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注意到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1890—1952）是在1921年。这一年的5月28日，爱罗先珂被日本警察逮捕，6月4日被逐，“凤山丸号”往海参崴。日本的报刊对这事很有议论，鲁迅因此“才留心到这漂泊的失明的诗人”（《〈狭的笼〉译者附记》）。7月27日，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就说到爱罗先珂的《天明前之歌》，考虑购买。8月，爱氏因不能回国而转到哈尔滨。8月30日，鲁迅收到李宗武寄来的日文的《天明前之歌》，他在这天给周作人的信里说：“大打特打之盲诗人之著作已到……似尚佳，……我或将来译之，亦未可定。”10月7日，爱罗先珂经大连到达上海，一面在按摩院工作以维持生活，一面又撰写《枯叶杂记》《世界的火灾》等，同时，还在上海世界语会担任义务教学（据1922年2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
1922年2月4日，爱罗先珂参加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举行的万国歌舞大会，演出者“有波兰、西班牙、法、俄、韩、日、意大利、中国诸著名音乐歌舞大家”；爱氏演奏了四弦琴（据2月2日、4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他还是这个大会的主席，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我们今天开这会的目的，是为苏爱南先生所办的小学校（按：即志民学校）筹款。苏先生虽是一个贫人，但他底心力并不贫乏。……反观中国的富人，他们连中国仅有的一个北京大学还不能维持下去。他们会当资本家，会压迫穷人……绝不肯顾及学校，这班富人真是该死极了！……他们却口口声声说无政府党共产党社会主义者在那里挑唆穷人，使他们起来反抗富人。这班富人真是又可怜又可恨啊！（见1922年2月13日的上海《民国日报》）
爱罗先珂发表这演说后不久，即前往中国富人不愿维持的北京大学去任教。上海的报纸于22日报道说：“兹闻爱氏已由周作人介绍爱罗先珂去北京大学任教，由周作人介绍说是可信的；或者说是鲁迅和周作人商量过而由周作人出面介绍。因此，24日，周作人乃向北大告假，留在家里接待爱氏。我在《鲁迅在一九二二年》（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中，根据胡愈之的回忆而做出的推测应该改正。，应北京大学之聘……于今日上午趁特别快车赴京，途中有郑振铎及北大预科教授叶圣陶同行……”他们于23日即到达北京关于爱罗先珂从沪到京的日期，国内外的学者大都根据周作人的说法，定在24日，首先怀疑这个日子的准确性的是戈宝权，他说爱罗先珂到北京先住于耿济之家，后才由郑振铎和耿济之带领到鲁迅家里；“2月24日是他搬到鲁迅和周作人家住的日子”，“爱罗先珂到达北京的日期还应该早一些”。但是，早到什么时候呢，戈文没有说及。经查阅《晨报附刊》，2月27日刊载叶圣陶于24日寄孙伏园的一封短信，说：“弟昨夕到京，住颉刚兄寓所。”可见，爱罗先珂一行是23日晚或夜到京，叶住顾颉刚家，郑振铎和爱罗先珂可能住耿济之家，24日爱氏才移住周作人家。。
爱罗先珂到北京的第二天，即移住鲁迅家里，从此朝夕相处了约9个月，关系相当密切。而且，在二人未会面之前，鲁迅便翻译了爱罗先珂的《池边》《狭的笼》《雕的心》《世界的火灾》《两个小小的死》等，爱氏也通过胡愈之把童话集《最后之叹息》赠给鲁迅。至于他们在北京相处的情况，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说：“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随便……我们既不把他做宾客相待，他也很自然与我们相处。”这种亲密关系一直保持到爱氏离北京回国为止。我们综观鲁迅的一生，他和外国作家的个人接触，最为密切的要算爱罗先珂了（内山完造和鲁迅的交往，虽密切，但主要并不是以作家的身份）。
二
鲁迅和爱罗先珂之间，在日常相处中关系能如此融洽，这和二人在生活处境、人生态度和思想上有相同之处是分不开的。
