
三、在辛亥革命风暴中，周作人“一直躲在家里”，“所做的事大约只是每月抄书”；像“革命这样大件事，也没有出去看过”（《知堂回想录》，第252、267页），政治上显得异常冷漠。鲁迅呢，出面主持迎接革命风暴的大会，组织并带领武装演讲队上街，连夜迎接从杭州来的革命军……可说是革命的弄潮儿。对革命者、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的态度，两人也有差别。《知堂回想录》虽说王金发“两年来在绍兴的行事，究竟是功是过：似乎很难速断”（第252页），但在《宇宙风》第67期的《关于范爱农》中早就说“诱金发至省城杀之”，是什么“喜得除一害”，对王持否定的态度。鲁迅则是一分为二的：批判王金发不打落水狗的妥协思想，揭示他的被捧得飘飘然的情绪，抨击其贪污腐化的行径，但是肯定他开头“还算顾大局，听舆论”（《这个与那个》），并曾有为秋瑾报仇的决心。王金发后来被迫去职，鲁迅没有附和去谴责，相反，说王的对立面那边的孙德卿是“近人之妄亦可怖也”。1925年3月31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1912年，“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总之，他对革命和革命党人的认识，远比周作人正确；他对辛亥革命的感情色彩，远比周作人强烈而鲜明。
四、在北京时期，一般人都称他们为“周氏兄弟”“二周”，这因为两人斗争的大方向基本一致，也都感到苦闷和彷徨（在“五四”落潮期表现得更突出）。但是，在这个时期，两人在认识上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分歧。
在1919年前后，我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和西方的基督教精神，对周作人就有颇深的影响，他“梦想着世界主义”（《元旦试笔》），热衷于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发起的改良主义色彩的新村运动，访问日本的“新村”并写成《访日本新村记》大为宣传。鲁迅在1920年10月写的《头发的故事》中，曾借N先生的口说过：“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新村运动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对解决社会问题没有多大的作用。鲁迅对这一运动持保留态度。他对人民群众，不停留在一般的人道主义同情上，而是脚踏实地，面对悲惨的人生，强调劳动者的精神麻木和处境悲苦，希望他们觉醒起来并有新的生活。
在反封建斗争中，周作人缺乏鲁迅那种磅礴锋利的凌厉气势。1920年，他就“不大主张与人争斗”（《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5）》，第319页）；发展到后来，连对段祺瑞、章士钊的旧账也认为应该“一笔勾消了事”（《失题》），公开提出不打落水狗的主张。鲁迅1925年所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似乎只是针对林语堂的观点来立论，但实际上，林的观点来自周作人那儿。在1924年的《礼的问题》和1925年的《黑背心》《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失题》中，周作人已反复说要“宽容”，强调绅士的“体统与身份”，说在“费厄泼赖”问题上，“自信比赛得过任何绅士与学者”云云。自然，周作人在1925年12月20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了《大虫不死》一文，说及章士钊这“大虫”并没有死，至少是“死而不僵”，对自己原来的观点有所修正，但这并不成为周作人思想的主流。因此，《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批判矛头，乃是针对《语丝》内部以周作人为代表的错误观点的。
其次，虽然两人都有悲愤、幽默的思想情绪，但周作人的态度颇为消极，把悲愤压下、淡化，幽默逐渐流于玩世不恭。例如他的挽“三一八”胡锡爵烈士联：“什么世界，还讲爱国？如此死法，抵得成仙！”这固然有不满、有抨击，但也流露出把“杀人者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的征兆。鲁迅呢，态度是积极的。他的幽默不是为笑而笑，“同时含有破坏而兼建设的意味”（郁达夫语），他在悲愤中沉默，又在沉默中爆发，拔剑而起，“奋然而前行”！
再次，虽然两人都充满着苦闷、彷徨的思想情绪，但对待这种思想情绪的态度并不相同。周作人在1921年4月16日的新诗《歧路》中，说自己“站在歧路的中间。我爱耶稣，但我也爱摩西”；在1923年7月30日的《寻路的人》里指出：“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1925年11月13日，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二》中，忏悔过去的文章“殊少敦厚温和之气”；说从今以后，不再骂了，要极力写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他厌弃战斗，屈服于旧道德，向往隐逸的生活，留恋过去，步步后退。鲁迅呢，把自己的第二本小说集题名为《彷徨》，深感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向哪一个方向举步的悲哀。但是，他一面对主观世界进行尖锐的自我剖析，清除身上的“毒气和鬼气”；另一面对客观世界进行激烈的抗争，抨击弥漫于社会的尊孔读经的主张和种种黑暗现象。他力求摆脱旧思想、旧道德的影响，面向未来，不断前进。总之，两人的思想情绪背道而驰。
