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受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的影响，这是事实，他后来和这种思想决裂了，这也是事实。但是，梁启超后来沦为保皇派，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有些同志出于把鲁迅和梁启超划清界限的目的，在论述鲁迅与维新思想的关系时，往往把这关系冲淡，把鲁迅与维新思想决裂的时间提前。有同志甚至认为，鲁迅在南京当学生的时候，就发现维新思想的弊病，这种思想对他的影响就微不足道，而当他到日本以后，即从1902年起，就彻底和维新思想划清界限了。我觉得，这不符合历史实际。
鲁迅在南京读书时，如何批判维新思想，这似乎还没有什么具体的史料。至于他对维新思想感兴趣，例子则是有的，如：一、在学校的阅报处热心看《时务报》旬刊（当时已经停刊，只能看老的了），而且在1932年底，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祝中俄文字之交》。。二、和“戊戌以后附和维新”的周仲翔（周椒生的次子，是鲁迅的叔辈）“很谈得来，有如朋友”《鲁迅的故家》，第153页。。
到日本以后，鲁迅和维新思想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特别是在1904年以前。
根据有关资料，鲁迅在弘文学院期间，除正课外，所看的书大别为三类：一、世界各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著作；二、自然科学，如《生理学粹》和《物理新诠》等；三、梁启超所编著的书刊。据有关史料，第三类书刊看得很不少，如在1902年12月16日以前，就定购了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月刊；1903年4月1日（三月初四），有友人离日返国，鲁迅即托其带回《清议报》合订本八册、《新民丛报》二册和《新小说》第三期一册等，前两种事实上也是由梁启超主编的。
鲁迅不仅大量阅读梁启超编的报刊，而且十分感兴趣，以至事隔多年还牢记不忘。1903年寄回《清议报》等时，还有一封给周作人的信。周作人在癸卯三月二十五日（1903年4月22日）的《周作人日记》中写道：“上午看《清议报?通论》两卷（按：这是指《清议报全编》第一集《本馆论说通论》‘上’‘下’）……材料丰富，论议精当，奇辟足以当当头之棒喝，为之起舞者数日。”——周作人青年时期的思想很受鲁迅影响，他读《清议报》时的欢欣鼓舞心情，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反映出鲁迅在信中所表述的对维新思想的态度。又如在1932年，鲁迅说过在留学日本时，“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祝中俄文字之交》。。另外，梁启超在《新罗马传奇?楔子》里说过：因此老夫想着拉了两位忘年朋友，一个系英国的索士比亚（按：即莎士比亚），一个便是法国的福禄特尔——鲁迅在《“莎士比亚”》一文中就提到“梁启超说过‘莎士比亚’，也不见有人注意”（《花边文学》）。到1934年，鲁迅还提及这一重公案，可见他当时对梁启超作品的注意和熟悉到了何等程度。最后，鲁迅在弘文学院曾研究“国民性”问题，这个问题，梁启超也是注意的。他在《新民丛报》上说过：“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鲁迅除受拜伦、尼采的某些影响外，似乎也受到梁启超的一些影响。
1904年6月1日，鲁迅向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申请入医科一年级肄业。为什么学医呢？他后来在《呐喊?自序》中说从译出的历史上，“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这种看法在当时相当流行，如《江苏》第2期《医学界之沐猴》一文说：“日本之输入兰学，实以医为最先之发达。”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也说：“敝国维新之始，即遣生徒至欧洲学医科，故医学最为发达。”（《日游汇编》，第8页）鲁迅还说过：“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著者自叙传略》）当然，这些看法并不很恰当，这里加以引用，只是为了说明鲁迅学医的某些动机而已。；因此，鲁迅学医是为了：“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又如1904年前后翻译的《北极探险记》（按：译稿已佚），“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鲁迅书信集》，第542页。，这办法也似乎受梁启超翻译《十五小豪杰》时“文俗并作”的影响。
鲁迅重视梁启超所编的刊物和他的译著，接受他的某些影响，这首先因为梁的“思想开通些，他的攻击西太后看去接近排满”《鲁迅的青年时代》，第77页。。例如他所编的《新民丛报》，反对日俄对我国的欺压，抨击西太后的残酷统治，他本人“心醉共和政权也有年”，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进步性。又如他于1899年，即因“尽瘁国事不得志”而“断发胡服走扶桑”《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行动不可谓不激进。其次，梁启超很重视启蒙教育，如说《清议报全编》的编辑目的，“一言以蔽之，日广民智，振民气而已”，这就和鲁迅的爱国主义、个性解放思想相近似。又如《新民丛报》发表过《请兴医学以张国权》，强调医学与维新有密切关系；《饮冰室诗话》指出：“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之一要件。”