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 News
学鲁文存
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子君,一向被认为是中国的娜拉。挪威作家易卜生在剧本《玩偶之家》所写的娜拉,不安于做丈夫的玩偶,后来离家出走。可是,冲出去问题就解决了么?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呢?  鲁迅在1923年所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中曾说:娜拉“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这几句话是我们理解子君的一把钥匙。  子君的道路是回来,回到父亲的身边,在窒息人的气氛中死去。曹禺的《日出》中的陈白露,她的道路是堕落,在上层社会中鬼混,“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一直陷于泥潭中不能自拔,最后只好服安眠药自杀。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可见,社会上的“娜拉”,确乎在走着这么两条路。  鲁迅是同情娜拉,同情子君的。当有人说所见的易卜生的剧本,“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时,鲁迅曾加以批评。这反映出鲁迅对妇女解放的坚决支持,对让娜拉回家的论调表示义愤。但是,事情却相当复杂。由于《玩偶之家》的结尾捅了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马蜂窝,于是,“代表‘上流社会’的舆论和报纸对于这出戏的结尾提出了严重抗议。剧院不敢上演,要求作者把第三幕改为‘大团圆’的结局”(《易卜生戏剧四种?译者序》)。结果怎样呢?“易卜生在剧本上演时就不得不给它换上一个圆满的结局,用伤感的收场代替了原来的那个富于戏剧性的结尾。”(《易卜生论》,第3...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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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936年9月所写的《死》这篇文章里,曾说他被欧洲的肺病专家誉之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这个专家甚至说,患了鲁迅这么严重的病,“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些话,使鲁迅的朋友们,如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等落了泪,可是,鲁迅却说“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指肺病专家)的宣告”,心里念念不忘的是虽死也决不宽恕一个敌人。这里,表现出一种极为可贵的对疾病、对生死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和对敌人决不妥协的革命精神。  关于鲁迅的病,好些鲁迅年谱都有所记述,为的是学习鲁迅的这种态度和精神。我觉得是很好的。但是,有些地方还可以进一步斟酌。如有的年谱说:在1913年,“鲁迅在袁世凯黑暗统治下,心情郁闷,健康情况时有不佳。一、二、三、五、八、十、十一、十二月均曾染恙,牙病、胃病、咳嗽时有发作”。又如说:在1918年,“由于工作与生活十分紧张,在七月、九月、十一月发病数次”,这些地方就给人一种琐碎的感觉,而且,在1918年内,所列的患病月份也有遗漏。查《鲁迅日记》,该年除7、9、11这3月曾发病外,1、5、8、10这4个月,也有发病服药的记载,如1月30日,“胃大痛”;10月7日至11日,因病请假。我的意见不是说要把患病的月、日都一一列出,而是说,这样写,不容易全面或者要花很多时间,同时,也没有很大的必要。因为鲁迅在随便哪一年,大约总会生一些病,至少在1912年以后(1922年除外),我们...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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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1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我所看到的谈及这个问题的论文等均以此为根据,认为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删去美育,这使鲁迅感到极大的愤慨。如钱稻孙就说:“关于临时教育会议。我……没有参加……在会议上也曾议论过美育;可谁也不懂美育究竟该怎么办,所以就删除了。当时我和鲁迅都很惋惜。”(见《鲁迅研究资料(4)》,第212页)其实,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临时教育会议是辛亥革命以后的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于7月10日开会,8月10日闭会;鲁迅以部员资格出席部分会议。关于“删美育”,他只说是“闻”,是听到有人这么说。根据《临时教育会议日记》等文献,7月12日以前的会议,均无关于“删美育”的记载,而以后讨论通过的各项提案,也没有删去美育的事实。例如“部令第十二号小学校令”,规定初小和高小均设图画、唱歌等课。又如7月18日,会议讨论教育宗旨案,该案即强调“道德教育,以实利及武勇两主义济之;又以世界观及美育养成高尚之风,以完成国民之道德”。