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富昌

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语文中心主任、文学院副院长

一、前言

　　文化是一种概念，是一种复杂丛结的整体，也是一个社群或部落所遵循的生活方式。 借由人类群体活动具体呈现，透过相似的语言、行为、思考模式，形成特有的习俗、信仰、伦理和政治观念，这些日常生活遵循的模式和想法，即所谓文化体系中的“价值观”，是凝聚一共同生活团体的潜在精神力量。 可见，文化是生活经验的整体特质，亦即是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化到文明，在此行程中努力获得的各方面成绩。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为文化的概念下定义：“据人种志学的观点来看，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 这说明文化是人类通过后天学习、经验累积而来，在文化不断进展的过程中某一特定族群所共同拥有，非个人、也非自然性产物。 

　　文化既是人类通过后天学习、经验累积而来，那么，文化当然也是“人类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之任何由社会传衍而来的要素” 。同时也是“一个人从他的社会所获得的事物之总和，这些事物包括信仰、风俗、艺术形式、食物习惯和手工业。这些事物并非由他自由的创造而来，而系由过去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所传递下来的” 。因此，不同的“社会生活经验”，自然产生不同的思考与行为模式以及价值取向等。换言之，人类的思考、行为模式，以及价值取向等，必然有其“生活经验”为依据；而个人的“生活经验”必然被“社会经验”涵盖在内；“社会经验”又是一种“历史的持续体”，那隐藏在持续的社会经验中的族群所“共同”而特别于其他族群的质素便是文化，或者说是该族群的文化特质。

　　严格说来，台湾文化杂糅而混同。不可讳言的是，这其中有原住民文化、欧洲文化、中华文化和日本文化，其至有美国文化的影响，可说是已经杂糅出新的“台湾性格”。从历史上看，台湾地区原为南岛语族文化圈的一部份。17世纪初，汉人尚未大量移入前，曾被荷兰人占据38年(1624-1662年)，接受欧洲文化影响。其后，汉人大量移入，发展出华南农渔业文化。19世纪末，被日本侵占50年(1895-1945年)又融入大和文化；1949年后，另一批汉人又移入台湾，新的汉文化又融入，并也接触了不少美国文化。因此，今日的台湾社会，可说是上述历史影响下的多元文化社会。

　　人是历史意识的产物，不可能离开历史。每个人都要回顾过去、掌握现在、瞻望未来，让现在与过去之间，可以进行不断的对话。在台湾的文化中，最可贵的根源是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我们的祖先从不同的场域，在不同的时代来到台湾。而移民社会通常有一些特点，既有勤俭打拼的精神、还有彼此的信任、慷慨好施的美德，其目的就是要给下一代留下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这也是台湾地区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所在。在台湾地区传统文化中，拥有礼让、谦冲、包容、真诚待人的核心价值，这些价值，则是维系整个台湾朝向未来发展的重要精神指标。

　　“台湾文化”的基础架构是什么？它与“中国文化”有怎样的关联性？它在发展过程中凝聚了哪些特质而形成崭新的台湾经验？都值得吾人去观察。

二、史前文化的推演——考古文物的观察

　　在汉人来台湾开发之前，台湾已有人类活动的记录，这是“史前史时代”。亦即台湾史有史前时代，至少有3万～5万年之久。而进入文字记录的“历史时期”时间并不长久。从16、17世纪起算，迄今400年。 然而没有文字记录，并不表示没有文化活动发展的轨迹，透过口传历史、考古遗址、文物遗迹，仍可推知先民的生活风貌，建构沈积在历史底层的久远记忆。自从1896年日本学者陆续发现台北芝山岩遗址、圆山遗址以来，百年间，台湾全境已发现1500多处史前文化遗址。其空间分布，就海拔高度而言，从仅1米左右（例如古台北湖畔的社子遗址）、或5～7米（如十三行遗址），至2000米者都有；就水平分布而言，北自台北县金山乡，南到恒春半岛鹅銮鼻灯塔附近，都发现史前文化遗址。 

