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他的老师之间，关系最深的是章太炎。1908年跟章氏学《说文解字》等，到1935年、1936年，鲁迅还清晰地记得讲授内容并在《出关》中加以运用。在《鲁迅全集》中，直接提及章太炎的地方就有：《坟》的《题记》，《华盖集》的《补白》，《三闲集》的《在钟楼上》，《花边文学》的《趋时和复古》，《且介亭杂文》的《门外文谈》和《病后杂谈之余》《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名人和名言》，《且介亭杂文末编》的《〈出关〉的“关”》《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集外集》的《序言》，《集外集拾遗》的《又是“古已有之”》。此外，还有1911年7月31日、1916年12月9日、1936年9月25日的《致许寿裳》和1933年6月18日的《致曹聚仁》；《鲁迅日记》记到章太炎的地方有8处。这些地方涉及的史实，《鲁迅全集》大都做了注释，是比较准确、详尽的。但是，也有若干缺漏或欠妥的地方。如《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章氏“三入牢狱”，《鲁迅全集》（后简称《全集》）的注释认为“可考者为两次”；有人还认为“三入牢狱”为“入狱三年”之误，或者认为把1914年的幽禁于龙泉寺和幽禁于钱粮胡同作为两次入狱。其实，除了1903年、1914年的入狱外，还有一次是1909年3月3日。那是因为《民报》案，章太炎未交罚金，被日本东京“小石川警察署拘留”，当天“章如数完纳罚金，即日释放”（《章太炎吴虞论集》，第77、78页），所以，“三入牢狱”是有根据的。这些地方，在史料钩沉上有所突破。除此之外，也还有若干缺漏等，现仅就所见，做一些钩沉、辩正，以就教于同志们。
一、关于“参与投壶”
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章太炎“参与投壶”，在1933年6月18日的《致曹聚仁》中说“他主张投壶”，在1933年8月13日的《趋时和复古》中则说“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说“主张”，说“孙传芳也来请”章氏参加投壶活动，这都是对的，问题在于章氏到底参加了没有。全集注释认为“一九二六年八月间……孙传芳曾邀他参加投壶仪式，但章未去”；另外，注释还说：“投壶，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饮酒。”这里就有两个问题：甲、章太炎参加了投壶仪式没有？乙、当时举行投壶礼时，是否只是“负者饮酒”？
关于第一个问题。1926年8月6日，孙传芳在南京举行投壶仪式时，章确乎没有参加。但是，当时有一股“投壶热”，接连搞了好几次。章太炎于8月8日到达南京，担任孙传芳所组织的婚丧祭礼制会会长的职务。于是，“九日正午在省署瞻园公宴（章太炎），下午四时在总部西花园开第一次礼制讨论会，晚七时复行雅歌投壶礼”（8月10日《申报》）。根据这通讯的行文，根据章太炎的思想，这次“雅歌投壶礼”他应是参加了的。因此，鲁迅说章“参与投壶”，应有两方面的意思：参加了投壶礼和为投壶活动出谋划策。陈望道就曾以南山这一笔名撰文，说章“替孙传芳规画举行投壶的古礼”（见《太白》第2卷第7期）。而且，照我想，如果说到章所起的作用，他的出谋划策所起的作用至少和参加投壶礼一样大。他没有参加8月6日的“投壶古礼”，那是偶然的，是因为“有事未能来”，而他在思想感情上和孙传芳所搞的这一套实在十分合拍。全集的注释只说孙传芳邀请，“但章太炎并没有去”，就有可能使读者认为章对孙的邀请有所抵制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据《礼记•投壶》的“胜饮不胜者”，确乎是“负者饮酒”的。但是和当时关于孙传芳所搞的这一活动的报道有不一致之处。据8月8日《申报》的《宁当局举行投壶新仪记》，情况是这样：“投毕，奏乐行觞，设丰于壶前，负者面丰立，饮酒一杯；胜者傍立一鞠躬，通赞者为胜者立一马，释算，行庆礼，胜者饮酒一杯（按：这大概就是《礼记•投壶》的‘请庆多马’了），饮毕一鞠躬退。”可见，负者和胜者都要饮酒。又，据孤桐的《论南京倡投壶礼事》一文所转载的报纸记事，情况又有所不同：“报载八月六日南京投壶礼节……投毕奏乐行觞立马行庆胜者中间立饮酒一杯饮毕一鞠躬退。”（《国闻周报》第3卷第32期）这里，则只有胜者饮酒，似乎是庆功酒；负者就没有份了。而8月12日《晨报》的通讯则说“负者饮酒”。《全集》的注释采用“负者饮酒”说，这不一定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
二、关于“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
这引号中的话，见1933年6月18日鲁迅的《致曹聚仁》。《全集》的注释是：“据章太炎亲属回忆，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章在浙江余杭老家仓前镇的房子曾被国民党没收。”这注释符合事实。
