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了，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正因此，以后就出现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康有为、陈焕章、林纾等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掀起尊孔复古逆流，正是上述封建政治势力的一种表现。由于五四运动“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这就必然引起封建复古派的顽抗。林纾等人和学衡派、甲寅派的种种活动就都是把矛头针对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
一
林纾在清朝末年，曾是一个有维新思想的人。首先，他大量译述外国文学，开拓了国人的眼界，有助于改变我国一向轻视小说的状况。其次，他主张“兴女学”，讥讽村塾老学究的愚昧昏庸，认为“儿童智慧须开爽，方能凌驾欧人上”。他的译书、他的维新主张，都基于“冀我同胞警醒”这一爱国主义立场。
当然，林纾的本意是改良，为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修修补补。但是，迎面而来的却是革命：武昌起义的隆隆炮声宣告清王朝的最后灭亡。这是林纾无法接受的。他说辛亥以后，“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扪心赖有纲常热，恋主能云犬马痴”。他九次谒陵，表现出对清室的一片愚忠。
如果说，辛亥革命后的活动使得封建文人感到政治上的覆灭，那么，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文化的五四运动，使他们感到在思想学术领域中的地位受到根本的摇撼。严复、刘师培、黄侃、林纾、康有为等人都惶恐不安，拼命挣扎。当中，林纾的表现特别突出。他写信给蔡元培，攻击白话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不能入文；又恶毒地咒骂新文化提倡者，说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的批判是什么“禽兽行”“人头畜鸣”等等。他在被批驳得理屈词穷之后，怀着一种阴暗心理写了《荆生》等小说，幻想有一个名叫荆生的人把提倡新文化运动者斩尽杀绝。鲁迅曾说，林纾“因为反对白话，不能论战，便从横道儿来做一篇影射小说，使一个武人痛打改革者”。这个荆生，据说实有所指，即军阀徐树铮。但是，慑于革命形势，徐等并不敢轻举妄动。林纾只能算是过屠门而大嚼，得到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罢了。
鲁迅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封建文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狂人日记》、1918年的《致钱玄同》《我之节烈观》《随感录三十五》《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风波》等文，记载了鲁迅这一斗争的业绩。当曾为清朝做暗探的刘师培想恢复《国粹学报》时，鲁迅说：这份学报将是复古派的阵地，“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其目的是“想吃人”。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鲁迅针对林纾等“圣人之徒”的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展开批判。
在这场斗争中，鲁迅对“保存国粹”这一主张并不一概而论，而是做具体分析。在20世纪30年代，他指出：“清朝末年，作这一主张的有两种人：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在五四时期，鲁迅对国学是重视的，对国学家是尊重的，并没有对他们冷嘲热讽。他厌恶的是那些以丑为美的“国粹家”，他们把小脚、鸦片、三从四德、中庸之道等等当作国粹，把传统的那一套老旧的东西视为宝贝。其次，鲁迅反对的是否定现在，同时也就是否定将来的复古，而不是对民族的传统文化一笔抹杀。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五四运动的“许多领导人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例如胡适对文言文一概否定，对白话文一概肯定；钱玄同则认为《聊斋志异》是“全篇不通”。这都是用形式主义方法来看问题。鲁迅在当时自然也有这方面的缺点，但程度比较轻。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对封建复古派是决不妥协的。但是，他并不是一般地否定文言；而是指出反动思想不但可以由文言文来传播，也可以由白话来传播；他认为重要的在于“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他是把内容的改革放在首位的。
二
在林纾等人之后出现的封建复古逆流是学衡派和甲寅派。《学衡》杂志于1922年1月在南京出版，总编辑为吴宓。《甲寅》周刊则在1925年7月出版，实际的主编是章士钊。这两个刊物都顽固地反对新文化运动并具有下列特点：