　　依考古材料显示，可分成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金石并用时代三个时期。 目前所知，台湾大约在15000年前，甚至5万年，即已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如由台湾大学考古队所发现的台东“长滨文化遗址”，该遗址之文化特色是人口不多，主要是居住在海边洞穴、岩荫或近海处，属游团式社会，以渔猎和采集为主，尚无农耕和畜牧。已知利用石器为工具，但无制陶技术。可能与中国内地系统的旧石器文化有关。又如“左镇人”（台南县左镇乡）也属旧石器时代，其文物中，有少数人类头骨化石残片和牙齿被发现。

　　其后历经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如八里大坌坑文化、圆山文化、细绳纹陶文化和卑南文化。其中，大坌坑文化分布较广，包括北部海岸、台北盆地、西南部海岸、东部海岸和澎湖群岛。其特色是已会原始的制陶技术，属于粗绳纹陶文化。已知的工具有石锄、石斧和石簇等，说明当时已进入游耕阶段。但农耕技术仍属初期，狩猎和采集仍占重要地位。此外，此时人类编篮、纺织等工艺亦已开始发展。 又如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卑南文化，分布于东台湾一带，人口急速成长，是台湾目前所发现的最大史前聚落。已进入农业状态，生产方式以农耕、狩猎和采集为主。遗址中，有石棺中的陪葬品和各文化层中的日用品，器形大都完整，有陶罐、陶壶、陶杯和石刀、石矛、石镰、石簇、石棒和玉器等。已有建筑遗存和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与丧葬制度。 

　　再经金石并用的时代，这个时期，或称金属器时代、铁器时代。以十三行文化、番仔园文化、茑松文化（文物保藏在台湾大学）、龟山文化等为代表。其中，又以十三行文化为最著。此一时期的文化特色，是石器之外，已开始使用铁器。制陶技术亦较高、陶器硬度较高、图案和色彩丰富。由于铁器的使用，使得农业生产工具发达、生产力变大，聚落规模亦因此扩大，可能已有多社联盟出现。房屋可能已进入木造的干栏式建筑，农业以稻米等谷类为主，狩猎和采集亦仍是主要的生产模式。 

　　整体看来，台湾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已使用磨制、打制的石器、骨角器和陶器作为生产工具和日常用具，并且喜欢用玉器作为装饰。金属器时代的先民，文化内容丰富，除了上述文化的延续外，更以农业为主，渔猎、狩猎和采集亦占有重要地位。

　　这些文化除了本土的发展演化外，和华南及东南亚文化也有互动关系。因此，史前时代台湾原住民的族群较多，文化复杂、社会组织形态互补。

三、南岛文化的生成——台湾原住民发展

　　从考古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的研究，可以推测台湾原住民至少在6000年前就活跃于台湾地区，并向外扩散迁徙。从语言学的角度，台湾原住民属于南岛语系（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也可能是南岛语族发源地之一（这个理论目前尚在验证中）。昔日，居住在平原的平埔族对亚、太地区南岛语族发展上，可能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而高山族较少与海外往来。南岛语族目前遍布整个印度洋及太平洋，西起马达加斯加岛东至复活岛，总人口约2.5亿，台湾仅40余万，昔日与菲律宾群岛的原住民来往较频繁，由两地语言的借字可以看出文化的关系。

