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于1902年4月间到日本留学。他说自己是“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和其他进步留学生一样，鲁迅除学习日文以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并许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庄严誓言，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

秋瑾则于1904年去日本，但有说是在旧历三月或四月，有说是在夏天或夏秋间的。最近，看到甲辰年三月二十五日（1904年5月10日）的天津《大公报》，上面说：“秋女士濬卿（秋瑾字濬卿——引用者）邀合同志妇女十余人赴日本留学，闻定于本月杪由京起程。”据此，她到日本的时间，似为阳历五月末。泛海东渡时，她一面感到祖国“日月无光”和家庭“骨肉分离”的悲痛，一面又豪情满怀，投向风起云涌的政治沙场。她一到日本以后，每逢集会，“则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悲感激切，荡人心魂”（《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秋瑾和鲁迅一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感情。

鲁迅和秋瑾可能在1904年6月至8月间就见过面，即在鲁迅往仙台以前就相识了。这因为秋瑾在留学时，“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鉴湖女侠秋瑾》）鲁迅呢，据周作人回忆，他们住在中越馆时（1907年、1908年），来客“主要的是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鲁迅的故家》，第334页），而这些来客就正是秋瑾时相往还的“留东之革命党员”（更何况鲁迅本人在1904年时“已是有着强烈的革命热情的青年”，和秋瑾又有同乡之谊）。周作人回忆的虽是1907年以后的事，但以此为根据推断鲁迅和秋瑾于1904年可能有往来，大概不会十分远离事实。

二

1903年3月，鲁迅在东京讲道馆柔道入门誓文的签名上方，清楚地冠以“清国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城内都昌坊口户主”字样，他对“户主”的身份认同相当自觉。早在1896年，鲁迅的父亲就去世，祖父又在狱中。这时，他在家里就负起长孙、长子、长兄的重任，承担典当财物的苦差事——虽然受人白眼却默默忍受，毫无怨言。在南京读书时，他穷得冬天没有棉裤穿，却把自己节余的4元大洋托人带给家里。1901年，鲁迅在《别诸弟三首》的跋语中写道：“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身为户主就要把家挂在心上，肩头有担子，对有些问题就不得不有所考虑。例如革命党人命令他去暗杀，他就问：“万一死掉，我母亲怎么办？”鲁迅曾对许广平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他之所以没有参加“拒俄义勇队”，怕和这一顾虑有关吧。因此，鲁迅的这种强烈的爱国心，起码在1904年以后，表现方式是比较内向的。

首先，秋瑾和鲁迅同样郁积着强烈的国家仇、民族恨。但是，她的思想感情的表现方式和鲁迅有所不同，是比较外露的。

秋瑾的思想，在1900年前后发生重大的变化。当时，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室仓皇出走并被迫和侵略者订立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朝野震动。秋瑾产生了“如许伤心家国恨”的认识，立下了“祖国陆沉人有责”的决心。她在《致王时泽书》中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其次，她到北京后认识吴芝瑛并在吴家和陶大钧家暂住，这使她有可能更多地接触《新民丛报》《苏报》等进步刊物，开阔了眼界。为了寻求民族的出路，她东渡日本，一面谋生活的自立，一面决心以身许国。但是，作为人之女、人之妻、人之母，秋瑾漂洋过海，一要与周身“铜臭纨绔”气的“俗子”斗，一要与社会上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斗。另外，“高堂有母发垂白”“天涯飘泊我无家”，还必须忍受骨肉分离的巨大悲痛。去国时，真是“可怜一幅鲛绡帕，半是血痕半泪痕！”但是，她决心“万里乘风独向东”，义无反顾了。这是背水一战。秋瑾所面对的阻力，所遇到的困难，所受的思想感情的煎熬，远比鲁迅大。

秋瑾到日本后，几乎是参加所有的集会并演讲，态度相当激进。例如在共爱会的成立大会上，她提议该会每月召集一次，无故不到会者“罚洋四角”。虽然众人反对，但她“坚欲将罚款一条，载入会章”（后因“寡不敌众”，只好妥协）。又如在1904年10月20日，即那拉氏70岁生日的前夕，在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会上，留日学生谢健和孙润家因为对清朝的态度不同而发生顶撞。秋瑾说孙某像诸葛亮忠于刘备一样的忠于清，因此称孙润家为“清国忠臣”，讽之以“诸葛大名垂宇宙”，在态度上一点也不客气。

第三，鲁迅对人注意“略小节而取其大”，秋瑾则“语言无简择”（章太炎：《〈秋瑾集〉序》），“会当面给人过不去”（《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秋瑾在态度上的积极和刚强，以及她与鲁迅之间在个性上是同中有异。

三

在“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风潮中，鲁迅和秋瑾的看法也是同中有异的。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公布“关于许清国留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凡15条，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规则”的发布有令人生疑之处，因为早在两年前，张之洞曾和日使商量对中国留日学生加以约束，提出“凡现在已留学堂学生无论官费生私费生有过犯及品行不端者（清政府可以随便说革命者是什么‘品行不端者’——引用者），经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知会该学堂请为斥退者日本学堂应即照办”（1903年10月26日天津《大公报》）。同时，在1905年中，又传出要发布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的消息，把中国和当时日本保护国韩国相提并论，这包含着蔑视我国之意。因此，我国留日学生要求修改、取消“规则”。由于日方开头不肯修改，形成了风潮。12月5日，留日学生开会商议对付风潮办法，“秋瑾演说，发挥女子爱国心，至痛哭，哭已复演说”（《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89页）。这时，留日学生形成两派，一派以秋瑾为首，主张全体回国，组成“各校联合会”；另一派组成“维持留学界同志会”，“以维持学界秩序为宗旨”，其领导成员计代表4人，庶务12人，书记8人。许寿裳在书记中名列第六。“鲁迅捐给主张继续留日的留学界维持会1元钱。对担任留学界维持会书记的许寿裳的活动表示支持。”（《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1期，第74页）从这可以看出，鲁迅在这个问题上和秋瑾的看法有分歧。鲁迅这一派不完全赞同秋瑾那一派的意见，不能说是错误的。在过去，有些论述秋瑾或论述这段历史的文章，只肯定集体回国的行动，称之为归国革命派，而对维持留学界同志会这一边，则采用带有贬义的称呼，叫作忍辱求学派，这是不够全面、不够公允的。其实，这两派都各有其优缺点，是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待的。

