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日记共出版了五次：一是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影印本，二是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铅印本，三是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铅印重排本，四是197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日记》。这对我们学习、研究鲁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两种铅印本，对鲁迅的日记进行了标点、校勘等，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第五次出版的《鲁迅全集?日记》则是“根据手稿参照两次排印本重新核校，并加必要的注释”，这对读者的帮助就更大，取得的成绩就更显著。
过去学习鲁迅的日记，有很多地方不能理解（现在也仍然有不少地方不大懂），这次看了《鲁迅全集?日记》的注释，就有茅塞顿开之感，获益很大。但是，它在对原文的核校和注释上，也仍然有些待补充、商榷的地方。下面介绍一些资料，以供参考。
关于对日记手稿的核校
一、1921年8月15日的日记，内有“上午收四月上半月俸泉百五十”。后来鲁迅圈去“四”字，在旁边写一“三”字。几种铅印本均作“上午收三月上半月俸泉百五十”。其实，鲁迅所收的应该是四月上半月的俸钱。我们把前后记载收入俸钱的日记连起来看就清楚了：六月十一日，“收一月，二月分奉泉六百”；七月十八日，“收三月分奉泉三百”；八月三十一日，“收四月下半月奉泉百五十”。鲁迅当时的俸钱是每月三百元，所以，八月十五日收的当然应该是四月上半月的俸钱。鲁迅把“四”改为“三”，显然是误记。
二、1925年10月7日的日记，内有“收教育部奉泉三十三元十三年十二月分”。几种铅印本均作“十三年十二月分”。其实，鲁迅所收的应该是十二年（即1923年）十二月份的俸钱。且看有关收入俸钱的日记：七月二十五日，“收十二年十月、十一月奉泉八十三元”；九月十六日，“夜收教育部奉泉四十”；十月一日，“收十二年十一月分奉泉九十三元，又十二月分百有五元”……到1926年2月12日，才“夜收教育部奉泉二百三十一元，十三年一月分”。因此，1925年10月7日所收的自然是十二年十二月份的俸钱。
三、1929年9月7日的日记，内有“下午得淑卿信九月三十日发”。所有的排印本均没有改动，误。根据当时北平与上海之间的邮递情况，“九月”应为“八月”。
四、1935年2月1日的日记，内有“得孟十还信即复”。所有的排印本均作“得孟十还信，即复，”——第二个逗号误，应为句号。这因为到此一句话已经完了；同时，复信的时间是上午，以后所记是下午的事和夜寄谷非信等，在时间上也属于不同的段落。
关于《鲁迅全集?日记》的注释
五、1913年6月22日的日记有：“买巴且实一房。”《日记》的注释：“巴且，即芭蕉。巴且实系指作为果品的粉芭蕉、灰芭蕉。”（新〔14〕，第65页……“新”，指1981年版《鲁迅全集》；六角括号内的数字，代表该版全集的卷数。下同。）
按：“巴且”是日文“ばせテ”的音译；“实”是日文“み”的义译。“巴且实”即香蕉（果）。“一房”即“一穗”或“一串”（水果）之意，如1932年9月20日《日记》：“内山夫人来，赠浦陶二房。”关于粉芭蕉云云，似过于生僻。《广州植物志》（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说，据典籍所载，粉蕉“原产我国南部，但我们至今尚未采得标本”（第666页），因此，鲁迅所购的“巴且实”不可能是粉芭蕉。
六、1914年10月15日的日记有：“得二弟所寄《绍县小学成绩展览会报告》……”《日记》的注释：“未详。”（新〔15〕，第692页）
按：该报告全称为《绍兴县小学成绩展览会报告》，即《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周作人自1913年3月23日起，即被选为该县教育会会长并编辑该月刊）的第十期，于1914年9月20日发行，内中有关于陶元庆等的材料。王铎中的《小学校成绩展览会参观记》说：“陶元庆水彩画。绿杨春燕及花香蝶舞。风致妩媚。姿色嫣然。询有笔上生花之妙。”
七、1915年2月23日的日记有：“受五等嘉禾章。”《日记》的注释：“袁世凯制定勋章等级，大勋章为总统佩戴，下分九等，均刻嘉禾……鲁迅按官阶受五等嘉禾章。”（新〔14〕，第156页）
按：说“鲁迅按官阶受五等嘉禾章”，似有误。
①鲁迅的官阶，从1912年12月2日起为五等（据《教育部令》第四册：部令第二十九号），1914年8月18日，“已见策令，进叙四等”；二十日，“部令给四等奉”。从这时起，鲁迅为四等官——所受嘉禾章的等级和鲁迅的官阶并不一致。
②据1912年的《颁给勋章条例》，并不是根据官阶的级别授予相同等级的嘉禾章的。《条例》第六条说：“初受嘉禾章特任官自三等起简任官自四等起累功俱得递进至一等荐任官自七等起累功俱得递进至三等委任官自九等起累功得递进至五等。”鲁迅是荐任官，按规定嘉禾章应从七等开始授予，但我所知道的，只有鲁迅受四等（1921年2月8日，见第8年第3期《教育公报》）授五等嘉禾章的时间。
