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青年时期，就走上了寻找革命真理的道路。1902年2月2日，他购读了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参阅拙文《关于鲁迅购读〈天演论〉的时间》，《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以后，又看了丘浅治郎的《进化论讲话》等书，对进化论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进化论是一股时代思潮，影响非常大。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严复等，受进化论的影响很明显；就是孙中山，他在《答翟永斯教授书》中也谈及“于西学则雅癖达尔文之道”；茅盾则说“进化论，当然我研究过，对我有影响”。鲁迅说得更明确：“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
进化论，是由英国近代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所创立的学说，它与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一起，被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界的三大发现。它正确地揭示了有机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恩格斯说，达尔文“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马克思也说：“达尔文的著作……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但是，人们对待达尔文的进化论却存在不同的态度并引申出不同的结论：有些人从当中吸取进化的辩证的思想，为变革旧社会制度而斗争；有些人则片面地强调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后者歪曲达尔文的进化论，或者夸大它的某些缺点，并用这经过歪曲或夸大的东西来解释人类社会，从而和唯物辩证法进行对抗。譬如，达尔文主张物竞天择，生物必须适应周围的环境，适者生存。有人却利用这些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学说来解释社会现象。严复在《天演论》的《趋异》的按语中认为“墨、澳二洲，其中土人日益萧瑟”，仅仅是物竞天择的结果，严复以天择为理由而掩盖了统治者杀戮土人的罪行。再譬如，达尔文错误地认为：“在自然界没有飞跃。”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达尔文这一错误。赫胥黎也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这样坦率地采纳了‘自然界里没有飞跃’的观点，以致使你担负了不必要的困难”。他没能辩证地看问题，不了解量变和质变的关系乃是同一运动的两种必要形式。有人就以这为根据并夸大地说，世界上只有一点一滴的改良，无所谓革命。像严复，当他后来成为斯宾塞尔的信徒时，也就鼓吹什么革命是“拂天演之自然”了。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从自己的改良主义政治立场出发，建议不要用“革命”一词，而以“变革”一词代替。鲁迅和改良主义者不同。他从达尔文思想中撷取进化、发展、辩证的观点，强调人类社会应该不停地向前迈进，一天天变得更完满更幸福；而为了进化和发展，就必须与阻碍进化、发展的事物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日本留学时，他在《斯巴达之魂》《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中，就强调刚健、抗争、挑战、超越，对那些阻碍进化的思想、事物发起进攻，表现出一种豪迈的战斗激情。可以说，这时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已表现得富有特色而且系统化了，形成了前期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宇宙观。
早在1903年，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就说：“地质学者，地球之进化史也。”1907年所写的《人之历史》，更系统地介绍了生物的进化史：生物从无生物转化而来，它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以至于无穷。在谈到人的历史时，虽然对人的社会性和劳动没有谈到，但是，从总的来看，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根据这样的认识，鲁迅驳斥了在人类发生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他从科学的（不是神话的）角度，指出盘古开天辟地的说法不足信，因为：“如中国古说，谓盘古辟地，女娲死而遗骸为天地，则上下未形，人类已现，冥昭懵暗，安所措足乎？”鲁迅把科学与神话严格地区分开来。至于在西方，鲁迅指出，要把生物进化的科学理论加以传播，首先必须和上帝造万物、上帝造人的宗教观点进行斗争，因此，他说：“进化论之成，自破神造说始。”
为了破除宗教迷信，必须宣传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鲁迅当时认为，科学可以启发人们从愚昧无知中觉醒过来，可以把中国引上繁荣富强的大道。因此，有一个时期，他努力去研究和介绍科学：除了编写《中国地质略论》等科学论文外，还用翻译科学小说的办法来宣传科学。这点，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说得很明白：
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鲁迅：《译文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页。