五、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鲁迅和周作人对待人生，对待革命党派、马列主义的态度，差距越来越大。如果说，在1921年6月5日的《山中杂信（一）》里，从耶佛孔老到托尔斯泰、尼采、马克思的学说，周作人“都一样的喜欢尊重”；1925年2月23日发表《十字街头》时，他还“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胸中闷气”，表现出心中还有不平；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杀害，周作人在5月3日写的《偶感》中表示“哀痛”，还设法掩护烈士的儿子出走日本——那么，他在1927年6月20日所写的《文学谈》中，就认为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谈文学是“鬼话连篇”。1928年11月，周作人在《闭户读书论》里，提出“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的。这虽然有某些讽世之意，但从主要倾向来看，实为周作人处世的指南针。苟全性命的想法，在他身上伏根很深，1902年4月11日，他在日记里就主张“保身为贵”。
由于隐士鬼的作怪，由于政治上的止步不前甚至后退，周作人在20世纪30年代就正面攻击左翼文艺运动，攻击鲁迅。在《半农纪念》里，他诬鲁迅为“赶时髦结识新相好的人”，并作诗加以讽刺：“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闻有笑声，空向刀山长作揖，阿旁牛首太狰狞。”1936年7月31日，他在《老人的胡闹》中含沙射影，暗指鲁迅的投身革命是“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致曹聚仁信中连鲁迅墓前的塑像也加以攻击，这就更为错误了）。
在鲁迅生前，周作人并没有公开点名攻击鲁迅，鲁迅也没有公开点名反击周作人。1936年10月25日，周建人在信中说，鲁迅自离开北京以后，对周作人“并没有什么坏的批评”（《鲁迅研究资料（12）》，第83页）。这符合实际情况。但是，鲁迅对周作人是有批评的，只是在生前没有发表罢了。他于1935年写的《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一文，指出文人说什么“弃文就武”，“这可分明的显出了主张‘为文学而文学’者后来一定要走的道路来”，这就是批评周作人的随笔《弃文就武》。而在1924年所写的《〈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鲁迅把八道湾宅称为“盗窟”，把周作人占夺书籍、资料等行为，称为“寇劫”，分量是够重的。从双方的文字可以看出，他们的对立和分歧实在相当严重！
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列宁提出要有全面的观点，要“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统计学和社会学》），以防止观点的僵化和错误。我们对鲁迅和周作人关系的述评也应朝这个方向努力。下面，谈谈个人对若干问题的看法。
第一，周作人在童年、少年、青年时期，在认识上、性格上即有若干缺点，这里有家庭出身的烙印。祖父科场案发生时，他才9岁，感受不到人情冷暖的变化和世态的炎凉。在思想感情上没有像鲁迅那样受磨难，这是他的幸福；但是，也因此没有鲁迅那样的感受和认识，这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实在也是他的不幸。当然，年龄大小、家庭出身，这不为人们的意志所左右，由此而发生的思想性格上的缺点，我们就不必过分地加以责怪。自然，一个人后来的发展，在以前就有所表现，伏下了若干根由，为了说明历史发展的连贯性，有必要前后统一起来加以考察。但是，也要注意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好人可能变坏，坏人也可能变好；至于一般人的道路迂回曲折，时而前进，时而后退，那更是常事。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周作人后来卖身投靠侵略者，就对他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缺点、弱点过分地加重批判的分量，仿佛他一生下来脑后就有反骨似的。
第二，关于周作人和鲁迅的失和。
甲、经过。失和的经过，鲁迅在日记中有简略的记载：1923年7月14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7月19日，“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8月2日，鲁迅搬家，迁居砖塔胡同。1924年6月11日，因回旧宅取书籍等，周作人“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多秽语”；骂还不算，又“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亡友鲁迅印象记》，第62页），鲁迅则“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第3页），周作人从墙角的三脚架上，拿起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去砸鲁迅，幸被章川岛抢了下来（参见《弟与兄》）。鲁迅在日记中所记比较简单，其实气氛是比较紧张的。同时，鲁迅在日记中还记道：1923年7月3日，“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似乎关系还很好。其实不然。1922年10月19日，鲁迅就“往西单牌楼左近觅寓所”，这恐怕已表明有裂痕了。许寿裳曾说，他对周作人“竭力解释开导”，无结果，鲁迅只好从原来的居室“移居外客厅”（《亡友鲁迅印象记》，第61页），即从中院西厢房迁居外院中间客厅，而这间客厅是鲁迅在1921年底至1922年初写《阿Q正传》的地方（见《鲁迅研究资料（8）》，第182页），可见，矛盾的潜伏期已经相当长。
