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于《信报》2014年4月15日陆丰乌坎村民不惜与政府对抗，踏上为权抗争之路，全因赖以维生的土地在农村发展中被肆意剥削，村民已忍无可忍。然而抗争过后，对抗分子的印记换来政府的不理不睬，甚至秋后算账。背负村民万千寄望的民选村委会，追收失地举步维艰，至今收回的土地不足三分一。与收地碰壁相比，发展大计无从实行更令人沮丧。当局用冷漠逐点磨走村民的盼望，亦仿佛警告其他农村勿走乌坎之路，否则只会落得如此尴尬下场。乌坎的土地问题只是全国农村发展的冰山一角，在习李中央力推城镇化下，农村被外界认为是新一轮反哺城市的剥削对象，官民土地利益的角力将愈演愈烈，如何发展农村经济，又避免动摇统治根基，是中共的必修课题「我小时候跟着父母种番薯，每次能掘出几十斤，拿番薯换大米，换日用品。」年近五旬的乌坎村民张炳钗，穿着拖鞋开电单车，冒雨带记者了解乌坎村的土地状况，「土地就是乌坎的命，是我们的根」。对抗形象成收地最大障碍两年前因土地维权震惊世界，青年为首的乌坎村民以抗争为自己争取到一人一票选村官的权力。新村委上任时立誓，以讨回遭贪官私下出售的土地，捍卫村民权益为首要任务，乌坎人都寄予厚望。张炳钗坦言，乌坎需要发展，村民从不抗拒卖地，恨的只是贪腐。「时代进步了，村民不能再种田，打渔，村里也搞不起工业，所以企业来开发是好事，只要卖地公平透明，平分利益改善村民生活，谁不支持？」电单车经过一幅幅被圈起的荒废土地，部分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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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21世纪经济报 2013-5-13 文：叶一剑;刘玉海本报记者 叶一剑 刘玉海 北京报道 对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认知和讨论中，记者听到的最多的观点是，从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的迫切性，以及规划本身的科学性来讲，主体功能区规划作为一个国家战略的提出，都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一项决策。但是，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中，科学性本身很多时候并不能保证规划的现实推进和落实。 所以，哪怕是在最近包括十二五规划、十八大报告等最重要的战略文本进一步明确了对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视以后，很多人对规划在接下来的推进和落实，依然表达了很多乐观的判断。 作为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起草的主要参与者，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樊杰告诉记者，对主体功能区这么多年在中国的落实和推进情况，依然在其预期之内，并对未来规划进一步得到实实在在的落实表示乐观。 在我们的采访中，樊杰系统地分析了与主体功能区规划有关的问题，并对我们的一些质疑提出了回应。比如，在我们看来，考虑到最近几年我国出台一系列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对主体功能区规划所确定的空间格局形成了切割之势，那么，这是否会使得我国进一步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错过了最佳的时间窗口，中国的国土空间格局优化中，主动腾挪的空间已经不大。 在樊杰看来，包括主体功能区规划在内，任何一种好的规划和思想，期望短时间内马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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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 21世纪经济报 2013-5-13蒋惠岭/文如果一个地方有一座建筑雄伟、装备现代的法院大厦，人们会情不自禁地为该地的法治环境多打几分。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企业来华投资时先看我国是否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如外资企业法)，再看我国有没有公正的司法制度(包括法官和程序)。即使在今天，一些聪明的地方党政领导甚至会专门陪同外商参观当地的法院大楼，以增强外商对本地法治环境的信心。对于外商是如此，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更是如此。一个地方的司法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调节着人们对在此地平安生活、依法经营乃至幸福指数的心理预期。对于经济领域来说，司法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的发展。随着法治的进步和司法需求的增长，人们对司法环境的期待已经不再满足于几部标志性的法律或一座外观雄伟的司法大楼了。研究人员根据现代法治的要求，为一个良好的司法环境归纳、设计了若干构成要素。 美国商会法律改革研究所开发了“美国商事诉讼环境评价系统”，从这一专门领域入手对美国司法现状作出评价，同时将评价结果公之于众，一是供各州政府和法院改善本地的司法制度之用，二是供商业组织选择投资地区、从事经济活动时参考。十多年来，这项权威的评价活动已经有9次。实践证明，该评价体系对美国各州极具影响力，因为调查结果会影响到许多美国公司的商业行为选择，从而会对整个州的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该评价系统涉及10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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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自：明报月刊2013年7月 作者：邱震海理性精神的缺失，导致了中国人集体精神事假的某种不成熟。