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8年5月

文/林泉忠

时值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年，为了寻访明治维新的历史遗迹，笔者日前来到了日本东北地区。首站是位于福岛县内的会津若松市，这里是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幕府时代会津藩的若松城（鹤城）及城下钉的所在地，也是一百五十年前会津战役的激战地。当年抵抗新政府军的会津武士的后人究竟是如何看待明治维新，是本次探访的重点之一。

「败者」白虎队的忠义精神

会津战役是在王政复古中，成立的明治新政府军击败幕府势力的戊辰战争中最关键的一场战役。一八六八年八月新政府军挟三千余精兵的威力，迂回袭击了会津若松城。历经一个多月的战斗，会津藩付出了三千余人性命的代价。九月藩主松平容保开城降服，会津藩于战后被迫迁移至环境恶劣、位于今青森县境内的斗南藩。

会津藩战役中最可歌可泣的，莫过于死守会津若松城的白虎队这群不愿投降的少年武士最后集体剖腹自尽的悲壮事迹。诚然，历史是胜利者所写的，无论是白虎队还是西乡隆盛这些明治维新时期的「败者」，百多年来也都能被视为英雄而受到敬仰，彰显了日本人跨越胜败、并不尽然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为标准的历史观，这点或与中国人的观念不尽相同。

明治维新媲美法国大革命

为了纪念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年，今年日本全国上下包括学术界、文化界、产业界、观光业者都在举办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作为推动明治维新主要力量的长州藩所在地山口县出身的安倍晋三首相，也在今年的新年感言一开头便言及「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年」，安倍还意有所指地表露其砥砺自己及鼓励日本国民的心境，称今日的日本也正在处于大变革的时代。然而究竟什么是「明治维新精神」，是倒幕武士们力求变革的自强精神，是忠勇白虎队的凌云志节，在日本社会包括学术界至今仍言论不一。所谓「明治维新」，指的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日本在受到欧美产业革命文明的冲击，并历经一八五三年的「黑船叩关事件」后，所推动的现代化改革运动。该运动始于一八六八年以明治天皇为中心而建立新政府，告别了幕府的封建体制，在政治上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则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改革，同时提倡「文明开化」，鼓励社会生活的西化，并竭力发展现代教育等。此次改革促使日本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并逐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明治维新具革命性的变革力度与震撼性影响，或可媲美法国大革命。

导致「中华世界体系」的崩解

明治维新不仅造就日本蜕变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还改变了东亚的命运，甚至促成东亚区域秩序的历史性更替。

其实，最早收到西方冲击的并非日本，而是中国。经过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清朝的为政者认识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经过几番折冲樽俎，遂于一八六一年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比明治维新早了七年。然而，历经三十四年的洋务运动，最后在大清海军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而宣告终结。这场象征着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重要面向的战争，就国际秩序变迁的视角而言，导致了以中国为中心、始于汉朝的东亚独特的国际秩序——「中华世界体系」（华夷秩序）的分崩离析，也造就了日本取代君临了东亚两千多年的天朝上——中国，而成为东亚的新霸主。

如果说英国与清朝的鸦片战争，是西方的「中心」与东方的「中心」的历史性冲突，则甲午战争是东方的「新旧中心」之间的历史性对决，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

今年还是戊戌变法双甲子的年份，有关中日两国的现代化道路大相径庭之原因，百年来的相关讨论已是汗牛充栋。倘若比较明治维新的成功，笔者以为清朝的洋务运动尽管也是积极引进欧美产业革命的新技术，然而却在思考上与政治上左支右绌，始终无法走出对封建体制的桎梏。甲午一战的败北及洋务运动的失败，促使革命派凝聚了社会更大的变革能量，导致维系了数千年的中华帝制终于在十七年后正式瓦解。