③《颁给勋章条例》可能只管一段时间，特别是袁世凯垮台之后，大概不再严格执行。例如许寿裳，他于1918年即被“晋给二等嘉禾章”（第5年第15期《教育公报?命令门》，第2页），而他的俸钱，在1924年才每月“支薪二百六十元”（第11年第5期《教育公报?公牍门》，第50页），低于鲁迅。
八、1917年6月9日的日记有：“得汤尔和信并《东游日记》一册。”《日记》的注释：“未详。”（新〔15〕，第633页）
按：《东游日记》甚多，据所知，有清末黄庆澄、由云龙、陈荣昌撰写的三种《东游日记》，此外，还有张謇的《癸卯东游日记》和胡玉缙的《甲辰东游日记》。汤尔和寄来的是他所著的日记。当时，汤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奉命往朝鲜、日本考察医学。他的《东游日记》起于1917年4月12日（从北京起程），止于同年五月十二日，时在日本福冈县延命馆（据第四年第11期《教育公报》）。 九、1919年7月23日的日记有：“往中央公园观监狱出品展览会，买蓝格毛巾一打，券三元。”关于这次展览会，《鲁迅全集?日记》中无注释。
按：这展览会由司法部筹办：把各处监狱之出品集中起来，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内展销，从七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三日。（据1919年7月20日《晨报》第六版）
十、1920年4月17日的日记有：“午后往午门。”《日记》的注释：“指往整理德国商人俱乐部藏书……”（新〔14〕，第387页）
按：该俱乐部的正式名称为“德华总会”。早在1919年11月21日，鲁迅就和齐宗颐、钱稻孙、许丹、陈曾縠、冯承钧五人一道，被派往整理这批藏书（据第七年第一期《教育公报?公牍门》，第38页）。他们每天下午三时至五时，“到午门楼上工作两点钟，把各种图书清理登记，编制草目……”（1956年第10期《文物参考资料》，第6页）。
十一、1926年1月18日的日记有：“下午往教育部。”《日记》的注释：“……鲁迅是日赴部复职。”（新〔14〕，第587页）
按：根据“复职令”，鲁迅如去复职，就是到“秘书处办事”，可是，鲁迅并没有去办事。他在二月一日的《不是信》中说：“今年却又变了‘暂署佥事’了，还未去做。”（新〔3〕，第228页）他在七月二十一日写的《记“发薪”》中也说：“一进门，巡警就给我一个立正举手的敬礼……虽然阔别多日，他们也还是认识的。”（新〔3〕，第351页）可见，一月十八日“下午往教育部”并不是去复职。
十二、1929年5月20日的日记有：“赴中央公园贺李秉中结婚……遇刘叔雅。”《日记》的注释：“刘叔雅……名文典……一九二九年为安徽大学校长。”（新〔15〕，第389页）按：这和新〔4〕，第341页注七所说有矛盾。注七说刘“曾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长兼预科主任”（《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和第21卷第1期《教育杂志》均没有说刘任安徽大学校长，只说是文学院院长）。
在鲁迅《二心集?知难行难》及刘叔雅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填的“简历”中，均说曾任安徽大学校长。如果以这为根据，说是校长似亦可以，但时间不可能是1929年。刘因和蒋介石顶撞而被扣押，后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他于1928年12月5日“乘轮东下”，旋即转往北平。因此，鲁迅在中央公园遇见刘叔雅时，刘已不是安徽大学的负责人，而是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据刘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填的“简历”）了。
十三、《鲁迅全集?日记》的“人物注释”，是力求全面、准确的。有些人的生卒年一时不能确定，则用“？”或“约”来表示“不明”或大概年份，如“王顺亲（约1898—？）”（新〔15〕，第351页）。可见其工作的艰巨、工作态度的认真负责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现就手边的材料，对人物的生卒年作若干补充。但由于计年岁有虚岁、实岁之分，旧历折算新历又往往有年头、年尾（分属两个年份）之别，加上材料浩如烟海，很多没有看到，所以，下面所述也只能是供参考而已。
①汤鹤逸（新〔15〕，第395页，无卒年）1968年卒于云南大学。
②杨荫榆（新〔15〕，第417页，无生年）生年约为1887年（据杨在1909年为二十二岁推算。见第三十八期《官报》，第43页）。
③李朴园（新〔15〕，第423页，无生年）约1900年生（据第1卷第3期《教与学》，第262页）。
④吴雷川（新〔15〕，第431页，作1868年生）。
按：第16期《逸经》上《当代教育家吴雷川先生》一文说“生于公历一八七〇年”。
⑤沈子良（新〔15〕，第439页，无生年）生于1884年（据《民国名人图鉴》，第12、6页）。
⑥罗蘅（新〔15〕，第473页，无生年）约生于1910年（据罗在1947年为三十七岁推算。见《人物杂志》1947年第2期）。
⑦经子渊（新〔15〕，第491页，无卒年）卒于1938年（据《子曰丛刊》第3辑第31页和1979年第4期《战地增刊》第31页）。2008年版《鲁迅年谱稿（修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