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 News
学鲁札记十八则
鲁迅在《忽然想到(九)》中说:“阿Q确曾上城偷过东西,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那时,又还是民国元年……”;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他又说“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鲁迅认为《阿Q正传》故事的时间下限是民国元年,即公元1912年。按理说,作者的话最有权威。但是,我们经过复核小说的内容以后发现,1912年说并不准确。  《阿Q正传》故事的时间跨度有好几年,但重点是写宣统三年,即1911年。从第三章的后半开始,事情均发生在一年之内。第三章的后半、第四章,故事发生在春天;第五章,天气“很温和”,“颇有些夏意了”,季节大概是春末或夏初;第六章,中秋之后;第七章,写明时间是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公元1911年11月4日)以及以后的一两天;第八章,时间为“暮秋”,赵家被抢时“这一夜没有月”。在九月十四日以后没有月亮的日子,只可能是月尾,或者因为天阴。但最迟不迟于阴历九月三十日,即公元1911年11月20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日子往后推算:赵家抢案发生“四天之后”,阿Q于半夜被抓进县城,被审了三次,关了两夜;他于赵家被抢后的第七天被杀害,具体的时间,不会在1911年11月27日之后,只会在这之前。可见,《阿Q正传》的故事并没有延续到1912年。  当然,小说的时间不会像历史、人物传记那么实实在在,不应钻牛角尖。但在小说中,有...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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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弟兄》中的张沛君,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有其复杂性,人们对他的看法也有分歧。第一,他是真人真事为主的呢,还是综合性的人物?在《弟兄》中,确乎融入了鲁迅、周作人的某些事迹。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中说“沛君的生活就是鲁迅自己生活的一面”;周作人也讲当中的“主要的事情是实有的”。此外,小说还出现了“信”(羽太信子,周作人之妻)和“索士”(鲁迅译《地底旅行》时用的笔名)这样的名字。因此,许、周的说法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当中的“自己的三个孩子”,等等,显然和实际情况对不上号,更不用说人物的思想感情了。作家创作,以自己的某方面的生活为依据,再进行虚构或综合;从某些生活经历生发开去,写出崭新的人物,这是常有的事。因此,张沛君应该是一个综合的典型,不宜夸大他近似鲁迅这一面。第二,张沛君的性格是“不坏的”,还是也有坏的一面呢?许寿裳从张沛君和鲁迅的生活有相同的一面出发,得出“沛君的性格是不坏的”这一结论,自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也不能说张沛君没有坏的一面,没有被人看不起的地方。有同志认为,张沛君只从梦境中表现出潜意识,并没有行动,不应以这梦为根据而苛责沛君。诚然,从表面上看,他对兄弟的关切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他自己也是以这点而自豪的,也许并没有怀疑自己的诚实。可是,鲁迅是解剖人类灵魂的能手,他通过对梦境的描写,把也许是连张沛君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思想给翻了出来。我们说张沛君的性...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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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子君,一向被认为是中国的娜拉。挪威作家易卜生在剧本《玩偶之家》所写的娜拉,不安于做丈夫的玩偶,后来离家出走。可是,冲出去问题就解决了么?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呢?  鲁迅在1923年所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中曾说:娜拉“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这几句话是我们理解子君的一把钥匙。  子君的道路是回来,回到父亲的身边,在窒息人的气氛中死去。曹禺的《日出》中的陈白露,她的道路是堕落,在上层社会中鬼混,“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一直陷于泥潭中不能自拔,最后只好服安眠药自杀。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可见,社会上的“娜拉”,确乎在走着这么两条路。  鲁迅是同情娜拉,同情子君的。当有人说所见的易卜生的剧本,“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时,鲁迅曾加以批评。这反映出鲁迅对妇女解放的坚决支持,对让娜拉回家的论调表示义愤。但是,事情却相当复杂。由于《玩偶之家》的结尾捅了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马蜂窝,于是,“代表‘上流社会’的舆论和报纸对于这出戏的结尾提出了严重抗议。