当然，鲁迅对科学的功用有时也强调得过分。例如他夸大了孟耆和加尔诺等科学家对法国的作用，说法国1792年被普鲁士、奥地利等国围攻时，说：“联军伺其外，内讧兴于中，武库空虚，战士多死，既不能以疲卒当锐兵，而又无粮以济守者，武人抚剑而视太空，政家饮泪而悲来日，束手衔恨，俟天运矣。而时之振作其国人者何人？震怖其外敌者又何人？曰，科学也。”其实，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当时之所以能击败普奥联军，转危为安，乃是因为：一、战争的正义性（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联军则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保卫者的身份入侵法国）；二、充分发动群众，工人、手工业者和科学家都积极行动起来，为抗击普奥联军而斗争；三、斗争的方式方法正确，态度极为坚决，对“利用人民灾难而进行投机者”处以死刑，对内外敌人绝不妥协。在这些因素中过分突出科学家的作用就有片面性。当然，鲁迅绝不是为科学而谈科学。他是以进化论为根据，以爱国主义为出发点，目的是引导祖国走上新生的大道，用意十分深广。马良在为鲁迅、顾琅编译的《中国矿产志》一书所写的序言里就充分讲到了鲁迅等人的这种爱国主义心意。
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中，鲁迅则表述了对人类历史的看法。他认为人类社会在斗争中按规律发展。
达尔文认为，生物进化的过程不可逆转，从进化的总趋势来看，只会前进，不会倒退。人类的历史也是不停地向前发展的，前进的步伐谁也无法阻挡。鲁迅形象地加以譬喻说：“进化如飞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他还说道，历史是按着一定的规律，循着一定的方向而发展。历史进化或现实本身都有它的内在的规律：“人事连绵，深有本柢，如流水之必自源泉，卉木之茁于根茇，倏忽隐见，理之必无。故苟为寻绎其条贯本末，大都蝉联而不可离。”鲁迅还赞同“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这一观点，可见他的认识比较全面和深刻。最后，人类历史的发展必须通过斗争；在人类社会中，从远古开始就贯穿着天神和魔鬼（撒旦）的斗争。鲁迅在谈及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时说：“……天神与撒但战事，以喻光明与黑暗之争。撒但为状，复至狞厉。……然使震旦人士异其信仰者观之，则亚当之居伊甸，盖不殊于笼禽，不识不知，惟帝是悦，使无天魔之诱，人类将无由生。故世间人，当蔑弗秉有魔血，惠之及人世者，撒但其首矣。”《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鲁迅清楚地知道，历史上的两种势力——进步的、光明的和落后的、黑暗的之间的斗争贯穿人类历史的始终。在这斗争中，他公开站在“魔鬼”这一边，反抗那野蛮、反动的一切事物。
既然世界是发展的、进化的，那么，不管当时的现实多么黑暗，也不必悲观，因为希望在于将来。鲁迅在《野草?希望》中说：“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而这“身外的青春”，指的就是“世上的青年”。于是，他“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激励自己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为了这希望、将来，他极力反对封建复古主义者。
鲁迅针对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使民无知无欲”“使民复结绳而用之”，指出老子“欲致人同归于朴古”，虽然说得天花乱坠，但是，在“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这种复古想法，必然要碰壁。近代的中国，由于逐步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处境，更由于革命运动的兴起，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了“面目全非”或“天下大乱”的感觉。复古者不满于现状，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转而迷恋古代的所谓“黄金世界”。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情况也是复杂的。有些人可能是不满于资本主义社会对我国的影响，面对新滋长的“诈伪罪恶”的种种事实而忧心忡忡，可是又无法抵抗，于是把复古当作思想的避风港。另外的一些人则把矛头指向革命者，认为他们图谋不轨、不忠不孝，因而十分不满、反感甚至仇视，希望回到所谓太平盛世中去。这些复古主义者，鲁迅说他们像一些破落户的子弟，“故家荒矣，则喋喋语人，谓厥祖在时，其为智慧武怒者何似，尝有闳宇崇楼，珠玉犬马，尊显胜于凡人。有闻其言，孰不腾笑？”鲁迅反对复古主义者的怀古幽情，指出他们违反了进化之规律，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为了反对复古，他把他所筹办的刊物叫作《新生》，他认为人类是必然一代胜过一代的。
在极力反对复古主义的同时，鲁迅也反对蔑古，即反对生硬地割断历史的倾向。他认为人类历史社会的发展虽然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但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把过去的东西完全扔掉。这因为历史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像一条没有终点的链条，一环扣一环：过去连着现在，现在连着将来；如将历史的“过去”割断，“现在”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鲁迅指出过去、现在、将来这三者的密切关系：“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因此，要发展和前进，就必须批判地继承历史上的优秀遗产，不应盲目排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的说‘没有’。”否定不是把过去的一切东西都加以抛弃，我们绝不应因为要“翻然思变”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罪于古之文物”。
鲁迅前期的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社会观中还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因素。这首先表现在鲁迅强调事物在矛盾斗争中发展。除了《摩罗诗力说》中谈及这一点外，他后来曾多次说过这一类意思的话：“‘生存竞争，天演公例’，须在同界中排斥异己，无论其为老人，或同是青年，‘取而代之’，本也无足怪的，是时代和环境所给与的运命。”虽然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观点（因为并没有对老人、青年做阶级的区分），但是，他强调在社会上，哪怕是在青年之间也充满着斗争，却是对的。鲁迅的这一思想，是要求旧事物让路，要求旧事物退出历史舞台。假如旧事物不肯让、不肯退，那就要为人类历史社会的发展而不懈地斗争，决不搞妥协、中庸那一套。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六）》中，鲁迅旗帜鲜明地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这种勇于向反动势力战斗、对希望执着不放的精神是鲁迅进化论思想的基本核心。