当时，因为章太炎担任孙传芳的婚丧祭礼制会会长职务，而孙传芳是国民革命的对象，所以，也就把章太炎看成革命对象（其实，章并没有直接参加孙的重大反革命活动；仅因为任这一虚职而定为革命对象，鲁迅认为乃是“非罪而遭冤”）。据1936年12月6日的《申报》载：“章氏原籍财产，前于民国十六年四月间由政务委员会议决没收，饬余杭县查封。”其他各报，如《福尔摩斯》等也有相似记载，说：“当时奉令办理，查明仓前镇泰昌南货米店股本内，章枚记户股本银一千元，又泰丰油坊股本内，章太记户下股本银二千六百元，确为章先生存款，当经没收。”所以，“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应该是事实；章氏家属的回忆是可信的；“原籍财产”起码应包括住宅和股本两部分。不过，说“议决没收”是1927年4月间事则不一定准确，因为6月16日，上海特别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才呈请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迅予实行通缉”（1927年6月17日《申报•市党部呈请通缉学阀》）。
三、关于“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在开头说：“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对这些评述，全集均没有注释。下面，准备就两个问题做一些史料钩沉。
甲、关于“赴会者不满百人”。章太炎是1936年6月14日去世的。当他生病时，国民党以医药费为名，赠以巨款万元，由丁惟汾送苏州并加以慰问。他去世以后，国民党政府“决定发治丧费三千元”（《制言》第20期）并“追念元耆，荣以国葬”（《制言》第31期）；蒋介石还发来唁电，说“硕贤遽殒，学术有沦丧之惧，痛悼实深”（《制言》第20期）云云。上海的追悼会在7月18日召开，主席团成员有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潘公展代）和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号召力不可谓不大。可是，情况却是这样地冷落，竟然是“赴会者不满百人”。当然，关于出席追悼会的人数，报纸所记并不统一：《时事新报》说出席者“三百余人”，《新闻报》说“五百余人”；鲁迅根据的是《社会日报》的报道——“到会的人还不满一百”。不满一百，到底是多少呢？其实总共才“五十多人”，如把记者等除去，不过“寥寥二三十个与会的人”（见7月22日、31日的《社会日报》）而已。
为什么二三十人或五十多人的会，报道会变成三百多、五百多呢？这完全是新闻报道的“客里空”。7月22日的《社会日报》就说出这种虚构的内幕：
会开了一半，一位科长和坐在我前面的朋友（也是大型报记者）说，“今天人太少了，多写一些上去好吗？”他四面望了一望，又继续说道：“这礼堂可以容纳一千多人，今天写到四五百罢”……
乙、关于“有人慨叹”。章太炎去世后4天，高尔基卒。他们两人的追悼会先后举行。在苏联，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为高尔基抬灵柩，全世界普遍哀悼，我国的报刊也发表了大量的悼念文章。相比之下，章太炎的追悼活动就很不被群众重视。对这些现象发出“慨叹”的“有人”，是《晶报》记者张丹翁。他在短文《大教育家》中说：
一国文化之损失，莫如垂非常盛誉之通品，不幸而遽归道山。观于苏俄一高氏之荣哀，诚足令人猛省。吾邦正当朴学虑坠之秋，而有巨绩于儒业之良导，忽又惊传星陨。不久闻某先生言：过去了，过去了，斯非其续乎？……（7月27日《晶报》）
这个“某先生”，不知是不是曹聚仁？但是，曹却曾针对《大教育家》一文，为7月31日的《社会日报》写了社论《“过去了”解》，说：
高尔基逝世，中国文艺界哀悼得非常普遍；而于章太炎先生先之逝世，并不表示怎样深切的哀思。晶报记者张丹翁先生言下颇有“慨然”之意……
看来，鲁迅之所据，似为曹的《“过去了”解》，张丹翁的《大教育家》，他当时未必看到；因为鲁迅所概括的是曹聚仁所转述的内容。曹文强调章氏和青年疏远，而“高尔基的手向青年伸过去”；“过去了”说明时代发展很快，这“多可喜，亦多可悲呢！”鲁迅的文章也发挥了高氏与章氏和“小民”“后生”的关系不一样的观点，但他更强调二人和时代、和革命的关系不相同。同时，鲁迅认为章太炎不是简单的“过去了”的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应给予他应得的历史地位，并进而肯定章氏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这就既指出了教训，也总结了经验，谈得就更全面更深刻了。
（原载《思想战线》198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