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 News
学鲁文存
关于鲁迅在北京教育部所任的职务,人们的看法有较大分歧。后来,《鲁迅研究资料》第二辑上发表了《鲁迅在教育部简况》一文,有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看了近来有些文章,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不够确切的地方,还有必要做一些探讨。  鲁迅是在1912年5月5日到北京的,第二天即往教育部报到。至于他当时的工作,据《教育杂志》第四卷第三期所载的教育部的任命名单,是分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整个名单太长,现只抄录社会教育司的。该司除司长是夏曾佑外,其他三科的情况为:  第一科 沈彭年 樊炳清 冀贡泉  第二科 周树人(即鲁迅)胡朝梁 许丹  (《教育杂志》误为许丹游)游洪范  第三科 伍 达 王章祜 齐宗颐 徐协贞  这个名单只说鲁迅分在第二科,没有指明职务。  据1916年7月出版的《教育公报》所记:“民国元年四月本部成立,初依据南京参议院议决官制,暂设参事三人……设普通教育司,分五科;专门教育司,分二科;社会教育司,分三科。每司设司长一人,科员若干人。”《教育部行政纪要甲编》。为了安排人选,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到5月3日才公布名单。《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创刊号上所登的名单,除编纂科的人员称为编纂员以外,其他各科一律称为科员,如:“周树人、胡朝梁、许丹、游洪范为第二科科员。”《本部纪事》。可见,在初到北京时,鲁迅的职务是科员而不是科长。  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应该怎样理解鲁迅下面的话呢?他说:“进北京,...
发布时间: 2019 - 06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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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鲁迅曾在杭州九峰草堂工作过的,首先是张宗祥。他在《东海》创刊号上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秋天武昌就发生革命,杭州也独立了。在年底时,沈钧儒组织教育司,设在九峰草堂,我参加了。第二年鲁迅也来杭州参加了,他管的是社会教育,我管的是全省中学。相见的时候,他第一句就说:“冷僧,我真利害,从强盗手中要出钱来,维持了中学。”因此我们又相叙有一个多月。后来他被南京教育部找去了。(转引自《鲁迅在杭州》,第33、34页)  但是,这件事没有见诸当时的文字记录,在鲁迅的著述中也完全没有涉及。事后,除张宗祥外,沈钧儒、许寿裳、周建人、周作人等都没有谈到鲁迅与九峰草堂有什么关系。这只是一个孤证。虽然也有同志认为鲁迅在九峰草堂工作过,但那是采用张宗祥的说法,并没有举出什么有力的证据。有些同志认为“当时教育部的社会司临时设在杭州”(《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第50页),鲁迅是在教育部的社会司工作。如果不另有所本,恐怕就是在使用张宗祥的回忆材料时有所大意了。  我认为,关于鲁迅曾在杭州九峰草堂工作过的说法,很难成立。理由如下:  一、在1912年初,鲁迅不可能在杭州“一个多月”。  我们已经知道,1912年2月13日,鲁迅才把山会师范学校校务向学务科科员朱幼溪“交代清楚”(据《周豫才告白》)。2月16日,王金发释放章介眉,从“分府中派卫队十六名以肩舆送之归”(《章介眉案之结果续志》)。据一些人回忆说,...
发布时间: 2019 - 05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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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镜吾,名怀鉴(1849—1930),是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老师。鲁迅对他一直很恭敬,他对鲁迅也很关心。据《鲁迅日记》,他们在1923年还相互通信。可惜,这次通信没能保存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鲁迅日记》上没有记载的寿镜吾给鲁迅的另一封信(原件现存绍兴鲁迅纪念馆)。  这封信写于“五月朔日”,信面写着:“送呈豫才老爷升镜湖缄。”信封长约124厘米,宽66厘米。信的内容大致是说:“前日奉令弟巢峰一片巢峰,即乔峰,也就是周建人。片,是明信片。它是一张普通的红纸,原是别人用过的名片。寿镜吾在上面写了一封短信,内容和写给鲁迅的基本相同。为阮港山头人茹老秀图谋尊府管山事。”这因为茹老秀来请托介绍,情面难却。但是,此人是否合适不大清楚云云。  关于这信,有些论著这样加以介绍:  鲁迅先生在东京时曾经和寿镜吾老师通信,寿镜吾老师也给鲁迅先生信,信封上写着“周豫才老爷收”。  (《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第14页)  鲁迅在日本时,曾经和少年时的塾师寿镜吾先生通讯,寿镜吾也给鲁迅信,信纸上客气地写着“豫才仁弟”,信封上写着“周豫才老爷收”。(《鲁迅的青少年时代》,第216页)  由于寿镜吾寄给鲁迅的信只留下这一封,所以两书所说的显然就是指这封信。核对原件,介绍有不确切之处。第一,“周豫才老爷收”,多了一个姓,“升”字误为“收”字。第二,该信并不是寄往日本(信封上没有通讯地址也并无邮票和邮...