既然事物总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所以，“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争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根据这样的信念，鲁迅认为不破不立，“恶物悉颠，于群何毒？”从这出发，他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指出人们不应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单单“热闹”“欢欣鼓舞”一番了事，而应该认识到事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这无不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此外，鲁迅不但反对复古主义，而且正确地阐明了怀古和求新之间的关系。他说：“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能像鲁迅这样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在当时我国思想界里还是不多见的。
鲁迅的进化论思想中还具有不少唯物主义的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他能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考虑和研究问题，他的主张往往是在总结了洋务派、维新派等的观点、教训以后才提出来的。但是从其主要理论倾向来看，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这就使鲁迅的进化论思想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观，带有明显的弱点和错误。譬如说，鲁迅认为人类历史是在斗争中按规律发展的，但是，如何理解这斗争和发展规律呢？起初，他仅仅知道世界上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种人，认识还相当模糊。在不少的场合中，他往往只把父代（老年）和子代（青年）区分开来，只谈笼统的国民性，还不能对纷纭的社会现象进行科学的阶级分析。因此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也说如果不痛打落水的坏狗、塌台的坏人，那么“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要花费更多的气力和生命”，可是为革命花费气力和生命的，难道不是也有很多明白事理的壮年、中年和老年吗？鲁迅前期的一些论文和杂感，往往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阻碍社会进化的，主要不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势力，而是顽固的老年人和不好的抽象的国民性。这种看法自然是唯心的，具有片面性。再比如，在鲁迅的思想中，的确存在着和平进化的因素。在有些文章中，他所设想的历史往往没有尖锐复杂的斗争，没有阶级之间的森严对立，而是认为可以通过父亲自觉地来解放儿女，从而使人类得到解放。这一点，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杂感中表现得比较充分，如：
……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
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
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9页。
其实，在家庭内部，由于思想意识、政治态度的不同，父与子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在社会中，由于少了一层家庭亲属之间温情脉脉的帷幕，矛盾的表现就会更表面化。所以，鲁迅前期的这种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鲁迅的这种思想局限，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时，工人阶级还未作为一个觉醒的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农民阶级也没有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力量。于是，鲁迅感到势孤力弱，因而有时幻想能走一条和平进化的道路。例如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他说：“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鲁迅估计当父母的可能产生种种害怕心理，于是加以解释，以便他们能打消顾虑，减少阻力；企图不伤感情地把顽固的父母说服，从而“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当时这样想，那是因为他感到旧中国好像“一间铁屋子，是……万难破毁的”，他感到旧力量过于盘根错节，个人的力量很难把它打破。甚至到了1923年他还说：“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思想局限只是他思想中的一个方面。同时，鲁迅还知道这种想法不一定行得通，因为社会中“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那么怎么办呢？鲁迅直白地说：“现在不能解答。”