首先，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爱罗先珂有深沉的乡土爱，例如衣箱中除了“一日三浴的时候所穿缅甸的筒形白布裤以外，可以说是没有外国的衣服。即此一件小事，也就可以想见他是一个真实的‘母亲俄罗斯’的儿子”（《周作人早期散文选》，第179页）。正因此，鲁迅明明知道爱氏7月3日离京是去芬兰参加第十四届万国世界语学会的年会，却说他“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罗斯母亲’了，便匆匆的向赤塔去”（《鸭的喜剧》）——这不仅仅是艺术虚构，更主要的是反映出爱氏内心的真实。本来，他只能在路过时于莫斯科作暂时停留，并不能回库尔斯克省的乡下去和家人团聚，可是，后来却得到机会，于8月末回故乡去了。这自然使他的乡土恋情得到极大的满足，而这也就可能是使他不能按照原先约定的时间返回北京的原因吧。
不管爱罗先珂对革命后的俄国有怎样的误解，他从正义感、爱国主义出发，总是时刻“恋念着寒冷的国”，对祖国始终抱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心情；对为人民谋幸福的布尔什维克，也多次表示了自己的尊敬。那《爱字的疮》的哥儿，“入了多数党……给白军……治死了”，但哥儿决心让自己像火把一样燃烧，“去照人们的暗路”。1921年4月18日，他在日本作《灾祸的杯》的演讲，说“头脑陈旧的人们以为因为社会主义者劳动者在那里闹，所以时世坏，然而其实是也因为时世坏了，所以社会主义者劳动主义者在那里闹的”，从而驳斥了反动派对革命者的诬蔑。就是在对共产党有所误解的《智识阶级的使命》中，爱氏也公正地说：“没有那个政党能像布党这样的诚实底和无私底尽力于大多数贫穷人的利益。……如果他们还爱穷人，还尽力于穷人的利益，纵然合起全世界的力量，也不能损其毫末。”他不仅在会上高唱《国际歌》，而且曾在一次演说中指出：“人类应当用火炮和机关枪保卫他的自由的进化，而不应保卫暴君和强盗的兽欲……对于这个只有一条路——人类的团结——民众的团结。马克斯（思）早已全都说过了：‘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罢！’”（1922年4月4日《晨报附刊》）这些充分说明爱罗先珂的思想倾向是进步的，富于正义感，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鲁迅在评价其思想时，甚至把他和泰戈尔对比起来说：“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撒提”是梵文的音译，指丈夫死后，妻子要和丈夫的尸体一起活活火化的野蛮习俗，爱罗先珂攻击“撒提”，见《狭的笼》。泰戈尔在什么地方赞美“撒提”呢？没有人详细谈及。有人说，赞美云云，“是针对徐志摩陈西滢之流对泰戈尔的庸俗吹捧而发的”。但是，鲁迅的话写于1921年，而泰戈尔来华是1924年。在泰氏来华之前，陈西滢等似未发表有关“撒提”的吹捧文字。另外，有人回避“赞美”一词，只说泰戈尔写过有关“撒提”的小说等。但是，写这类题材，也可能用批判的态度，不一定是赞美，如泰戈尔的《摩诃摩耶》（1892年），就是反对“撒提”这一野蛮习俗的。鲁迅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看到了不翔实的材料或者记忆有误。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狭的笼〉译后记》）
鲁迅呢，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也很强烈，而且他的爱国主义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割断了联系的。早在留学时期，他就许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并终生为之奋斗不息，希望受压迫的波兰、印度等国，和我们一道发愤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甚至他的苦闷和沉默也是爱国主义者的苦闷和沉默。爱国者与爱国者之间，思想感情容易相通。在《热风•为“俄国歌剧团”》中，鲁迅在引述爱罗先珂把北京譬作沙漠的话的同时，说：“你们漂流转徙的艺术者，在寂寞里歌舞，怕已经有了归心了罢”；“你们还是回去罢！”其实，为“俄国歌剧团”所说的话，在爱罗先珂的身上也适用。《小鸡的悲剧》中的小鸡“垂着头”“沉默”，这可以看作是爱罗先珂由寂寞而怀念乡土的一个侧影。鲁迅对乡土家国同样有深沉的爱。他虽然对日本产生“常常怀念”的感情；在我国白色恐怖森严的年月里，他也“时亦有意，去此危邦”，可是，鲁迅“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亦可哀也”。他在辛亥革命以后一直没有出过国门（当然，出国和怀乡并不完全矛盾）。这种心情，和爱罗先珂之怀念俄罗斯极其相似。