剧院不敢上演,要求作者把第三幕改为‘大团圆’的结局”(《易卜生戏剧四种?译者序》)。结果怎样呢?“易卜生在剧本上演时就不得不给它换上一个圆满的结局,用伤感的收场代替了原来的那个富于戏剧性的结尾。”(《易卜生论》,第3...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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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936年9月所写的《死》这篇文章里,曾说他被欧洲的肺病专家誉之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这个专家甚至说,患了鲁迅这么严重的病,“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些话,使鲁迅的朋友们,如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等落了泪,可是,鲁迅却说“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指肺病专家)的宣告”,心里念念不忘的是虽死也决不宽恕一个敌人。这里,表现出一种极为可贵的对疾病、对生死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和对敌人决不妥协的革命精神。  关于鲁迅的病,好些鲁迅年谱都有所记述,为的是学习鲁迅的这种态度和精神。我觉得是很好的。但是,有些地方还可以进一步斟酌。如有的年谱说:在1913年,“鲁迅在袁世凯黑暗统治下,心情郁闷,健康情况时有不佳。一、二、三、五、八、十、十一、十二月均曾染恙,牙病、胃病、咳嗽时有发作”。又如说:在1918年,“由于工作与生活十分紧张,在七月、九月、十一月发病数次”,这些地方就给人一种琐碎的感觉,而且,在1918年内,所列的患病月份也有遗漏。查《鲁迅日记》,该年除7、9、11这3月曾发病外,1、5、8、10这4个月,也有发病服药的记载,如1月30日,“胃大痛”;10月7日至11日,因病请假。我的意见不是说要把患病的月、日都一一列出,而是说,这样写,不容易全面或者要花很多时间,同时,也没有很大的必要。因为鲁迅在随便哪一年,大约总会生一些病,至少在1912年以后(1922年除外),我们...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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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1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我所看到的谈及这个问题的论文等均以此为根据,认为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删去美育,这使鲁迅感到极大的愤慨。如钱稻孙就说:“关于临时教育会议。我……没有参加……在会议上也曾议论过美育;可谁也不懂美育究竟该怎么办,所以就删除了。当时我和鲁迅都很惋惜。”(见《鲁迅研究资料(4)》,第212页)其实,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临时教育会议是辛亥革命以后的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于7月10日开会,8月10日闭会;鲁迅以部员资格出席部分会议。关于“删美育”,他只说是“闻”,是听到有人这么说。根据《临时教育会议日记》等文献,7月12日以前的会议,均无关于“删美育”的记载,而以后讨论通过的各项提案,也没有删去美育的事实。例如“部令第十二号小学校令”,规定初小和高小均设图画、唱歌等课。又如7月18日,会议讨论教育宗旨案,该案即强调“道德教育,以实利及武勇两主义济之;又以世界观及美育养成高尚之风,以完成国民之道德”。19日通过该案时,还强调:“美育一层,加入中、小学校、师范学校教则内,俾知注意。”(《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303页)会议上自然有争论,例如审查“小学校令案”时,“有谓‘道德教育’四字须改为‘德育、美育’者,有谓‘并其生活’之‘其’字应改为‘公民’或‘国民’者,颇费讨论”。又,在“小学校令”中,规定初等和高等小...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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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求乞者》三次写到“夹衣”;两次写“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一次是写“我”沦于求乞的处境,“微风起来,送秋寒穿透我的夹衣。”有的同志对散文诗写“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很不以为然,说:“为什么乞丐不可以穿夹衣,何况还没有说这夹衣的新旧?”言外之意似乎是责怪作者对乞丐缺乏同情。——其实,讨乞的孩子“也穿着夹衣”这一事实,是“我”用以证明乞丐并不是悲戚,证明他的“哀呼”“装着手势”是假的根据。可是,这根据并不充分。试看,当“我”也将求乞时,夹衣抵不住微风(才仅仅是微风呀)送来的秋寒,作者用了“穿透”两字,说明寒气迫人。“我”当然不等于鲁迅。从上述对比来看,作者并不同意“我”认为讨乞的孩子“不见得悲戚”的判断。这种冷漠的感情正是作者要批判的“国民劣根性”的表现之一。(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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