「以日为师」与留日热潮

如今中国堪称如假包换的「反日大本营」，然而甲午战败后的中国人，其实并非一面倒仇日，甚至在年轻菁英阶层，对明治维新的成就大多抱持肯定的态度。那时的菁英所思考的是：「究竟为什么我们会被打败？」为了寻找战败的原因，一批又一批谦虚的中国青年带着向日本学习的心情，奔赴东瀛。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李大钊、周恩来、鲁迅、李叔同等在中国近现代发展中举足轻重的指标性人物也都纷纷在那个时候选择远赴日本。那是中国历史上所掀起的第一波「以日为师」的社会热潮。

然而，日本对亚洲邻国关系的政策方向，并非「联亚抗欧」，而是如福泽论吉所言，视中国为「恶友」，并效仿欧美列强的殖民主义，一步步走向对外侵略的方向

换言之，除了「自强」与「富国」之外，明治维新所发展出来的另一个面向，就是对亚洲邻国的欺压、扩张及侵略，种下了延续至今的「历史问题」的根源。

明治维新初期，功臣西乡隆盛即主张「征韩论」，虽然因大久保通利势利反对，自己并于「明治六年政变」失势，然而日本征服朝鲜的计划很快便死灰复燃。经过一八七五年的「江华岛事件」后，日本籍甲午战争的胜利，在《马关条约》的第一条逼迫清朝承认朝鲜独立，使得日本得以进一步控制朝鲜。透过两个阶段的过渡，日本帝国最后于一九一零年正式「合并」朝鲜。

东亚国族认同的催化剂

其实，明治时代日本对外武力征服的第一步，是民治十二年（一八七九年）并吞琉球，其后则有一八九五年透过《马关条约》而取得台湾。其后日本对中国步步进逼，一发不可收拾，「二十一条要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八年抗战」等陆续发生，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偷袭珍珠港而引发太平洋战争后，日本陆续占领了香港、中南半岛（印支半岛）及除泰国以外的所有东南亚地区，是为延续明治期气势的日本帝国所构筑的“东亚共荣圈”的全盛时期。

明治维新的现代强国之路，还奠定了今天「日本人」与「日本国民」的国族认同基础；对外扩张与侵略，则促成了中国与韩国民族意识的兴起。换言之，明治维新对日本与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的萌芽与发展，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值得补充的是，源自明治日本的新词汇「民族」与「祖国」其后在中国的广泛运用，对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萌芽也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作为汉字的「民」与「族」，确实早已存在于中国的古籍之中，然而二字合成的「民族」，就如大量现代中文里面的词语一样，则是在明治时期由日本创造并开始使用的。据考究，一九零二年梁启超从日本将「民族」带回了中国。

明治维新于今日「中国崛起」

至于「祖国」一词，虽非日本所造，然包括《大明一统志》所载「默德那国，即回回祖国也」，所指的只是「原乡」的意思，并非具现代国家意涵的「祖国」。明治时期留学日本的秋瑾，在一九零七年的诗句中，就有「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的运用，可视为早期「祖国」一词的使用范例。

作为日本历史转折点的明治维新，对现代日本的建立有着直接的、革命性的催化作用，最终使当时的日本得以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成为世界顶尖的国家之一。尽管经历了军国主义化的失败，日本在战后重新站起来，并以经济力量继续站稳亚洲「一哥」的地位。

明治维新导致东南亚「新旧中心」的国力首度出现逆转，也改变了东亚的国际秩序。如今中国崛起，致使中日两国在经历了百多年的跌宕起伏后，再度迎来了国力逆转的新态势。毋庸置疑，中国崛起在「自强」、「国富」以及现代化的追求上，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尽管一步步崛起的中国迄今并未走向如明治日本对外侵略的道路，然而这些年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摩擦与冲突不断上演，却是不争的事实。

如何在国际社会担当好责任大国的角色，并建立起受世人肃然起敬的大国风范，中国无疑还有一段颇长的道路要走。明治维新无论是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典范，还是对外扩张源头的「负的遗产」，对正在构筑东南亚秩序的中国而言，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