　　台湾原住民的称呼，清代文献称为“东夷”或“东番”。17、18世纪汉族陆续来台开恳后，对原住民以“番”称呼，又依其是否纳税、汉化程度及居住区域，将原住民区分为“生番”或“熟番”。“生番”又可为高山番、山番、野番；“熟番”又可为化番或平埔番。一般来讲，其区分主要是将居住在东部及山区的原住民，称为“高山族”；将居住在平地，与汉人接触，称为“平埔族”。 平埔族在17世纪前，从台湾北端、淡水河口沿岸起，沿着台湾西部平地，一直到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都散居着许多平埔族。其族系繁多，语系习俗各有不同。雍正八年（1730年）陈伦烔《东南洋记》指出台湾：“西面一带沃野，东面俯临大海，附近输赋应徭者，名曰『平埔土番』。”《噶吗兰厅》云：“在近港者，原聚平地，以耕种渔猎，故兰之化番，或谓之平埔番，以其皆处于平地也。” 由于平埔族汉化程度很深，几乎隐没不见。目前，高山族中的阿美、卑南、泰雅、赛夏、布农、邹、排湾、鲁凯、达悟、邵族、噶玛兰族、太鲁阁族、撒奇莱雅族和赛德克族等（共14族）文化特征仍然明显，其语言、物质文化、社会组织、祭典仪式等各方面都表现出多样性，譬如文身、缺齿、贯头衣、腰机纺织、父子连名、亲族外婚、老人政治、年龄分级、猎首、鸟占、灵魂崇拜等，都与印度尼西亚古文化特质接近。

　　信仰方面普遍存在着“祖灵”信印，相信躯壳死亡的同时，灵魂可以永远地独立存在。族群的巫师可以降其旨意、命令，以为族人生活信条，而泰雅族“出草”猎人头的习惯，在信仰的意义上，乃为透过仪式转化的功能，经由灵魂崇拜的观念，将被害者的生命“转化”为守护其社群的灵能。“图腾”方面，有以树、箭竹、蛇、山羊、高山、大石、硫磺口、火山口等为崇拜对象，作为部族或氏族血统识别的标志。

　　台湾原住民各族群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语言、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是台湾历史的重要根源，也是台湾文化多元性的一个根源。

四、欧洲文化的进入——荷兰人据台的影响

　　16、17世纪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16世纪时，葡萄牙人东来，曾称台湾为“福尔摩沙”（Formosa），亦即美丽之岛。但葡萄牙人对这个岛屿没有野心。真正有野心的是日本，日本在1615年派武装船队远征台湾。因遇暴风雨而失败。17世纪初，荷兰人取代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势力，曾两度占领澎湖，并于1624年自大员（台南市安平区）占领台湾。 其后，台湾被荷兰人占据38年(1624-1662年)，也因此而接触欧洲文化，受到了欧洲文化的影响。

　　荷兰人占台期间，主要着眼在经济问题上，但须排除日本商人与中国海盗在台湾的势力。为了控制台湾，荷兰人先以武力镇压，接着就展开基督教的教化工作。进行所谓的“一手挥剑，一手拿圣经”的高压与怀柔政策。事实上此时期，西班牙人也曾占领台湾北部，进行贸易及传教的工作。荷兰统治期间，先采取武力征伐，再施以行政控制和宗教教化。 此一教化事业倒是收到相当的效果。对于几千年未经开化且未使用过文字的台湾原住民来说，欧洲文明的传入或可算是迈向新世界的开端。

　　荷兰牧师为了传教，以罗马字拼音法来拼西拉雅族语言，创立所谓的“新港文字”，用来翻译《圣经》《祈祷文》《十诫》《问答书》等基督教教义书，或以原住民语言著作教科书，或编纂语言辞典等，其内容丰富、数目相当可观。其中，有不少是原住民与汉人间的土地买卖契约是以“新港文字”来书写的，即一般台湾民间俗称的“番仔契”，日本学者则称之为“新港文书”（Sinkan Manuscripts）。 惟传教者虽依宗教信念和人道主义教化原住民，而其传教和教化行为，仍是为荷兰人谋利益。亦即荷兰人的传教和教育等教化事业，乃建立在他们的政治利益基础上。故其对台湾统治一旦告终，教化事业亦随之化为乌有。不过，荷兰结束统治后的150多年，原住民仍然在使用这批文字，足见荷兰人对台湾社会的影响。这些材料亦可帮吾人了解汉人以外的原住民社会。

