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鲁迅前期的思想时，人们都很重视《热风》中的《“来了”》和《“圣武”》这两篇杂感。前者提到列宁政府和过激主义（这是日本反动派为攻击布尔什维克主义而造出的贬义词）；后者则说：从俄国来看，“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人们往往根据这些话，阐述鲁迅从十月革命所受的影响，论证他对社会主义、对苏俄的仰慕心情；似乎鲁迅当时已经正面地歌颂苏俄的十月革命是“新世纪的曙光”，其意思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相同。 说1919年写的《“来了”》和《“圣武”》表现了鲁迅对十月革命的仰慕心情，我想，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鲁迅所说的“新世纪的曙光”，其意义和某些论文的理解有出入。这是因为紧接着“新世纪的曙光”之后就是：“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可见，鲁迅是从个性解放的主张出发来总结经验的。他从十月革命、从“有主义的人民”身上，看出的仍然是“掊物质而张灵明”的重要意义。他当时实际上是认为俄国人民“有主义”，也就是说个性比较解放，因此革命成功了；我们学习他们，就要“抬起头”，即要“张灵明”（解放个性），否则，“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这因为他当时认为，只有拂去“物欲”（即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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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革命文学的问题，以前就提到了。早在1923年5月，郭沫若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就曾经揭示过“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毒龙”“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但是，在以前，革命文学运动还没有兴起。——这当中的原因大约有三点： 一、提倡者本人的思想认识并不十分明确。例如郭沫若就说过：“在五卅工潮的前后，他们之中的一个，郭沫若，把方向转变了。……创造社大部分的分子，并未转换过来，即是郭沫若的转换，也是自然发生性的，并没有十分清晰的目的意识。”（《创造社论》，第76、77页） 二、提倡者正从事实际的革命政治活动，没有时间进行艺术创作。像郭沫若、成仿吾等人都担负有政治工作任务。所以，在当时的广东，虽然有了“革命文学”这个名称，但并没有什么作品出现。至于在上海，即连这个名称也还没有通行起来。 三、更重要的是：客观现实还没有具备产生革命文学运动的基础，人们还没有接受这一运动的思想准备。 但是，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特别是北伐战争开始和失败以后，情形就不同。那时，由于革命斗争的锻炼，人民群众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思想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读者和作者来说，都自觉地感到文学与革命之间的紧密关系。 北伐革命失败以后，1927年末和1928年初，革命文学运动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声势。当时许多作家和大批爱好文学的青年都从实际的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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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思想发展经过质变，关于质变发生的时间，我同意1927年说。自然，在质变发生以前，有长时间的思想变化的量的积累。量的变化，那是早就发生的，但是，从1925年开始，思想的量变的步伐，才越来越加快。 1927年9月4日，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中曾说：离开厦门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有所改变，但“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可惜，鲁迅在后来并没有详细谈到这个问题。下面，姑且按照我的一些理解，来谈谈鲁迅从1925年至1927年间的思想变迁的径路吧。 第一，从鲁迅对社会现状的认识来看。 在1925年，鲁迅说：“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两地书》第四封信）这说明当时他对现状的认识不很明确，对问题拿得不很实在，这反映在行动上有时就举棋不定，好似站在十字路口，虽然可走的路很多，但不知应向哪里起步。他说：“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两地书》第二封信）。 1926年9月4日，他到达厦门。鲁迅很快就发现厦门大学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鲁迅书信集》，第125页）。他的眼光一再注视着北伐革命，说“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两地书》第四十一封信），有关北伐的“消息很好，……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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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文简称为“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鲁迅是它的旗手和盟主。 一、鲁迅参加“左联”的筹备筹组“左联”的任务，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到1929年底，我们已经有了七万工农红军和大小十五块根据地，这就要求在文化战线上也有自己的队伍和团体。于是，党提出把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影响下的作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左翼作家的统一组织。 鲁迅积极地参加了筹备——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可以把他从1928年开始的翻译工作也包括进去。 在革命文学的论争过程中，鲁迅大量地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如《文艺政策》《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以及帮助、支持冯雪峰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等。鲁迅做这些工作很自觉，把它和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窃火给人间相比，说这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他后来曾说：“去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事实。因为这时已经输入了蒲力汗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等的理论，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更加坚实而有力。”正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人们在党的领导下统一了思想认识，使“左联”的成立成为可能。 1929年10~11月间，冯雪峰受党的委托，找鲁迅谈有关“左联”的筹组问题。鲁迅多次参加商议，表示赞同联合对敌的意见；主张在团体名称上加上“左翼”二字，使旗帜更加鲜明，并提出邀约郁达夫一起为发起人；审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底理论纲领》等。 大家知道，从1928年开始，创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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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文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和革命家。在针对敌人营垒和敌对思想的斗争中，他非常重视战斗艺术。在书信和杂文等当中，他多次谈自己的战略和策略。首先，他认为要敢于斗争，“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在他的晚年，虽然他病况很重，体重才70多市斤，“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但是他的斗争仍十分的勇猛。他大义凛然，穷追猛打，不管是敌人的明枪，也不管是“朋友”的暗箭；不管是无耻的恫吓，也不管是凶残的暗杀，都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斗志。其次，他认为对战斗不要掉以轻心，要稳扎稳打，不应盲目冒进。他既重视那些“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也着重研究阴面的五花八门的战法，甚至在写小说时，他也留意斗争的策略，极力避免发生副作用，他说： 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太爷”，是《百家姓》上最初的两个字……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预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人们对鲁迅的战斗艺术历来是相当重视的，周恩来曾说，鲁迅“是一个最好的战斗的战略家，又是一个最好的文艺的战略家”。陈毅说，鲁迅的“打击方向准，是非严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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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在这三家之中，我觉得思想家是更为基本的，这因为：一、鲁迅作为伟大革命家的特点，不是拿起刀枪去冲锋陷阵，也不是组织和领导一场军事斗争，而是勇敢地承担和很好地完成了文化思想领域内的革命任务。二、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强调文艺的革命功利主义目的，主张“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论睁了眼看》，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探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鲁迅与抗日战争》，战时出版社1937年版，第64页。。因此，他的小说的不少特点，是和伟大思想家的这一身份密切不可分的。世界观对作家的创作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它影响甚至是决定作家对主题的掌握和表现、对人物形象的选择和描写，等等。如果离开了鲁迅的思想实际，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认识鲁迅的小说创作。 鲁迅创作《呐喊》和《彷徨》时的思想，自然相当复杂。我想大致应该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以革命民主主义为基本内容的爱国主义思想；二、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因素的进化论思想；三、以改造社会为目的的个性解放思想。在这三方面中，爱国主义思想是他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为了祖国的独立和繁荣，为了“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他才批判地接受进化论思想和有针对性地宣传个性解放的主张；他把这些思想作为实现爱国主义宏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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