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 News
鲁迅论丛
论述鲁迅前期的思想时,人们都很重视《热风》中的《“来了”》和《“圣武”》这两篇杂感。前者提到列宁政府和过激主义(这是日本反动派为攻击布尔什维克主义而造出的贬义词);后者则说:从俄国来看,“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人们往往根据这些话,阐述鲁迅从十月革命所受的影响,论证他对社会主义、对苏俄的仰慕心情;似乎鲁迅当时已经正面地歌颂苏俄的十月革命是“新世纪的曙光”,其意思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相同。  说1919年写的《“来了”》和《“圣武”》表现了鲁迅对十月革命的仰慕心情,我想,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鲁迅所说的“新世纪的曙光”,其意义和某些论文的理解有出入。这是因为紧接着“新世纪的曙光”之后就是:“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可见,鲁迅是从个性解放的主张出发来总结经验的。他从十月革命、从“有主义的人民”身上,看出的仍然是“掊物质而张灵明”的重要意义。他当时实际上是认为俄国人民“有主义”,也就是说个性比较解放,因此革命成功了;我们学习他们,就要“抬起头”,即要“张灵明”(解放个性),否则,“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这因为他当时认为,只有拂去“物欲”(即在资本...
发布时间: 2019 - 06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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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革命文学的问题,以前就提到了。早在1923年5月,郭沫若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就曾经揭示过“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毒龙”“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但是,在以前,革命文学运动还没有兴起。——这当中的原因大约有三点:  一、提倡者本人的思想认识并不十分明确。例如郭沫若就说过:“在五卅工潮的前后,他们之中的一个,郭沫若,把方向转变了。……创造社大部分的分子,并未转换过来,即是郭沫若的转换,也是自然发生性的,并没有十分清晰的目的意识。”(《创造社论》,第76、77页)  二、提倡者正从事实际的革命政治活动,没有时间进行艺术创作。像郭沫若、成仿吾等人都担负有政治工作任务。所以,在当时的广东,虽然有了“革命文学”这个名称,但并没有什么作品出现。至于在上海,即连这个名称也还没有通行起来。  三、更重要的是:客观现实还没有具备产生革命文学运动的基础,人们还没有接受这一运动的思想准备。  但是,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特别是北伐战争开始和失败以后,情形就不同。那时,由于革命斗争的锻炼,人民群众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思想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读者和作者来说,都自觉地感到文学与革命之间的紧密关系。  北伐革命失败以后,1927年末和1928年初,革命文学运动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声势。当时许多作家和大批爱好文学的青年都从实际的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发布时间: 2019 - 06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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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思想发展经过质变,关于质变发生的时间,我同意1927年说。自然,在质变发生以前,有长时间的思想变化的量的积累。量的变化,那是早就发生的,但是,从1925年开始,思想的量变的步伐,才越来越加快。  1927年9月4日,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中曾说:离开厦门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有所改变,但“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可惜,鲁迅在后来并没有详细谈到这个问题。下面,姑且按照我的一些理解,来谈谈鲁迅从1925年至1927年间的思想变迁的径路吧。  第一,从鲁迅对社会现状的认识来看。  在1925年,鲁迅说:“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两地书》第四封信)这说明当时他对现状的认识不很明确,对问题拿得不很实在,这反映在行动上有时就举棋不定,好似站在十字路口,虽然可走的路很多,但不知应向哪里起步。他说:“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两地书》第二封信)。  1926年9月4日,他到达厦门。鲁迅很快就发现厦门大学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鲁迅书信集》,第125页)。他的眼光一再注视着北伐革命,说“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两地书》第四十一封信),有关北伐的“消息很好,……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总是...
发布时间: 2019 - 06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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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文简称为“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鲁迅是它的旗手和盟主。  一、鲁迅参加“左联”的筹备筹组“左联”的任务,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到1929年底,我们已经有了七万工农红军和大小十五块根据地,这就要求在文化战线上也有自己的队伍和团体。于是,党提出把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影响下的作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左翼作家的统一组织。  鲁迅积极地参加了筹备——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可以把他从1928年开始的翻译工作也包括进去。  在革命文学的论争过程中,鲁迅大量地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如《文艺政策》《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以及帮助、支持冯雪峰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等。鲁迅做这些工作很自觉,把它和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窃火给人间相比,说这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他后来曾说:“去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事实。因为这时已经输入了蒲力汗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等的理论,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更加坚实而有力。”正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人们在党的领导下统一了思想认识,使“左联”的成立成为可能。  1929年10~11月间,冯雪峰受党的委托,找鲁迅谈有关“左联”的筹组问题。鲁迅多次参加商议,表示赞同联合对敌的意见;主张在团体名称上加上“左翼”二字,使旗帜更加鲜明,并提出邀约郁达夫一起为发起人;审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底理论纲领》等。  大家知道,从1928年开始,创造社...
发布时间: 2019 - 06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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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文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和革命家。在针对敌人营垒和敌对思想的斗争中,他非常重视战斗艺术。在书信和杂文等当中,他多次谈自己的战略和策略。首先,他认为要敢于斗争,“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在他的晚年,虽然他病况很重,体重才70多市斤,“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但是他的斗争仍十分的勇猛。他大义凛然,穷追猛打,不管是敌人的明枪,也不管是“朋友”的暗箭;不管是无耻的恫吓,也不管是凶残的暗杀,都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斗志。其次,他认为对战斗不要掉以轻心,要稳扎稳打,不应盲目冒进。他既重视那些“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也着重研究阴面的五花八门的战法,甚至在写小说时,他也留意斗争的策略,极力避免发生副作用,他说:  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太爷”,是《百家姓》上最初的两个字……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预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人们对鲁迅的战斗艺术历来是相当重视的,周恩来曾说,鲁迅“是一个最好的战斗的战略家,又是一个最好的文艺的战略家”。陈毅说,鲁迅的“打击方向准,是非严分类”,“...
发布时间: 2019 - 06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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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在这三家之中,我觉得思想家是更为基本的,这因为:一、鲁迅作为伟大革命家的特点,不是拿起刀枪去冲锋陷阵,也不是组织和领导一场军事斗争,而是勇敢地承担和很好地完成了文化思想领域内的革命任务。二、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强调文艺的革命功利主义目的,主张“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论睁了眼看》,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探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鲁迅与抗日战争》,战时出版社1937年版,第64页。。因此,他的小说的不少特点,是和伟大思想家的这一身份密切不可分的。世界观对作家的创作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它影响甚至是决定作家对主题的掌握和表现、对人物形象的选择和描写,等等。如果离开了鲁迅的思想实际,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认识鲁迅的小说创作。  鲁迅创作《呐喊》和《彷徨》时的思想,自然相当复杂。我想大致应该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以革命民主主义为基本内容的爱国主义思想;二、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因素的进化论思想;三、以改造社会为目的的个性解放思想。在这三方面中,爱国主义思想是他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为了祖国的独立和繁荣,为了“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他才批判地接受进化论思想和有针对性地宣传个性解放的主张;他把这些思想作为实现爱国主义宏愿的...
发布时间: 2019 - 06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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