乙、失和的原因。由于当事人不怎么谈这个问题（周作人甚至在自己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亲近的友人在当时也守口如瓶，失和的原因长时期没有搞清。章川岛说：“这在当时是使我们最感到意外的事件之一，在听到消息后，还有不少人做过这个那个的猜测，都猜不透。”（《弟与兄》）一直到1947年，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才说及此事：“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意。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第61页）周作人认为许说不符合事实，是“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知堂回想录》，第425页）。但事实真相如何呢，他又不说。这个问题，几十年来很为人们所关注。根据众多的回忆、资料和论证，兄弟失和的原因现在已比较清楚。
失和的根本原因是羽太信子要唯我独尊，要“征服”鲁迅和周作人。她到北京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气焰嚣张的时候，北京又有日本使馆，她便倚势凌人，越发厉害，俨然以一个侵略者的面目出现了”（《鲁迅回忆录》，第55页）。周建人也说：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骂詈殴打，说秽语，只能征服象周作人这样的意志薄弱者，却不能征服鲁迅”（《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第2、3页）。于是，周作人就半被迫地和鲁迅决裂。鲁迅对这心中有数，曾对许广平谈及自己的笔名宴之敖，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敷，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欣慰的纪念》，第24页）而且，除了在1924年6月11日记及她用秽语骂人外，在1919年10月19日之后，日记中就从未提及羽太信子其人。增田涉说鲁迅“对周作人夫人的态度感到不快”（《鲁迅的印象》，第46页）。这种不快，可能已经积累了若干时日。
兄弟失和的直接原因乃是经济问题和羽太信子的挑拨。在八道湾宅时，羽太信子当家，鲁迅的薪水也交给她掌管。由于此人挥霍无度，鲁迅加以规劝，建议花钱要有个安排，考虑到以后的日子，这就触犯了她。羽太信子向周作人进谗言，并且对章川岛说鲁迅在她的卧室外听窗。章认为“这不仅是对鲁迅人格的诬蔑，而且不合情理……其实主要是经济问题”（《鲁迅学刊》第2期，第132页）。
丙、谁先走出失和的第一步？关于失和，责任在周作人那边，这是大多数人的公论，甚至连多方歪曲、攻击鲁迅的郑学稼也说：鲁迅的“迁居……咎该在启孟”《鲁迅正传》，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第5版，第550页。。但是，谁先走出第一步呢？过去，不少论著认为是鲁迅“毅然决裂”，“决心和周作人分开”，“和周作人绝交”等，似乎是鲁迅采取主动。这样讲，可能为的是突出鲁迅的坚定和远见（因为周作人后来背叛了国家、民族），显示他作为革命家、思想家的风采。对这种看法，笔者过去也没怀疑。其实，主动者是周作人。他主动给鲁迅送绝交信，并向朋友公布“我与鲁迅久已之绝”（《鲁迅研究文丛（1）》，第117页）。
丁、失和以后。鲁迅自从搬离八道湾宅，有人以为他们兄弟之间再没有见过面，根据之一是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里说过：当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拿出赢余来，每月请一回客”时，钱玄同、周作人等均出席，而鲁迅说自己“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但是，这里只说回避宴会，并没有说和周作人再也没有见过面。林语堂曾谈及：“每逢语丝茶话，（鲁迅、周作人）两位都常来，而作人每会必到。……但是两位弟兄不大说话，听说是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鲁迅学刊》1981年第1期，第90页）如果说，这是多年后的回忆，可能不准确，那么，可以看看当时的记载。据鲁迅日记，1925年8月8日，他“下午赴女师大维持会”，而这天的会，“教职员到者有沈兼士、沈尹默、周作人、文范村八人”。又，同月10日，鲁迅“午后往女师大维持会”，参加教员学生联席会议，“教员方面到者有马幼渔、王文山、沈兼士、周树人、周作人……十四人”（《教育杂志》第17卷第9期，第2页）。可见，说他们再没有见过面和事实不符。另外，当“失和之车”一经启动，就会根据惯性或沿着斜坡滑行，不完全受启动者的意志所控制了。因此，它的结果并不完全如羽太信子的本意：“当初只是给他一个下马威，也许没有想到要逐出鲁迅。谁能挣这么多钱供他们挥霍，自己又这样刻苦节俭？”（《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第4页）
对周作人来说，分裂不完全是好事，甚至也不是他的本意。鲁迅对许广平讲过，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鲁迅回忆录》，第51页）。但是，周作人并没有得到安静，他受到多方面的精神压力，产生空虚感。他在失和后第六天所写的《自己的园地•自序》说自己的梦是虚幻的，遇到“寂寞之上……更上的寂寞了”。此外，周作人挑起分裂一事受到母亲的反对，鲁瑞也被迫搬出八道湾宅，说“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而兄弟失和“完全是老二的过错”（《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第80、102页）。周作人后来为自己辩解，说“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知堂回想录》，第427页）。这当然是推卸责任，可是“痛惜”云云，也确有他的苦衷。因为分裂以后，不但他的经济负担增重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和羽太信子等的关系，竟然变成“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自己沦为了“八道湾”（指羽太信子）“统治下的唯一臣民”（《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第5、6页），只好咽下这一枚自己栽出来的苦果！