　　虽然对荷兰据台的负面的评价多，但仍留下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荷兰对原住民的治理，所谓“土官之设，始自荷兰”及“新洪文字”的创立和使用等，都是重大的影响。此外，对汉人社会同样也有不少影响，如1624年8月26日从台南安平登陆，该地名荷兰人统称Taioan，汉人依此称“大员”，这是用洛河语发音，而非国语。荷人据台期间在大员广场上绞刑台旁，设立一公称处，它是专门针对长度、重量、土地丈量引起问题的仲裁机构。荷人于是规定大员尺是一尺十寸，大员斤为一斤十六两，土地以“甲”为计算单位。这些制度，有些目前还在沿用。

五、汉族文化的进入─郑氏王朝的影响

　　台湾岛与中国内地的联结，早在隋唐时期就有。但当时是以澎湖为起点，多为福建海渔民避风浪、修渔具，进而辟地建屋，长期居留。唐代、唐末五代、宋、元，都有接触澎湖，甚至是和台湾接触。在元代设置了“澎湖巡检司”，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谓：“泉人结茅为屋居之，气候常暖，风俗朴野，人多眉寿。男女穿长布衫，系以土布。煮海为盐，酿秫为酒。采鱼虾螺蛤以佐食。牛粪以炊，鱼膏为油。地产胡麻、绿豆。山羊之孳生，数万以群，家以烙毛刻角为记，昼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工商兴贩，以乐其利。地隶晋江县。”澎湖在行政上已隶属晋江县（福建）管辖。实际上已有证据显示，宋、元时期已是汉人移居台澎的初期。清代记录中，移民曾从家中挖掘出大量的宋代钱币，证明两宋时期，台湾与大陆的贸易往来密切。“台地多用宋钱”，说明此一时期，台湾与大陆多有来往。此外，从文化习俗特征来看，有少数汉族移民已和原住民因通婚融合。但汉文化尚未大量影响台湾。

　　汉文化大量进入台湾，应和郑氏政权进入台湾有关。1662年郑成功军队政下台湾，荷兰人求和，退出台湾。郑氏政权正式进入台湾。在郑氏统领台湾期间，汉族移民快速增长 ,汉文化亦因此而大量进入。汉文化进入台湾有两种途径，一是官方所为，以维护统治秩序、宣扬儒学等统治伦理、主办官学和科举考试为主；一是移民的到来，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间技艺，加快台湾地区的开发。1665年台湾开始建圣庙、立学校，为儒学思想体系在台湾奠下根基。《台湾外纪》记郑经参军陈永华对教育之重视，谓：“台湾沃野千里，远滨海外，人民数十万。其俗素醇，若得贤才而理之，……夫逸居无教，则近于禽兽。今幸民食足，寓兵待食。自当速行教化，以造人才，庶有贤士，邦以永宁，而世运日昌矣。” 儒学的引进和文人的到来，对台湾文化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另外，移民的到来，虽然重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间技艺，这些虽非深厚的汉文代，与文人儒者所带来的颇有不同，但仍是重要的底层文化，活生生的汉文化。这些当然也加快台湾的开发。来台的男性汉人因为移民女性奇缺，逐渐冲开官方禁婚的限制，与当地平埔族或高山族女性通婚。高山族也接受汉族先进文化，与移民和睦相处。从友好相处到共同合作，加快了闽粤移民和原住民的融化过程，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汉文化有组织、系统地进入台湾是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郑氏三代对台湾的经营，主要有六：其一，建立行政体系；其二，安抚原住民；其三，推展文教；其四，寓兵于农；其五，增加生产；其六，发展贸易。 其中，第一与第三项则是汉文化进入台湾主要的原因。前者，郑氏王朝在台湾建立承天府和天兴、万年二县的政治统治体制；郑成功病故后，郑经把天兴、万年二县升格为二府，并设南路、北路、澎湖三个安抚司。同时引进中国的中央官制及里坊制，如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官，建立行政体系。在政权建设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一些文化教育建设，建孔庙，设学校，教育分为“学院”“府学”“州学”和“社学”四类。与教育一致的是开办科举制。社学为初级教育，三年两试，州试上榜者送府学，府试上榜者送学院，院试上榜者则进太学。这种完整的教育、科举体系在台湾是第一次出现，很快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同时也奠定了汉人社会的基础。