从各校联合会这一方来看，革命义愤十分突出。他们“宁牺牲其所爱慕之学业而不忍国家蒙毫发之辱”（《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同时，告诫我国留日学生不要因罢课而“放荡游逸令日本政府有所借口……对日本个人不得生恶感情”（1905年12月27日天津《大公报》）。这些，都是对的，使人深受感动。但是，秋瑾等有感情过于冲动的弊病。试想，“这么多的人，都要回国，船只怎么办？路费怎么办？这一切都是问题”（吴玉章：《辛亥革命》，第79页）。有些极力主张全体启程回国的人，后来也说：现在“要问我取缔规则对于中国学生有多大害处，我实在答应不出来。……我想青年人并不是没有理智，然往往因感情的冲动，理智便被压抑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53页）。连秋瑾本人后来在《致王时泽书》中也说自己“素负气”，但只要“无忘国耻”，则“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

从维持留学界同志会这方面来看，他们看问题比较全面。当时，清政府对愤然回国者，采取镇压和利诱两种手段，“一面到处缉拿革命分子，一面却专为归国的留日学生开特科考试，企图用爵禄来引诱他们”。正因为有见于此，“孙中山先生打来了一个电报，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回国，怕同盟会员大批回国后，有被清朝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吴玉章：《辛亥革命》，第80页）。也许正是根据孙中山这一电报的精神，《维持留学界同志会第六次意见书》指出：“主张革命则必须立革命之机关，归国后机关散漫，甚或无设立机关之地，一有举动，即被破坏，而革命之目的又不能达也。”当然，赞同这一派观点的人中，确乎也有些没有民族气节的人，这也是不应忽视的。

鲁迅为什么会支持维持留学界同志会并捐款呢？他没有直接谈过这个问题。但是，早在1903年，他就反对贸然退学的做法。在弘文学院发生学潮期间，南京水师学堂、浙江大学堂都发生风潮甚至散学，周作人准备离开南京水师学堂。鲁迅不同意这种做法，曾阻止周作人退学。鲁迅这样处理问题，其指导思想似乎和他后来的《致宋崇义》和《致李秉中》所谈的相一致。1920年，他在致宋的信中说：“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他在1932年3月致李的信中也说：“兄当冷静，将所学者学毕，然后再思其他，学固无止境，但亦有段落，因一时之刺激，释武器而奋空拳，于人于己，两无益也。”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在1906年以前，主张科学救国。他当时认为，如果不刻苦学习，如果不掌握科学知识，救国云云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而秋瑾呢，她学沈荩、史坚如、吴樾诸人，誓死以谋光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因此，她处理问题的方式就和鲁迅不同。但是，两人都一致反对日本歧视中国留日学生，共同反对日、清勾结起来迫害、镇压进步的革命的留学生，共同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奋斗。在这些问题上，两人的基本态度相一致。由于牵涉进这一风潮的有几千名留学生，情况相当复杂，这两派中的某些人的过激行动或不妥当之处，自然是不能算到秋瑾或鲁迅的头上去的。

秋瑾没有谈到鲁迅，但鲁迅多次谈到秋瑾。在1906年回家时，他曾对周作人说及“取缔规则风潮的始末，和那一班留学生们对于‘鉴湖女侠’的恭顺的情形”（《知堂回想录》，第145页）。他还对许广平说过：“秋瑾……时常来访。她的脾气是豪直的，来到也许会当面给人过不去，大家对于她来都有点惴惴欲遁，但是假使赶快款待餐饭，也会风平浪静地化险为夷。那时女留学生实在少，所以每有聚会，一定请她登台说话，一定拼命拍手。不幸遇害了，先生说：‘秋瑾是被人拍手拍死的，其实她并没有做什么。’这情形是可能的。也许先生因为痛惜她的死，因而更容易推论到她死的可惜了。”（《民元前的鲁迅先生》）

上述谈话，透露出鲁迅对秋瑾的一些意见，反映出二人在思想性格上有若干相异之点，但同时，也表现出鲁迅对秋瑾的尊重。在《鲁迅全集》中，《范爱农》《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通信》《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均谈及秋瑾；特别在小说《药》中，主人公夏瑜（短篇小说《轩亭复活记》，无生作，即以夏瑜隐喻秋瑾）乃是秋瑾的化身。从夏瑜的言行之中，表现出鲁迅对秋瑾的溢于言表的敬佩之情。人，总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秋瑾和鲁迅也不会例外。但是，如同鲁迅所说的“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圣武”》）。到1987年，鲁迅离开我们已半世纪多，秋瑾离开我们已经整整80年了。但是，他们的光辉形象始终激励着中华儿女。他们的身上都体现出“先哲的精神”，不愧为“后生的楷范”。

（原载《昆明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