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在思想、文化、文学领域，对云南影响最大的，一是《新青年》作者群，如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一是创造社诸作家，例如在1920年的《滇声》报上，就转载了郭沫若、王独清、郑伯奇等人的不少作品创造社于1921年成立后，上述诸人均为该社早期的主要成员。。云南的文学青年，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期，如梅绍农、马子华等，“都醉心于创造社那样热情洋溢的‘创造社’派的文艺作家”。

　　鲁迅是《新青年》作者群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的《狂人日记》等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不少人谈及鲁迅对云南有较大的影响，说“五四时代，陈小航在省立中学当教员，课外向学生介绍鲁迅的《呐喊》等作品”（杨静珊）；“杨瑞庵，他爱鲁迅，油印鲁迅的东西发给大家，当作讲义”（马子华）。这些回忆是可信的，只是“五四时代”云云，不很准确，具体时间应该说是1924年、1925年及以后。这因为陈小航、杨瑞庵等陈小航，名陈强华（即翻译家罗稷南），云南凤庆人；杨瑞庵，名杨桢，云南景东人；楚图南，字方鹏，笔名高寒，云南文山人；刘嘉镕，字铁庵，蒙自人。上四人均为云南省一中教师。据《云南省立一中概览》，陈被聘为社会服务股主任，楚被聘为编辑股主任兼刊印股主任，杨被聘为指导课自学辅导股主任等，时间均为1924年。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回昆，时间是1924年，马子华也是在1924年才进入云南省立一中的。当然，在1924年以前，鲁迅可能对云南也有影响，但目前还没有发现第一手史料。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暂时只能认为鲁迅对云南有较大的影响，始自1925年。这一年，在昆明，不但在刘嘉镕编纂的《中等模范文选（三）》中，选入了鲁迅的小说《故乡》，而且从该年出版的《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刊》也可以看出，不少文章论及鲁迅或明显地受鲁迅的影响——在第53期（1925年5月1日）上，楚图南的《介绍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谈及鲁迅的《青年必读书》一文。在第55期（1925年5月20日）上，陈小航的《“名人题词”之类》的最后三段为：

　　师生，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互相牵制着，鼓励着，劝勉着“信奉诈术”，“崇拜威权”。

　　见着强者自己就变作羊，见着弱者自己就变成虎；口钝的就同他吵，力小的就同他打。

　　然而又无往而不胜利；即令被人掌了嘴，自己就说是“儿子打老子”。

　　这里的思想和文字，明显地受鲁迅的《狂人日记》《忽然想到（七）》和《阿Q正传》的影响。在这一期刊物上，楚图南的《疗饥奇方》，它对国粹家和所谓精神文明的批判，那讽刺的笔法，也是渊源于鲁迅的杂感。此外，在第56期（1925年5月20日）中，杨瑞庵的《断续的思流》和鲁迅的《忽然想到（五）》，在第57期上，陈小航的《“要生存，要温饱，要发展”》和《忽然想到（六）》，都有明显的血缘关系。

　　更集中更强烈地反映出鲁迅对云南思想、文化、文学界的影响的，是1925年5月10日出版的《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刊》第54期。该期共收文五篇。

　　第一篇是楚图南的《热病》。作者说，从北京回到故乡以后，“我常常发昏，我在大街上发昏，我好像见了鬼。回来也是发昏，好像有些鬼跟我回来”。最后则为：

　　我呼叫着，挣扎着……我被巨大的黑影包围着，叫着恶厉的叫声，闻着死人的恶臭。黑影在我身上践踏过去。我沉重的被迫压着。我激奋的跳跃起来捕捉黑影。……我的额上出满冷汗！

　　这是云南的“狂人”。《狂人日记》写道：“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便挣扎出来，出了一身汗。”二者不是十分相似么？

　　第二篇是瑞庵的《夜之国》，写“青光向夜之国冒险旅行”，那里是人样的狗，狗样的人——有狗的“圣驾”、御犬和“该死的狗才”。这虽似患大热症者的心头幻影，但实际上是“人吃人”历史的寓言式反映，其性质也类乎《狂人日记》。

　　第三篇是陈小航的《“寂寞的微笑”及其他》，含三则杂感。第一则针对云南文艺界立论，反对小姐们的“呵呀体”和少爷们的“香艳诗”，先行者感到淡淡的哀愁，显出了“寂寞的微笑”。——这里，有鲁迅的“拟古的新打油诗”《我的失恋》的投影。1929年，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说过：《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