　　随着郑氏在台湾推广汉文化的进行，明末清初，一批明朝遗臣也流亡到台湾，在致力于“文化拓垦”的同时，吟诗唱和，著书立说，写出具有台湾特色的第一批文学作品，并且成立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社团──“福台新咏”诗社。陈昭瑛指出，这批明朝遗臣，一方面对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一方面又对出兵所造成的民穷财困，陷入两难。而“就遗民文学而言，也有类似的双重性：随郑成功入台的明末遗老，一方面还活在亡国的梦魇中；一方面又忍不住对台湾的新奇发出诗的咏叹。” 就郑氏统治者而言，他们抱持着“王气中原尽，衣冠留海外；雄图终未已，日日整戈矛。”（郑经《汉酋使来，不登有岸、不易服之说，愤而赋之》诗），代表的是亡国之痛和复国之志；但诗人们欲可能已有“海山春色等闲来，桃花还如人面开；千载避秦真此地，问君何必武陵回。”（徐孚远《桃花》） 的情境。这种“不归之思”说明了当时文人的矛盾心理。 无论如何，大陆名儒、贤士的到来和从事的文化拓垦活动，使得台湾文风渐开，提高了台湾社会崇尚文化的风气和台湾地区的文化水准，缩短了台湾与大陆在文化上的差距。

六、海洋文化的产生——清人治台的影响

　　清初虽将台湾纳入版图，但因担心台湾又成为郑氏抗清的根据地，或海盗经常盘踞，治安不易。故初期对台湾的治理采取“为防台而治台”的消极态度。当时，凡驻台官吏任期三年，立刻调离，官吏不准携家带眷，以牵制官员，使其不敢有二心。 在民间流行着“三年官，两年满”的说法，说的正是许多驻台官吏三年一换，是以无心问政，只知官兵、官匪勾结，欺压百姓，捞取民脂民膏。把任职台湾当作搜刮饱囊之过境，台湾成为贪官污吏的集散地。因此，在台湾形成“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的说法，在清朝统治台湾的212年间，大大小小民变事件发生116次。

　　在清初治台期间，较特别者，是我们看到了“消极的政府”和“积极的人民”。由于惟恐台湾成为“奸宄逋逃之渊薮”，因而颁布了《台湾编查流寓别》及《渡台禁令》（又称《移民三禁》），一方面延迟了台湾的发展，同时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整体而言，政府治台态度消极。而清廷然限制人民往台湾发展，但内地受到强大的人口压力，移民仍如潮浪般地涌往台湾发展。对于台湾这新天地而言，不论是土地开发、农业耕作，或是通商贸易，到处都充满生机。因此，台湾之发展主要是靠民间的努力，靠的是移民的积极性。

　　康熙统一台湾后，为巩固、完善清朝的统治，对台湾的文化教育也开始重视。到清代，已经在台湾建立起完整的统治机构，形成现代行政区划。清廷为了维护在台湾的统治和开发全台湾，在台湾开始完整、系统地实施文化、伦理教育，推广文化知识。清朝统治台湾期间，台湾的教育得到了相当规模的发展。自郑经在台南建立第一座孔庙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为纪念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孔子和宣扬“四书五经”，在台湾一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均建有孔庙。