19日通过该案时,还强调:“美育一层,加入中、小学校、师范学校教则内,俾知注意。”(《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303页)会议上自然有争论,例如审查“小学校令案”时,“有谓‘道德教育’四字须改为‘德育、美育’者,有谓‘并其生活’之‘其’字应改为‘公民’或‘国民’者,颇费讨论”。又,在“小学校令”中,规定初等和高等小...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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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求乞者》三次写到“夹衣”;两次写“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一次是写“我”沦于求乞的处境,“微风起来,送秋寒穿透我的夹衣。”有的同志对散文诗写“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很不以为然,说:“为什么乞丐不可以穿夹衣,何况还没有说这夹衣的新旧?”言外之意似乎是责怪作者对乞丐缺乏同情。——其实,讨乞的孩子“也穿着夹衣”这一事实,是“我”用以证明乞丐并不是悲戚,证明他的“哀呼”“装着手势”是假的根据。可是,这根据并不充分。试看,当“我”也将求乞时,夹衣抵不住微风(才仅仅是微风呀)送来的秋寒,作者用了“穿透”两字,说明寒气迫人。“我”当然不等于鲁迅。从上述对比来看,作者并不同意“我”认为讨乞的孩子“不见得悲戚”的判断。这种冷漠的感情正是作者要批判的“国民劣根性”的表现之一。(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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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6年开始,就传说罗曼?罗兰评论过《阿Q正传》。几十年来,鲁迅、郭沫若、孙伏园、增田涉、斯诺等人都先后谈及这个问题。可是,因为一直见不到第一手材料,有些人对传说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  在今年2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罗大冈同志发表了《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一文。这是罗曼?罗兰向《欧罗巴》杂志编者推荐《阿Q正传》[据(法)米谢尔?洛瓦说,小说即发表在1926年5月15日和6月15日出版的该杂志上]的一封信的译文和注释。在信中,罗兰不仅精确地谈了阿Q的身份和性格特征,而且对《阿Q正传》做出了深刻的评价:“这篇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不离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  罗曼?罗兰在给《欧罗巴》编者写推荐信的同时,也给《阿Q正传》的法文译者敬隐渔写了回信。1926年1月24日,敬隐渔从法国给鲁迅写信,信中摘了罗曼?罗兰回信中评论《阿Q正传》的一些文句:“阿Q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的阿Q底惨象遂留在记忆里了。”敬隐渔为引文加上引号,显然是照信直录,是很可靠的。当时留学法国的孙福熙、林如稷也看过罗兰的信,他们所说的和敬隐渔所说的比较接近。  罗曼?罗兰的信的发现,把鲁迅研究中人们关心、争论的一个问题搞了一个水落石出,真太令人高兴了。同时,也使我...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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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有些著述谈论到鲁迅和世界语专门学校的关系。该校由蔡元培任校长,校址在北京锦什坊孟端胡同,修业期限为3年。鲁迅为校董。也许和这有关吧,有同志认为鲁迅在该校是义务授课、不取酬金等。例如:  一、《鲁迅在北京的教学活动》一文说:“鲁迅考虑到世界语专门学校经费困难,多次退还了该校送来的薪金,至停办时为止,始终是义务授课。”《南开大学学报》1976年第3期。  二、《鲁迅年谱(试编)》说:“鲁迅积极支持世界语专门学校,每周在该校讲授几小时的小说史,不取酬金。”《天津师院学报》1976年第6期。  上述说法,是根据荆有麟的《鲁迅回忆片断》(1943年11月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后易名为《鲁迅回忆》)。该书说,世界语专门学校“请先生教课,原没有敢讲定每一点钟多少钱。待到月底,学校当局才决定:每月送车马费二十元……先生终于没有收那每月二十元的车马费,直到学校停办时为止”(第37页)。荆有麟在当时和鲁迅的来往较多,而且说在世界语专门学校听鲁迅讲授《苦闷的象征》,按理他的说法似较可靠。但是,他的回忆和《鲁迅日记》所记有明显的矛盾:日记中记载,从1923年9月30日起,至1924年12月29日止,鲁迅共收到世界语专门学校的薪水7次,并没有退还该校薪金的记载。鲁迅是1925年3月11日才“寄世界语专门学校信辞教员职”的;从日记看,他并没有领到12月和第二年1、2两月的薪水,这当然可能是因为学校经费困...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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