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20日，鲁迅所写（发表时署周作人名字）的《域外小说集?序》说道：“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说！’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

　　新版《鲁迅全集》对这没有注释。1942年1月号《万象》的《秋斋杂感?文抄公》则曾谈及此事：“新出版的《小说丛报》内，刊着一篇特载小说《乐人扬珂》，是从《域外小说集》中一字不易地抄来的，只把译者的署名，改上李定夷三字。……读者……指名要请见李定夷……笑着道：‘……可惜你盗书没有盗完全，原作上的几个古体字，你都抄错了。……本人即是原译者。’……若说那来客是鲁迅先生，后来未闻征实。但从鲁迅先生重印《域外小说集》一篇序文中对文抄公不胜愤慨之情看来，也许就是他本人。”

　　《文抄公》一文所说的小说，见1914年5月1日出版的《小说丛报》创刊号。说是“特载”，因为它是“短篇小说”栏的第一篇，也是创刊号的首篇。目录作“滑稽小说乐人梦儿（定夷）”，这和《〈域外小说集〉序》与《文抄公》所说相一致。

　　《域外小说集?乐人梦珂》为周作人所译。定夷的《乐人梦儿》确有抄袭之处。例如周译有：“儿羸瘠而黄。腹大如瓠。颊辅下陷。发苍白如麻缕。垂及眉睫。目瞠视若眺远”；“夜色澄明。园有黄离。微呼且歌。”定夷所译则为：“儿年渐长。羸瘠而黄。腹大如瓠。颊辅下陷。发苍白如麻缕。垂及眉睫。目眙视若远瞩”；“园有黄离。夜色澄明。作歌且呼曰。”这里，抄袭很明显。此外，定夷在“黄离”与“作歌且呼曰”之间，插入“夜色澄明”，把主语与谓语隔开，不符合汉语的表现习惯，应属于“抄错”之列。

　　至于《文抄公》一文，说质询者也许就是鲁迅本人，这大约不符合事实。小说丛报社在上海，而鲁迅在1914年、1915年并没有离开北京。如确乎发生质询事，只可能是原译者周作人。据《周作人日记》，1914年6月30日，他在绍兴“买《小说丛报》一、二两本”，7月，即到上海接妻舅羽太重久来绍兴，在上海停留一天；1915年7月，又因送重久回日本而到上海，停留一天半，住大新街新旅社，即在《小说丛报》社附近。不管是哪一次，抽出时间来处理抄袭事都是可能的。他或者在信中把这事告知鲁迅，或者鲁迅在北京看到《小说丛报》创刊号，从而发现了抄袭事。五年以后，鲁迅在《序》中所表现的愤慨，主要不是针对抄袭者的品德（因为这是一目了然的，不必大张旗鼓批判），而是针对该刊编者的思想认识。他竟然把显克微支对乐儿扬珂的痛苦、死亡的深沉悲愤看成什么滑稽，这除了使鲁迅“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外，还慨叹“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这是鲁迅一贯的思想。他在以后还因为人们以“滑稽”“冷嘲”来评论阿Q时而指斥圣人和圣人之徒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但是，说这两份译稿完全相同，是“一字不易地抄来”或“只差了几个字”则是不准确的。如开头部分，《小说丛报》之译文为：“乐人梦儿者。波兰杰耳村人也。诞时弱小如鼯鼠。戚党见之。莫不骇然。邻妇名迭克者。有口给才。笑慰产妇曰。”周作人的译文则为：“儿诞而小弱。……邻妇绕板榻立。俯视母子。咸摇其首。中有冶工西门之妻最智。遂慰母妇曰。”这可能是翻译的底本有所不同。总之，秋翁之所记，或有若干虚构之成分，但说定是抄袭周作人的译文，则是确凿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