　　清代开办的官办最高学府——“儒学”就设在各府、州的孔庙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台湾的民间学校也兴办起来，在台被称为“民学”。民学纯属私立，也就是“私塾”“书房”“学堂”，大多招收富家儿童入学，学习时间不固定，由各人需要而定。

　　台湾自荷兰以来，即发挥了海洋文化的性格，知道与世界通商往来，郑经时代更充分发挥这种海洋文化的商业性格。当时台湾这种重商路线甚至已让台湾社会沾染了追求物质享受的风气，清初的《台海使槎录》就记录郑经时台湾从事国际贸易所造成的社会风气，他说：“……且洋贩之利归于台湾，故尚奢侈，竞绮丽，重珍旨，彼此相仿。” 清人拥台后，因消极治台，台湾之发展主要是靠民间的努力。又因清人闭关自守，不重经贸，台湾原本自荷兰以降的海洋经贸特色，因此大减，过去作为远东货物集散中心的地位也大大跌落。不过，虽然国际贸易萎缩，而海峡两岸的区域贸易又恢复。“郊商”兴起，往来台湾与福建等沿海省份之间，输出农产，输入手工业品。基本上，“郊”是货品进出口的商业集团，是贸易商人之间的一种组织，类似今日的同业公会或进出口商。早期的“郊”多以贸易地为名，如“北郊”“南郊”“泉郊”等；也有以商品类别组织为名的，如“糖郊”“米郊”“药郊”“布郊”等。18世纪初在府城台南先发展出来；18世纪20年代，郊商的发展也在鹿港急速兴起；到了18世纪90年代，则发展到艋胛（万华）一带。亦即随着汉人贸易的需要和聚落的发展，鹿港、艋胛等口岸亦相继开放而繁荣，形成所谓“一府二鹿三艋胛”之称。19世纪40年代以后，由于台湾的煤、硫磺、樟脑等物产的诱惑，英、美等西方列强曾有意染指台湾。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国应列强要求，先在淡水正式开港通商，各国商船纷纷随之而来。台湾贸易又迅速扩张，糖原本有国际市场，樟脑更是独特商品，茶也后来居上。贸易发展的结果，在原本苦于贸易逆差的清国境内，1878年之后台湾是一个贸易顺差的地区。这种现象刚好说明了台湾是一个具有商业性格的海洋文化浓厚的地区。 

七、和式文化的渗入——日本占据台的影响

　　1895年台湾被日本侵占而成为不平等的殖民统治，台湾人当然无限悲愤。因为经过这较长的时间，台湾的士绅已完全把台湾当成是汉文化所在地区，割让给日本人，谁都觉得很悲愤，丘逢甲的诗云：“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说的即是此事。但也是由于割让，让生活在台湾的不同族群，产生了共同的民族意识和台湾意识。黄俊杰指出：“这项历史变局使台湾意识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台湾，使台湾人不分祖籍均居于被统治的地位，于是在日据时代半世纪之间，‘台湾人’在相对于‘日本人’的脉络中成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群体，各种漳、泉、客家等地方意识退居其次。” 因此，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在与日本殖民者目对的政治经济脉络下，都是被统治阶级。这当然也开启了台湾人的民族运动和阶级运动。

　　其实，日据时期台湾人多半认为台湾与大陆的命运是一种有机的整体，在文化认同上，认为两地休戚与共，有所谓的“祖国意识”。这种文化认同有其源远流长的共识。但这种共识又往往建立在一种抽象心理的建构层面，缺乏具体的现实作为支撑。这种原乡的梦，在日据时代，两地有着很鲜明的对比，如吴浊流就感受到“理想中国”与“现实中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台湾的知识分子普遍都有原乡梦碎的悲戚。 在此一时间，台湾人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上，有着较深的迷惘，这是一种文化认同的悲痛和政治认同上的撕裂。无论如何，台湾人毕竟不是日本国民，而是帝国殖民地的子民。台湾人，尤其传统士绅，多视唐山为祖国，认同中国文化，认为自己原本就是中国人，以致于产生认同的矛盾与挣扎。 