　　第二则是《泡沫》，它的末段为：

　　若是我的心好比止水，那末我也有思想的泡沫；但我的泡沫并不起于企慕与感激，而多半是憎恨与嫌厌的波动——充满了恶意与不祥。

　　鲁迅的创作，有深沉的爱，也有强烈的恨。像《野草》的《复仇》《复仇（其二）》，主要内容正表现了他思想中“恨”的这一方面。《泡沫》的内容与形式，都有类乎《野草》的地方，也包含着鲁迅所翻译的裴多菲的《我的爱——并不是……》的影响在内。

　　第三则是《比多菲A Petoti的诗》，介绍《语丝》第9期和11期上LS的译作。所译共五首。陈小航介绍当中的两首：《我的父亲和我的手艺》《我的爱——并不是……》。他说：“我无端的——直觉的认定LS就是鲁迅。”

　　第四篇是楚图南的《我想说的》，一开头就说：“人到气闷，闷到无可再闷时，遂想说以下的话。”这明显的是模仿《影的告别》。

　　最后一篇为瑞庵的《且了这个旧愿》。该篇对“村绅式的下品国故虫”的反对新文艺加以批判，也批评那些“自命为觉悟的新青年者流”忙于谈情说爱和写些“肉麻的所谓创作”。作者联想到鲁迅的《我的失恋》和发表时未署名的《“说不出”》杨瑞庵在《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刊》第56期上的《断续的思流》中说：“在五十四期的本刊，我曾介绍了一个诅骂现代的骁将的文艺家——鲁迅先生——的《说不出》，和《我的失恋》两首小诗。”。杨瑞庵在最后说：

　　呵呀，呵呀，鲁迅先生的刻毒（反话，意思近乎尖锐、击中要害——引用者）呀，我说不出！于是在觉悟的新青年之前，我只有虔诚的祈祷：愿各位少做些神魂颠倒和惝恍迷离的梦，快挣扎的忍耐的走进知识之宫！

　　综上所谈，可见《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刊》第54期所收各文，均与鲁迅有密切关系；实为没有标明的鲁迅专号。在当时就如此集中地组织了一批直接表现出鲁迅巨大影响的稿件，这在全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根据上面的介绍，鲁迅在云南发生影响，比陈独秀、胡适、郭沫若等人似乎迟一些。这看来有些偶然，但其实是有缘故的。

　　第一，当时云南文化界的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虽然同情五四文化运动，但觉悟比较低。例如缪尔纾在《云南教育杂志》1920年第1期上就说：“新青年的作者，我最佩服的是胡适……此外如陈独秀、如刘半农、如钱玄同都各有独到之处。”但他对陈独秀的“非孔子的言论”，就觉得“有些诡激”，因而有所“怀疑”。——对陈独秀的非孔言论都无法接受，自然对鲁迅所揭示的过去的历史是人吃人历史等思想，就不会感兴趣，不会产生共鸣。

　　第二，云南的文学青年，他们在开头只欣赏创造社诸人的作品热血沸腾、激昂慷慨的内容、文风或他们的感伤情调，对鲁迅的热到发冷的风格，一时还感到相当陌生。在1936年11月27日的《云南日报》上，怡心说在十年前，他还不知道《狂人日记》是什么意思，不知道《阿Q正传》是什么意思。最不明白的是《不周山》。决定写信去问由北平寄回书来的同学的那位哥哥。回信来了是：“鲁迅是他们的讲师，已亲替我们叩问了，那作品是‘象征主义’的作品”；“稍稍能够欣赏文学作品的时候，被我们爱好的是《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比怡心长几岁的周泳先，在1987年6月间，当回忆青年时期的情况时也说：“我有点浪漫，是创造社迷。对鲁迅的作品不是不看，坦白地说，看不懂。”怡心和周泳先所谈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在云南的文学青年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三，学习、宣传鲁迅的，主要是从北京回来的云南学生刘嘉镕，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杨瑞庵，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科毕业；陈强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楚图南，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史地部毕业。。他们受到北京文化气氛的直接熏陶，有些还直接受教于鲁迅；文化素养比省内的一般的文学青年高，眼界也比较开阔。他们不但“认定LS就是鲁迅”，而且把LS译的裴多菲的《我的父亲的和我的手艺》《我的爱——并不是……》《我的父亲的和我的手艺》所写为：父亲是屠兽者，他用他的家伙击牛。我用笔向人们开仗：“所做的都就是这个，单是那名称两样。”后一首说我的爱不是夜莺，不是葱郁的林薮。“我的爱，就如荒凉的沙漠一般/——一个大盗似的有嫉妒在那里霸着／他的剑是绝望的疯狂／而每一刺是各样的谋杀。”这确乎表现出了鲁迅创作的基本精神。看作“是《呐喊》和鲁迅其他作品的适当跋语”。这说明作者对鲁迅知之颇深，认识敏锐而深刻。由他们首先出来宣传鲁迅并执笔和出版这一期没有标明的鲁迅专号，看来就有一定的必然性了。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