我们在前面说过，鲁迅认为事物的发展必须通过斗争，现在又说，他的思想中有和平进化的因素，这两种说法是不是有矛盾呢？是的，这里有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乃是鲁迅思想中的矛盾的反映。虽然这两种相矛盾的思想同时存在于当时的鲁迅身上，但以斗争求进化的思想是他的主导方面，而和平进化的思想则是非主导方面。不过，后者的存在是真实的，因为它正是那些没有找到正确出路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农民群众的幻想的真实反映。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例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因为看不到无产阶级巨大的革命潜力，也看不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便寄幻想于资本家的“善良心地”。他企图建立一种生产和消费的协作组织——法郎吉（PHALANGE），他希望资本家加入法郎吉并提供资本，作为股东，而法郎吉的全部收入的十二分之四，则作为资本的利润。《共产党宣言》在肯定空想社会主义历史功绩的同时指出：“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鲁迅感到了这种思想矛盾并努力去解决，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他的进化论思想在不断发展，整个世界观也在矛盾斗争中不断发展。如果说在五四运动以前，即在1902—1919年，鲁迅对进化论深信不疑，那么，在1919年以后，就产生怀疑并逐步加以扬弃了。在1919—1927年之间，虽然进化论仍是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同时也怀疑起青年是否一定比老年好，等等。正因为怀疑，思想就感到苦闷和彷徨，产生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心情。这时鲁迅特别表现出了犹豫不定，譬如在1925年5月10日写《忽然想到（七）》时说：“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这是把青年当作一个统一整体来看待。可是，第二天，他写《导师》时却说：“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在一两天里，鲁迅的态度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说明他的思想认识在发生重大的动荡。另外，对将来、对希望的看法鲁迅也反复发生变化。例如1925年元旦，鲁迅在《野草?希望》中，赞同裴多菲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是着重否定了绝望，但也否定了希望。1925年3月2日，他在《过客》里也认为过客奋然前去的终点是坟墓，是无边的暗夜。可是1926年4月1日写《记念刘和珍君》的时候，认识就有所不同，他说：“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会更奋然而前行。”在这些问题上，鲁迅时而肯定，时而怀疑，表明他的进化思想陷入了动摇的处境。
鲁迅从对青年、对希望产生怀疑到逐步否定自己的进化论思想，这是1927年4月前后的事。他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这里对青年的看法有了改变。这一改变，和鲁迅的斗争的深入，和鲁迅与青年之间来往的密切有很大关系。鲁迅和青年来往，自从1923年他和周作人分道扬镳以后，有很大的发展。请看下面从《鲁迅日记》统计出来的数字：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由于兄弟失和，鲁迅把自己社交活动的范围向外扩大。他的收、发信的对象和所接触者（特别是新来往者），绝大多数是青年。从接触中鲁迅遇到不少好的青年，他们受苦，在北洋军阀的屠刀下流血，这鼓舞着鲁迅不息地战斗。但是，所遇的青年中也有不好的人或很有缺点的人，他们或堕落、或叛变，或落后到“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正因此，鲁迅看到青年不是完全一致的整体，他的“青年必胜于老人”的信念受到了冲击。1925年4月8日，鲁迅说：“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1926年11月20日，他又说：“我昨天就决定，无论什么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这里所说的“攻击青年”“无论什么青年”，不是泛指，而是针对文学青年中一些品质恶劣者而言的。鲁迅曾说：“在这几年中，我很遇见了些文学青年，由经验的结果，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由于只是文学青年（而且是当中的一部分）有问题，所以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鲁迅的“青年必胜于老人”的思想信念。他当时认为，打仗的青年不似文学青年，“我现在对于作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251页。。在大革命时期，鲁迅更是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的青年，特别经过1927年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之后，从进化论出发的对青年的笼统看法才发生根本性的动摇，也就是说，他从此开始以阶级论的观点来看待青年了。
根据前面的评述，我们认为，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所说的进化论“思路因此轰毁”的话，似乎应该这样来认识：一、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科学的，但从这引申出来的笼而统之地对青年、对将来的看法，则不能完全正确地说明问题。二、“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总的看来，不能说不对。但是，青年和老年都有各种各样的，良莠不齐；历史的发展，从某一局部、某一小阶段来看，也可能发生曲折甚至开倒车，不能绝对地认为今日比昨日好。因此，鲁迅说“只信进化论”就有“偏颇”了。三、“轰毁”不等于烟消云散，不是简单地抛弃。鲁迅在后期并没有抛弃进化论，而是继续采取“拿来”的态度，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更新更高的基础上来看待和吸取进化论思想。
（原载《思想战线》198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