这种缺失，就像足球场上那个“可恶”的守门员，将中国人的聪颖放进了球门，而将成熟永远挡在门外。因此，世界看到的中国人，是一群非常聪明，但某种程度又不甚成熟的中国人。很久以来，我就一直想提出这个命题，但却迟迟没有动笔。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将会得罪很多人、而且几乎会引起公愤的命题。这个命题后面的潜台词很明显，那我就是：中国人不成熟，或至少不那么成熟。当然，这里所说的成熟，不是生理上的成熟，而是精神上的成熟；而当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一个集体概念，来谈论其是否成熟的时候，那无疑谈的是中国人集体精神世界的成熟程度问题。既然这样，如果没有细致的观察、客观的分析、严密的逻辑，这个命题很可能会引起全民族的公愤和声讨。要反对这一命题的理由太多了，随便举几个出来吧：其一、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勤劳勇敢的传统：说中国人不成熟，那就等同于对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侮辱。其二、中国人是一个集体概念，而这个集体概念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的；个体的特征，即便是具有群体意义上的特征，也不能上升为“中国人不成熟”这样一个笼统、武断的结论。其三、若要讨论“中国人成熟吗”，那首先要讨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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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起义报》2011年12 月31日文章】题：世界已经进入危机的第二阶段（作者巴西州立坎皮纳斯大学哲学暨人文科学学院教授、政治学家阿曼多•博伊托） 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撰写了多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著作。今年他与多米尼克•莱维合著了《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一书。迪梅尼日前接受了博伊托的采访。博伊托问：您多年以来一直在研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按照您的分析，当前的资本主义阶段有什么特点？迪梅尼答：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在上世纪70 和80年代的过渡期之后进入的一个新阶段。我和多米尼克•莱维强调的是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我们用这个概念来形容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统治与承诺之间的新的相对力量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资产阶级通过与精英阶层，特别是社会高官和金融部门的联盟来巩固权力。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大部分国家的资产阶级权力和收入都有所减少。简言之，在这一期间存在一个社会民主秩序。二战和工人运动的国际力量推动了这一社会秩序向着相对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大众生活条件改善的方向发展。显然，以社会民主为特点的这一社会秩序在欧洲执行得要比美国好很多。随着新自由主义新社会秩序的建立，资本主义的运转发生了根本改变：新规则对劳动者的劳动条件、购买力、社会保障等方面发生作用，同时影响到了金融监管、贸易边界的开放和国际范围内的资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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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2013年11月19日《明报》美国及香港都出现贫富悬殊至社会日趋不公的问题，港府过去多番强调透过“做大个饼”，即发展经济引发的“滴漏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以改善穷人生活，缩窄贫富差距。访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接受访问时说，美国经验显示“滴漏效应”并不真确，无助改善财富不均，甚至中产人士的生活也没有得到改善。 被问及对港元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的意见，斯氏指港元只与美元挂钩“有问题”，认为与一篮子货币挂钩较佳。 批滴漏效应不真确 曾任美国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斯蒂格利茨，为世界殿堂级经济学者，昨日出席新鸿基地产与中文大学联合主办的诺奖学人讲座。活动后他接受本报专访，讲述对社会贫富悬殊的睇法，包括在美国40％财产掌握在社会1％的极富人士手中的不公现象。 对于港府多年来信奉的“滴漏效应”，斯蒂格利茨在访问中指出根据美国经验，滴漏效应即“有钱的赚更多，接着所有人都会好起来”的说法，已证实是“不正确”。他于新作The P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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