这次兄弟失和，给鲁迅的思想感情的震动也很大，他对许广平谈这事时，曾“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鲁迅回忆录》，第49页）。周作人夫妇的恩将仇报，使鲁迅感到特别的痛苦、悲愤，人们指出《华盖集•牺牲谟》和《野草•颓败线的颤动》表露出鲁迅对兄弟失和一事的反抗思想和复杂心理状态，这可能是符合实际的吧。不但如此，他还悲愤到肺病复发。1936年9月3日，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被八道湾赶出后”生了一个多月的大病就“是肺病”。但是，“祸福之转而相生”，鲁迅却因祸而得福：
甲、他曾对许广平说：“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来了，生活才能够有点预算，比较不那么发愁了。”（《鲁迅回忆录》，第52页）在1929年3月22日《致韦素园》中也说自己的经济情况安定，没有窘急过。这主要是因为摆脱了八道湾的榨取。
乙、另一方面，因为家庭生活的孤寂、不幸，加上革命形势的发展，鲁迅离开了北京，社交活动的范围广了，和革命实际、革命青年有了更多更密切的接触，这对鲁迅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点，我在《关于鲁迅的进化论思想》（《思想战线》1986年第5期）一文中已谈及，这里不再重复。
第三，关于周作人出任伪职的问题。近年来有不少文章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引起了讨论。周作人在敌伪政权中，先后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教育总署署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伪职。抗战胜利后，他被逮捕并被判刑10年（1949年提前保释出狱）。这是事实。下面，关于这个问题，只就和鲁迅有关的方面加以述评。
周作人为什么会投靠敌伪呢？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一、因为贪财成性，被敌人收买；二、养尊处优，不愿离开北平，在敌人的压力下屈服；三、缺乏民族意识和民族自信心。这并不错。在这三者之中，最根本的可能是第三点。自然，周作人对日本帝国主义也曾经有过批判，如1925年他在《神户通信•按语》中就说：“日支共存共荣，都是完全欺人之谈。老虎把人吃了，使人的血肉化成老虎的血肉，在它的身内存在，这就是共存共荣。”（《语丝》第59期，影印本第185页）但这并不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起码在20世纪30年代是这样。我们知道，鲁迅的爱国主义是在乡土爱、民族爱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而周作人却缺乏这方面的深厚基础。留学时，他“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知堂回想录》，第251页）。在《故乡的野菜》一文中，他说“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1924年4月5日《晨报附刊》）；周作人还说一谈故乡，“只联想到毛笋杨梅以及老酒，觉得可以享用”，而“要使我们真心地爱这国或乡，须得先把它弄成可爱的东西才行”（《通讯•致废然》，刊《语丝》第27期，影印本第56页）。这就是说，别人必须把它弄得可爱，周作人才爱，否则就不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周作人身上的中华民族的血统越来越淡，而思想中媚日的分量则越来越重。胡适曾赞周作人“能赏识日本的真正文化”，并说：“若日本能使中国留学生中有一百个周作人，排日的趋向，自然没有了！”（《胡适的日记（上）》，第40页）胡适的看法和我们不完全相同。但在这里却是歪打正着。鲁迅何尝看不见国内现状的黑暗，但他深爱这父母之邦并充满民族自信心，他说看人要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在民族矛盾尖锐化的年月，鲁迅在重病中，仍关切地注视着周作人，他对周建人说：钱玄同、顾颉刚等都在救国宣言等上面签名，但却找不到周作人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鲁迅研究资料（12）》，第82页）关于这一件事，唐弢曾说：“每次想到鲁迅在救国宣言上找寻周作人的名字，我的心便阵阵作痛，禁不住泪下潸然。爱护人，爱护一个人的清白乃至开明的历史，难道这只是单纯的、仅仅由于所谓手足之情吗？”（《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5期，第42页）但是，满脑子失败主义的周作人，认为中国没有和日本交手的能力，甘心屈膝投降，把“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1937年9月26日《致陶亢德》）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如周作人不和鲁迅决裂，“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这作为一种愿望是好的，可以理解，但似乎没有抓到问题的根本。现实生活中有些亲人，或为父子，或为姐妹，或为兄弟，作为个人之间可能并没有正面的直接的冲突，但最后却分道扬镳，分属于两个敌对的阵营。时代严峻而公正。它的一泻而下的滚滚浪涛，区分出谁是纯金，谁是沙土；人们都要接受它的考验而被决定弃取。周作人与鲁迅虽是同胞兄弟而道路相反，这是主客观条件长期作用的结果，并不是偶然的。
（原载《比较文学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