一、自视甚高，或摆出一副“学贯中西”的面孔，或自以为在道德、在文章上可以为人表率。学衡派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征引古今中外的事例，以表示自己的博学。章士钊在自吹自擂所谓“光荣历史”的同时，对所写的文句密密加圈，以为是“得意之笔”。他还刊登吹捧《甲寅》的读者来信之类的东西，说该周刊“一字一句，从未轻轻滑过读者之目。荒陬僻邑，亦莫不闻虎铎（按：《甲寅》封面画有一虎一铎——铎为古代乐器）之传声”。这就使《甲寅》成为“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按：章士钊在批评面前也不得不承认：“本刊社主与政府有关，自不待辩”）。
二、攻击新文化，赞美旧文化。《学衡》攻击白话文“句必盈尺，字或累万”，而内容则“粗浅谬误，与古今东西圣贤之所教导，通人哲士之所述作……以及凡人之良知与常识，悉悖逆抵触而不相合”，甚至是“甫一启齿，而蔽端丛生，恶果立现”云云。《甲寅》周刊赞叹文言之简练、雅驯、优美等等，鼓吹学生要尊孔读经、要攻读“礼乐书数”；认为白话“恶滥”，有失“国文风趣”，只好“恕不刊布”了。
三、标榜公正无私，实则反对社会主义。《学衡》杂志说自己作“平心之言，不事漫骂以培俗”；“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但是，它的创刊号即刊文攻击在中国提倡社会主义是“作无病之呻者也”；梅光迪则著文攻击新文化提倡者“其言政治，则推俄国”，“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而彼等犹尊若圣经”。章士钊早在1914年的《甲寅杂志》中，就表白“无偏党之怀”，到1925年，在《甲寅》周刊里，更是像发誓似的说自己是“并世党派，一无系属，态度务期平允”。但实际呢，章士钊不但在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里任高官，并且还亲自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该杂志攻击革命，说什么“共产之祸，迅速必发”，主张“全国人才，不拘一格，立大同盟与共产军战”。这已是脑后反骨毕露，哪里还有半点平允的态度呢！
鲁迅对他们的谬论十分警惕。《学衡》刚刚创刊，他于2月9日即发表《估〈学衡〉》一文，给他们以极为沉重的打击。此外，11月8日的《“一是之学说”》、1925年的《杂忆》、1931年的《上海文艺之一瞥》等文，都对学衡派进行了抨击。鲁迅为保卫新文化成果而批判章士钊，起于1923年9月的《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1925年章士钊当了教育总长以后，美化北洋军阀政府，谄媚段祺瑞，主持通过小学从四年级起读经的决议等等，倒行逆施，引起公愤。鲁迅在《华盖集》及其《华盖集续编》中，与革命者协同作战，对章士钊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战斗。
鲁迅很重视战斗艺术，曾说写辩论文字，不要“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而应该“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予致命的重伤”。他和学衡派、甲寅派的斗争正充分体现了这种战斗特点。
学衡派攻击新文化，十分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一些国粹家以为他们懂洋文，可以把新文化提倡者骂个哑然无声，为国粹争光、出气。鲁迅洞悉学衡派的浅陋，看出他们不但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论，而且文章也写得很蹩脚：不懂古文字义、不讲逻辑、表达意思不清楚、论述重复、硬凑韵脚，甚至连题目也不通。对这一批以维护国学自命而实际是鱼目混珠的冒牌者，鲁迅认为不必在理论上做什么较量，只要拈一拈，就可以估出他们的斤两来。他在《估〈学衡〉》中剥开假象，露出他们的本相，指出不过是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文且未亨，理将安托”——“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在和章士钊斗争时，鲁迅指出章的文章也很不通：把《庄子?知北游》的“每下愈况”误作“每况愈下”；为了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竟然错误地举“二桃杀三士”为例，说这五个字多简练，如果用白话写，就必须啰哩啰唆地说“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可是，这里的“士”是武士而不是读书人。鲁迅尖锐地嘲讽道：“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还说如果认为章士钊“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对学衡派、甲寅派的自命不凡者，鲁迅善于单刀直入地捅其疼处，剥掉他们夸夸其谈的“本钱”。