　　另一方面，由于割让的关系，也因此避开了当时中国的动乱，透过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间接吸收了近代产业文明。日本据台后，由于在台从事各种交通运输建设，固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商品的交易网路，也可以说是在建立殖民地的剥削网路，但亦因而打通了以往台湾因溪流切割、交通落后所造成的隔阂，促进了全岛性的沟通联系。

　　此外，日本为加强对台湾的控制，推行“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人要过日化生活。例如，学日语、取日本名字、穿日本服饰、奉祀神道教等，目的是要强化台湾为日本臣民的意识。日本在台湾50年的统治，其影响亦足以改变社会文化。日据时期台湾在文化上也有了不少的转化，融入了不少日本文化。因此，在台湾人所遗留的现代化软硬体所构成的日本文明与精神，也转化成台湾文化的成份。

八、结语

　　台湾原本是南岛民族的原住民居住之地，从16、17世纪起的外来移民，使台湾的住民结构产生变化，台湾也产生移民社会的特殊现象。其后，荷兰人为了生产米糖，曾向闽南地区招募人手。这些劳工，后来都纷纷本土化，成为台湾人。到了郑氏时代，带来了大批的闽南人军队，也开始囤田开垦，对台湾南部的开发帮助不小。清人并台后，不鼓励移民，虽有“移民三禁”，但台湾提供大陆难民许多新生存活的机会，故移民还是一批批地来。当移民一批批进来，会发生冲突时，这些分别带着不同的“原乡认同”来到台湾的移民及其后裔，由于生存竞争，遂发生摩擦，进而冲突群斗。然而，随着原乡观念的模糊，以及新环境的共同经验，或面对新移民进入之后的共同新挑战，原先的冲突逐渐淡化，转变成老移民与新移民的对立。但也因同样的模式，促使新旧移民之间的冲突，也一样逐渐淡化，而纷纷土著化。1949年来台的“外省人”，初到台湾时，亦面对族群间的隔阂问题。但随着台湾的社会变迁、工商发展、文化交融，台湾命运共同体已逐渐形成。这三、四百年来，是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移民与移民之间、旧移民与新移民之间，从冲突到融合的一个过程。在这个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中，台湾人的行列，应该愈走愈宽广，愈走愈丰富。到了郑氏时代，带来了大批的闽南人军队，因一时没有打仗，开始囤田开垦，对台湾南部的开发帮忙不小。因此，“台湾文化”是由各种文化体系接触、调适、凝聚、增损、长成而成的。

　　整体来说，台湾文化其实有很大的部分和中华文化相承。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文化也正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相通之处，大致上可从四个面向来看：其一，是语言上的一致；其二，是习俗上的同根；其三，是艺术上的同源；其四，是宗教信仰上的同质。由于“台湾文化”有其多元性，因此，可以看到台湾人普遍有以下特质：

（1）原住民开放自由、敬畏天地的文化特质，达观率真、团结合作的美德，重视青少年教育的传统。

（2）汉人渡海移民带来的汉人原乡文化传统，这是台湾文化的重要根源。

（3）汉人移民社会逐渐形成的“移民精神”，包括冒险患难、热情浪漫、友爱互助等美德。尤其原汉人社会最欠缺的浪漫情怀、理想主义、悲剧精神，在“移民的汉人”，也就是“台湾人的祖先”萌生形成。

（4）欧洲文化的进入，基督教百年来在台湾播种的博爱、和平信念，尊重本土、坚持民主的精神。

（5）日本人遗留下来的法治基础，欧美影响而来的民主自由，理性法治、科学观念等。

　　综上可知，台湾文化杂糅而混同的文化。这其中有原住民文化、欧洲文化、中华文化和日本文化，其至有美国文化、新住民文化的存在与融合，通过这些不同的文化，可说是已经杂糅出新的台湾人的文化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