其次，他们有相同或相似的寂寞感。
爱罗先珂是寂寞的。鲁迅在《鸭的喜剧》的开头就写道：“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多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这种寂寞感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他长期离开乡土，漂徙无定，在异乡异民族中生活而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从表面上看，爱罗先珂到北京后住在鲁迅家里，可以用日语交谈，并没有什么不便之处；在北京大学上课，在各学校演讲，反响也相当热烈。他的世界语课，报名者有三百多人，后来增至五六百人；还在北京成立了世界语会。3月3日下午2时，他在北京女高师讲演《智识阶级之使命》，“听众非常踊跃，下午一时即有人等候，二时，礼堂已无隙地”；讲演的内容使“听众大受感动”（1922年3月4日《晨报》）。既然这样，似乎不会产生寂寞感。但是，寂寞是内在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总感到人地生疏。他说，“到夜间，我尤其觉得寂寞”（《时光老人》），只好聆听着时钟的“滴答滴答”声以自遣。其次，上课、演讲的热闹好景并不长。3月26日，爱罗先珂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讲演，即受北京警厅干涉，演讲时间从下午二时拖延到四时，“始得勉强开会。警厅人员仍列席旁听”，即进行监视。另外，由于好奇心而来听课的人逐渐散去，后来只剩下二十人（1922年6月5日《晨报附刊》），最后“只剩了两个”（《鲁迅研究资料（10）》，第181页）。这是不能不使爱罗先珂感到寂寞的。周作人在《再送爱罗先珂君》一文中说到，北京警厅怀疑爱罗先珂和“过激运动”有关，“著手查办”；而世界语运动，提倡者很热心而响应者不多；爱罗先珂讲“《饥饿王》只讲了一次——为什么中止了呢……我想那岂不也为了教室太大了的缘故么”。
大约和这种处境、心情有密切关系，爱罗先珂才写了《小鸡的悲剧》。它写“一匹古怪的小鸡。无论什么时候，毫不和鸡的队伙一同玩，却总是进了鸭的一伙里，和那好看的小鸭去玩耍”。由于小鸡和小鸭双方的爱好、习惯、想法等都不同，所以《小鸡的悲剧》里的小鸡，老是“垂了头”，“惘然的似乎在那里想些什么事”，可是谁能体察、同情呢？在爱罗先珂的笔下，离群的孤独的小鸡，笼中的老虎，被斥为发疯的猫，都各有自己的忧虑、悲愤，是极其人格化了的。爱氏这样写，有深切的寓意，暗示出他在特定条件下的感受。从寄居异国的角度来看，作者就类乎小鸡。小鸡的主母不能理解小鸡的心情，说：“唉唉，那小东西，不过是鸡，不过是小鸡，却在想什么呢？便是人类想，也就尽够了。”但是，鲁迅却理解爱罗先珂，他的《鸭的喜剧》可以看成是《小鸡的悲剧》的“和诗”，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对爱罗先珂的情谊。
鲁迅当时也感到寂寞，因而同情、理解爱罗先珂的寂寞。鲁迅在日本仙台留学时，就有“小鸡”处于“小鸭”群中的孤独感。后来回到东京，他想办杂志、提倡文艺而没有结果，这使他感到深重的无聊、悲哀和寂寞，而且“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在五四运动后期，知识界发生了新的分化，伙伴四散，鲁迅处于十字路口而选不定道路，因而感到前所未有的彷徨。在这个时候，他和爱罗先珂相识，这种寂寞感可以说是使他们思想感情相通、生活上能融洽相处的因素之一。
他们两人，由于在生活处境、人生态度和思想上有相同之处，因此，表现在创作上，相同之点就很不少。鲁迅在《〈爱罗先珂童话集〉序》中说：爱氏的作品，“依我的主见选译的是《狭的笼》《池边》《雕的心》《春夜的梦》，此外便是照着作者的希望而译的了”。他为什么选译这些作品呢？这主要是因为对它们的内容比较欣赏，在思想感情上产生了共鸣的缘故。