此外，鲁迅还指出章士钊的“伪”。章在清末，曾任《苏报》主笔，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不是一个糊涂人。可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却顽固地反对新文化运动。鲁迅指出，从章士钊的文章可看出，“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习惯的并非一成不变，文字语言的必有变迁，其实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说出来的，便成为改革者，懂得而不说，反要利用以欺骗别人的，便成为‘孤桐先生’（按：孤桐是章士钊的笔名。当时有些人吹捧他，‘孤桐先生’叫不绝口）及其‘之流’”。例如他“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却加以提倡，这就是耍弄群众，“将人们作笨牛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在辛亥革命以后，章士钊就在政治上发生巨大的倒退，竟然赞同“民国初立，时论过嚣”的观点。他受到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束缚，越陷越深，不能自拔。鲁迅饶有风趣地嘲笑道：“‘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闲话》所谓‘有些志士’的通病，为‘老婆子女’所累了。”这些揭露、批判，是准确而深刻的。
三
鲁迅一贯坚持并发扬五四运动反封建的优良传统，认识全面、彻底，斗争勇猛，表现出一股无私无畏的精神。
说到反封建斗争的勇猛，在当时，吴虞、钱玄同等人也是佼佼者。吴虞曾写《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文，立论都非常尖锐，他批忠孝反礼教，斗争锋芒直指向孔丘以及一整套封建专制制度，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钱玄同攻击“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像投向旧文化阵营的一颗重磅炸弹，影响很大。但是，吴虞本人是一个地主，他身上有很浓重的封建男权、父权思想。钱玄同在1917年认为“寿序”等没有价值，连选学家、桐城派都不愿做的，可是，到1930年，当胡适四十岁生日时，他却写了《敬书胡适寿酒》，把自己过去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这就像《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所说的：“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鲁迅和吴虞、钱玄同等不同的，是他在反封建斗争中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彻底精神。他反对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中的复古主义。在文化领域中，他除了和林纾等人、学衡派、甲寅派作斗争外，还批判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对有些人号召青年从《庄子》和《文选》中寻找词汇的论调加以抨击，等等。总之，他的一生都在向封建复古主义思想开火，没有任何的犹豫和动摇。
在这一斗争中，鲁迅的认识也比较全面。近代的中国，由于逐步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处境，由于革命运动的兴起，在某些人的心目中，真是“天下大乱”了。他们迷恋古代只有幻想里才存在的“太平盛世”，慨叹什么“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等等。鲁迅反对复古主义者这种怀古情深，倒走了进化之路。为了反对复古，他早年曾把筹办的刊物叫作《新生》；和《风波》中的九斤老太相反，他认为人类必然一代胜过一代。但是，鲁迅把复古和怀古做了严格的区分。复古是不对的，怀古是应该的，因为后者为的是求新。根据这样的认识，鲁迅坚决反对国粹派，热切地希望真正的国学能发达起来。他在《热风?不懂的音译》中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鲁迅本人也是“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在这方面有极大的贡献。他始终勤恳地搜集、研究金石拓本，校勘、辑录古代典籍，整理先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对中国文学史的精辟见解，一直到现在仍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正因此，他对假的国学家，例如“错字叠出，破句连篇”的上海租界的“国学家”就很瞧不起，说：“中国的国学不发达则已，万一发达起来，则敢请恕我直言，可是断不是洋场上的自命为国学家‘所能厕足其间者也’的了。”
最后，鲁迅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无私的精神，把这一斗争看作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壮丽事业的一部分。吴虞就不是这样，他反封建，甚至主张家庭革命，这因为他的父亲的所作所为和他的私利有矛盾。可是，他对女儿却很专制，迫得吴楷说对家里“我看非起大革命不可了”；吴桓不认吴虞为父，称之“吴又陵先生”。可见，封建之“私”在吴虞身上是很重的。鲁迅在家庭内部，反对家长专断，主张幼者本位，认为做父兄的应为子弟着想，“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在社会发展、民族进步的问题上，鲁迅认为应向前看，希望在于未来。因此，他认为封建复古派的“国粹”“国粹”的嚷嚷，不过是企图开历史的倒车，把民族文化引向一条死胡同而已。
（原载昆明师范学院《语文函授》第16期，1982年12月1日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