这些地方，鲁迅的思想都容易与之发生共鸣。再次，梁启超的文章“笔锋常带情感”，有鼓动作用，比较能吸引人。最后，尽管在政治上康、梁逐渐没落，主张君主立宪，但他们在宣传鼓动方面仍占有众多阵地，而革命党人在办《民报》以前，在理论宣传上系统的工作却做得少——由于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这种情况，鲁迅重视梁启超所编的刊物和他的译著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其实，康、梁在当时所起的作用，连清朝政府也不敢轻视。例如在1902年2月8日，清驻日公使在致外务部书中就说：“不料康、梁以逋逃之薮，为邪说之丛，败坏人心，一至于此。”转引自第5期《新民丛报》的《行人失辞》。他们是把康、梁的宣传作用估价得很高。又如在1904年，清朝在“赦免”“戊戌案内各员”时，说“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光绪朝东华录》平装本，第5191页）。当然，康、梁与孙中山的情况很不一样，我们引用这条史料，只是说明清廷把三人一律看待，可见梁启超等的影响不可低估。因此，鲁迅当时大量阅读《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并受其影响，那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我们说鲁迅和维新思想有这样的关系，也许有同志会说：康、梁所说的“维新”和鲁迅所说的“维新”不同；前者倡维新，所指实际上是保皇立宪；鲁迅说维新，指的是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富强。——把康、梁的“维新”仅仅看成是保皇立宪的同义语恐怕是不对的。在1903年以前，维新派在思想领域中占优势，谈维新的人很多，有人拥戴慈禧，有人拥戴光绪；“有欲倾满洲以维新者”，“有排外以行维新者。有媚外以行维新者”。对这种种维新主张，梁启超说：“使其心而为国民也公也。无论何种别何党派何目的何办法何主义何动力何变相而必终归于一致。使其心而为一姓也……使其心而为一己也……吾宁愿举四百兆人皆为‘守旧鬼’。”《维新图说》，见第93期《清议报》。毛泽东同志曾对维新派做过相当高的评价，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康有为，连同洪秀全、严复、孙中山，称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康、梁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鲁迅在后来虽然批判过康、梁的维新，但是，在1906年，特别是1904年以前，他心目中的维新派，并不等于保皇立宪：“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鲁迅在《准风月谈?重三感旧》中的这些话，说明维新派在他心目中的历史地位并不低。
当然，维新派对鲁迅的影响在逐步被削弱。但是，在和维新派的关系上，量变什么时候发展到质变，即什么时候鲁迅才和维新思想彻底决裂，我的意见是1906年。这年4月5日，《民报》第三号发行号外刊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长文，列举十二个和《新民丛报》有分歧的根本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和《新民丛报》展开长期的激烈的论战。关于这次论战，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曾说及章太炎“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这场斗争在我国政治、思想史上是一件大事，“笔战方酣的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卷入这场论战。记得1906年的冬天，一群四川留日学生在宿舍里展开了争论”吴玉章：《辛亥革命》，第87页。。——如果说，在1906年以前约两年内，鲁迅在仙台学医，“校中功课太忙，日不得息”《致蒋抑卮》。，而且远离东京，对维新派的活动很难进一步加以考察，那么，到1906年，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弃医从文，就有更多的时间研究政治、思想问题了。所以，我认为，鲁迅在这时与维新派彻底决裂并不偶然。1921年5月6日他曾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生降死不降》一文，说：“大约十五六年以前，我竟受了革命党的骗了。”——受骗云云，乃是反话，其本意是说在这场论战过程中信服革命派的主张而否定维新派的观点。十五六年前，那是1906年左右。到了1908年，鲁迅则在《破恶声论》中，明确地指出康、梁等人“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的实质了。
在鲁迅的思想道路上，抛弃维新派的观点和接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虽然在1906年以前，鲁迅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如在《自题小像》等当中所表现的那样，是明晰的，但因为在当时，维新派对他的影响并不小，所以，我认为，鲁迅在1902年到1905年之间，建立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基础；从1906年开始，则成为成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了。
（原载《思想战线》198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