鲁迅于9月10日译《池边》。它写两只蝴蝶因不忍目睹世界的黑暗而去请太阳回转来，因力竭被淹死在海中。为寻求光明而死去的蝴蝶，被误解和攻击，被斥之为“乱党”等，而它们“救世界”的本意却没有被人们理解。当同情蝴蝶者对这些攻击之词持异议时，立刻“成了衙门的憎厌人物”。蝴蝶及其同情者的命运，使我们想起《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复仇（其二）》中的耶稣，《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傻子。世间多的是“聪明人”和奴才，这就是寻太阳的蝴蝶、献身的耶稣之所以沦于悲剧处境的原因之一。在1924年的《晨报附刊》上，就有人针对当时的国民劣根性，说鲁迅的有些作品启示我们：“你要吃群众的肉，群众便为你祝福；你要为群众求福，群众便吃你的肉。这是人类的大悲剧。”这合乎鲁迅当时的思想实际（他的思想认识确乎有这么一个方面）。其实，这类思想不仅表现在前期的作品里，在后期的杂感中也反复强调，如“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拿破仑与隋那》）；“和善的燧人氏”大有功于人世而被忘却，放火的恶神却在人世被愚民祭祀（参看《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试看，鲁迅的这些思想和爱罗先珂在《池边》里所表现的思想何等相似——只不过鲁迅的思想更深沉、更激烈而已！
《狭的笼》是1921年5月在日本完稿的，鲁迅译于9月16日。它的“主人公”是一个被关在笼里任人观赏的老虎。在老虎看来，观赏者显出一脸痴呆相，发出“痴呆的哄笑的声音”。丧失了自由的老虎是一位智者，它（在梦中）认为，不仅自己被关在狭的笼里，那被圈着的羊，生活在富翁别墅里的女人，由人豢养的金丝雀和金鱼同样被囚在狭的笼里，丧失了自由；扩而大之，人类也是“被装在一个看不见的……狭的笼中”。老虎醒过来了，它满怀愤怒地跳起，“将自己的头用力的去撞铁阑干，浴了血倒在槛里的地板上”，壮烈地死了。
《狭的笼》乃是爱罗先珂的《离骚》。“屈平……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爱罗先珂悲愤满怀而写《狭的笼》。我们可以把老虎认为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它抒发了爱氏漂流印度时深沉的愤慨，被人称之为爱罗先珂的“生平第一杰作”（1922年6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鲁迅同意爱氏在《〈天明前之歌〉底自序》中的说法：“《狭的笼》，我用了泪和血写的。”它和《狂人日记》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此外，我们可以看到，爱罗先珂的《古怪的猫》中那被攻击的疯猫，也类乎鲁迅笔下被诬为狂人的觉醒者；《两个小小的死》所表现的内容，和鲁迅的“下等人胜于上等人”的思想相一致；《世界的火灾》和《长明灯》很相似；《爱字的疮》中的哥儿不被人们理解，遭遇类乎《药》里面的夏瑜；《时光老人》所写的青年，“神魂颠倒”“喝酒下棋”，忘却了自己“最大的职务”，这些现象使爱罗先珂忧心忡忡，这正如鲁迅在《野草•希望》中说“青年们很平安”，“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因而感到悲愤一样；《时光老人》还写到用“人的泪，人的汗，人的血”来供奉神，这就是《灯下漫笔》中所说的“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了。——这些相同之点，大多数应是不谋而合吧！
爱罗先珂自幼失明，所以在感知、认识世界上局限性很明显。但是，由于他在漂流时和劳动者有接触，自己也受到印度的占领者和日本反动派的迫害，所以胸中有爱爱仇仇的正义之心。《桃色的云》中春子说的“每年不得不为一切弱的美的东西战斗”，这也可以看成为爱罗先珂的自白。他的生活道路坎坷，是一个弱者；他对生活、对理想是那么执着，不断地作“韧”的追求，又是一个强者。鲁迅正是从这两个侧面出发来欣赏和翻译爱罗先珂的创作的。从1921年9月起至1923年4月止，他共翻译了爱罗先珂的童话《狭的笼》《池边》等13篇，童话剧《桃色的云》3幕和评论1篇；此外，还翻译了介绍爱罗先珂的文章2篇，写了带有怀念爱氏意义的作品《鸭的喜剧》和有关翻译爱氏的童话的序跋文章、札记共12篇。在不长的时间中这样集中地介绍和翻译一个外国作家，这在鲁迅一生中实属罕见。
在他们相识的时候，爱罗先珂受到世界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较深的影响，鲁迅则是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两人思想的不同是很明显的。爱氏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距离较远，加上长期在异域流浪，对革命后的俄国就会感到陌生和产生误解。他竟然认为“俄国没有那个政党——无论是民主党或君主党——在国际间或在国内能比共产党做出更大的错误和更蠢笨的事来。没有那个政党能比布党叫俄国到更不幸的景况”（《智识阶级的使命》）。这虽然是爱氏思想的一面，但他有这方面的思想却是事实。