发布时间: 2019 - 05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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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镜吾,名怀鉴(1849—1930),是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老师。鲁迅对他一直很恭敬,他对鲁迅也很关心。据《鲁迅日记》,他们在1923年还相互通信。可惜,这次通信没能保存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鲁迅日记》上没有记载的寿镜吾给鲁迅的另一封信(原件现存绍兴鲁迅纪念馆)。  这封信写于“五月朔日”,信面写着:“送呈豫才老爷升镜湖缄。”信封长约124厘米,宽66厘米。信的内容大致是说:“前日奉令弟巢峰一片巢峰,即乔峰,也就是周建人。片,是明信片。它是一张普通的红纸,原是别人用过的名片。寿镜吾在上面写了一封短信,内容和写给鲁迅的基本相同。为阮港山头人茹老秀图谋尊府管山事。”这因为茹老秀来请托介绍,情面难却。但是,此人是否合适不大清楚云云。  关于这信,有些论著这样加以介绍:  鲁迅先生在东京时曾经和寿镜吾老师通信,寿镜吾老师也给鲁迅先生信,信封上写着“周豫才老爷收”。  (《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第14页)  鲁迅在日本时,曾经和少年时的塾师寿镜吾先生通讯,寿镜吾也给鲁迅信,信纸上客气地写着“豫才仁弟”,信封上写着“周豫才老爷收”。(《鲁迅的青少年时代》,第216页)  由于寿镜吾寄给鲁迅的信只留下这一封,所以两书所说的显然就是指这封信。核对原件,介绍有不确切之处。第一,“周豫才老爷收”,多了一个姓,“升”字误为“收”字。第二,该信并不是寄往日本(信封上没有通讯地址也并无邮票和邮...
发布时间: 2019 - 05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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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问题,就我所看到的有关鲁迅的论文或资料等,均说鲁迅是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去留学的;似乎没有人公开提出异议。  这一说,最早见于1938年版《鲁迅全集》上的《鲁迅先生年谱》。上面说鲁迅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这年谱的1909年以前的部分,事实上是由周作人撰写的(但当时他不愿署名)。  其实,周作人在这里是以意为之;把自己留学时的保送单位和鲁迅留学时的保送单位混淆起来了。据香港出版的《知堂回想录》,乙巳十一月廿八(即1905年12月24日),周作人在北京开始参加留学考试,十二月初二日(12月27日)考毕。这个时候,江南督练公所已经成立,所以,周作人考中以后,即由江南督练公所保送去留学。  据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二册所载,总理练兵处“会奏陆军营制内载,凡各省新军,业经练及一协以上者,应于省会设立督练公所”(卷137《职官32》)。刘在按语中谈到,最早成立督练公所的是直隶省,时间是光绪三十年。又查中华书局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二辑《清末新军编练沿革》,内载有《江苏陆军第九镇及第二十三混成协》一文,撰写者在“说明”中说:“光绪三十年十二月,督练公所成立。”但是,这个督练公所是否就是江南督练公所呢?我自己很拿不准。后来,承南京图书馆函告,指出据《周悫慎公全集?设立督练公所办理情形折》,江南督练公所成立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即公元1905年1、2月之...
发布时间: 2019 - 05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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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之的《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收文三篇,即综合性的《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介绍和研究鲁迅小说《离婚》《伤逝》的《辛亥的女儿》和《一出悲壮剧》;另外,附录了《离婚》和《伤逝》。  我入藏的该书为土纸本,于1942年4月由桂林民范出版社发行,三户图书社总经售,开本为12.8×18.4厘米;印数五千册。1946年11月,上海新新出版社有重印本。  何干之(1906—1969),广东台山人,原名谭郁君,笔名有须旅杜鲁人、何汉生等;1929—1931年在日本留学,抗战爆发后赴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著述有《中国现代革命史》和《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鲁迅思想研究》(1946)等等。  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里,何干之即说“鲁迅的小说,每篇都有社会的意义,每篇都写得很精彩”。他“建立了新文学的基础”;他的杂文,乃“是中国有小品文字以来最丰富的收获”。他还说,鲁迅的著作,“以尖刻、古朴、讽刺的笔调,真实地、形象地、具体地控告吃人的礼教……”  《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就是把上述概括的论点加以深化,阐述鲁迅的杂文和小说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阐述鲁迅在反对封建、争取民主斗争中的历史地位。  鲁迅曾说,萧伯纳是“一面镜”(《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何干之引申出“把鲁迅当做一面中国的镜子,是恰当不过的”,因为他反映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
发布时间: 2019 - 05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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