爱氏的创作，在贯穿着正义感、对美好事物的赞颂的同时，也时时流露出空泛的和平、博爱的思想。鲁迅对爱罗先珂的“平和而且宽大”是赞许的，可是，当这发展为“近于调和的思想”时，他就不赞同了。在《春夜的梦》中，爱氏用萤火虫和金鱼的友谊来反衬公爵的小姐和百姓的男孩之间的对应，但最后团结了起来，男孩、女孩、金鱼、萤火虫“都做着欢乐的春夜的梦”。这里的调和思想，就是和爱氏的另一篇《两个小小的死》的内容，也是格格不入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在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作家身上很常见。同时，鲁迅也不赞同爱氏脱离实际的梦幻般的空想，虽然这空想也反映出爱氏“美的感情与纯朴的心”。爱罗先珂的《虹之国》就是向往理想之国。童话表现的是“努力劳动”就可以建设人间的天堂。这是空想，《虹之国》的结局是悲剧的。在马克思以前，万千的哲学家和实践家都找不到“虹桥”，即找不到通往理想之国的道路。爱罗先珂和鲁迅虽然诞生在马克思以后，但在当时也没有找到。不过，鲁迅和爱氏不同，他强调斗争，不沉湎于空想；像《热风》《呐喊》等就都面向现实，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一刻也不忘记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现在”。
鲁迅还曾说过，《爱罗先珂童话集》“浅”［见1936年2月19日《致夏传经》中所说的“译著的书，别纸录上”的“别纸”《全集》（13），第315页］：鲁迅在《爱罗先珂童话集》的下方，用圆括号括一个浅字，如后面所示：（浅），这是因为它的思想比较“幼稚”，表现也“略露骨”；他的翻译爱罗先珂，“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坟•杂忆》），这说明鲁迅对《爱罗先珂童话集》等的评价有某些保留。但是，鲁迅对待外国的事物，一贯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他不会对翻译的对象求全责备。他译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明明知道“书中的话，我自然也有意思不同的地方”。他译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时也说得很明白：“我的译述和绍介……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全篇中虽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鲁迅翻译爱罗先珂也抱着这样的态度，主要目的是“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坟•杂忆》），并不斤斤计较于爱氏的创作在思想、艺术上是否有不足之处、缺点和错误。这种态度，对我们仍然是有启发意义的。
鲁迅曾说，爱罗先珂“并非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诗人”（见《狭的笼》译者附记），这是对的。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爱罗先珂几乎已被人们忘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他才引起苏联和日本学者的注意。但是，虽然不是赫赫有名的诗人，他和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和鲁迅，却有一段比较深的关系。他的作品，大量地介绍到我国；除鲁迅外，巴金、夏丏尊、胡愈之、周作人、耿济之、汪馥泉等都翻译过。巴金说，《狭的笼》等“给我（还有我同时代的青年）的影响实在太大了”；爱罗先珂“在中国的短期勾留中，他也已经在中国青年的心上留下一个不灭的印象了”（《〈幸福的船〉引》）。因此，学习和研究我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的时候，是应该记起爱罗先珂的。
（原载《鲁迅史实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