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在北京教育部所任的职务，人们的看法有较大分歧。后来，《鲁迅研究资料》第二辑上发表了《鲁迅在教育部简况》一文，有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看了近来有些文章，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不够确切的地方，还有必要做一些探讨。 鲁迅是在1912年5月5日到北京的，第二天即往教育部报到。至于他当时的工作，据《教育杂志》第四卷第三期所载的教育部的任命名单，是分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整个名单太长，现只抄录社会教育司的。该司除司长是夏曾佑外，其他三科的情况为： 第一科 沈彭年 樊炳清 冀贡泉 第二科 周树人（即鲁迅）胡朝梁 许丹 （《教育杂志》误为许丹游）游洪范 第三科 伍 达 王章祜 齐宗颐 徐协贞 这个名单只说鲁迅分在第二科，没有指明职务。 据1916年7月出版的《教育公报》所记：“民国元年四月本部成立，初依据南京参议院议决官制，暂设参事三人……设普通教育司，分五科；专门教育司，分二科；社会教育司，分三科。每司设司长一人，科员若干人。”《教育部行政纪要甲编》。为了安排人选，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到5月3日才公布名单。《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创刊号上所登的名单，除编纂科的人员称为编纂员以外，其他各科一律称为科员，如：“周树人、胡朝梁、许丹、游洪范为第二科科员。”《本部纪事》。可见，在初到北京时，鲁迅的职务是科员而不是科长。 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应该怎样理解鲁迅下面的话呢？他说：“进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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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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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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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鲁迅曾在杭州九峰草堂工作过的，首先是张宗祥。他在《东海》创刊号上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秋天武昌就发生革命，杭州也独立了。在年底时，沈钧儒组织教育司，设在九峰草堂，我参加了。第二年鲁迅也来杭州参加了，他管的是社会教育，我管的是全省中学。相见的时候，他第一句就说：“冷僧，我真利害，从强盗手中要出钱来，维持了中学。”因此我们又相叙有一个多月。后来他被南京教育部找去了。（转引自《鲁迅在杭州》，第33、34页） 但是，这件事没有见诸当时的文字记录，在鲁迅的著述中也完全没有涉及。事后，除张宗祥外，沈钧儒、许寿裳、周建人、周作人等都没有谈到鲁迅与九峰草堂有什么关系。这只是一个孤证。虽然也有同志认为鲁迅在九峰草堂工作过，但那是采用张宗祥的说法，并没有举出什么有力的证据。有些同志认为“当时教育部的社会司临时设在杭州”（《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第50页），鲁迅是在教育部的社会司工作。如果不另有所本，恐怕就是在使用张宗祥的回忆材料时有所大意了。 我认为，关于鲁迅曾在杭州九峰草堂工作过的说法，很难成立。理由如下： 一、在1912年初，鲁迅不可能在杭州“一个多月”。 我们已经知道，1912年2月13日，鲁迅才把山会师范学校校务向学务科科员朱幼溪“交代清楚”（据《周豫才告白》）。2月16日，王金发释放章介眉，从“分府中派卫队十六名以肩舆送之归”（《章介眉案之结果续志》）。据一些人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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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镜吾，名怀鉴（1849—1930），是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老师。鲁迅对他一直很恭敬，他对鲁迅也很关心。据《鲁迅日记》，他们在1923年还相互通信。可惜，这次通信没能保存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鲁迅日记》上没有记载的寿镜吾给鲁迅的另一封信（原件现存绍兴鲁迅纪念馆）。 这封信写于“五月朔日”，信面写着：“送呈豫才老爷升镜湖缄。”信封长约124厘米，宽66厘米。信的内容大致是说：“前日奉令弟巢峰一片巢峰，即乔峰，也就是周建人。片，是明信片。它是一张普通的红纸，原是别人用过的名片。寿镜吾在上面写了一封短信，内容和写给鲁迅的基本相同。为阮港山头人茹老秀图谋尊府管山事。”这因为茹老秀来请托介绍，情面难却。但是，此人是否合适不大清楚云云。 关于这信，有些论著这样加以介绍： 鲁迅先生在东京时曾经和寿镜吾老师通信，寿镜吾老师也给鲁迅先生信，信封上写着“周豫才老爷收”。 （《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第14页） 鲁迅在日本时，曾经和少年时的塾师寿镜吾先生通讯，寿镜吾也给鲁迅信，信纸上客气地写着“豫才仁弟”，信封上写着“周豫才老爷收”。（《鲁迅的青少年时代》，第216页） 由于寿镜吾寄给鲁迅的信只留下这一封，所以两书所说的显然就是指这封信。核对原件，介绍有不确切之处。第一，“周豫才老爷收”，多了一个姓，“升”字误为“收”字。第二，该信并不是寄往日本（信封上没有通讯地址也并无邮票和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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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镜吾，名怀鉴（1849—1930），是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老师。鲁迅对他一直很恭敬，他对鲁迅也很关心。据《鲁迅日记》，他们在1923年还相互通信。可惜，这次通信没能保存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鲁迅日记》上没有记载的寿镜吾给鲁迅的另一封信（原件现存绍兴鲁迅纪念馆）。 这封信写于“五月朔日”，信面写着：“送呈豫才老爷升镜湖缄。”信封长约124厘米，宽66厘米。信的内容大致是说：“前日奉令弟巢峰一片巢峰，即乔峰，也就是周建人。片，是明信片。它是一张普通的红纸，原是别人用过的名片。寿镜吾在上面写了一封短信，内容和写给鲁迅的基本相同。为阮港山头人茹老秀图谋尊府管山事。”这因为茹老秀来请托介绍，情面难却。但是，此人是否合适不大清楚云云。 关于这信，有些论著这样加以介绍： 鲁迅先生在东京时曾经和寿镜吾老师通信，寿镜吾老师也给鲁迅先生信，信封上写着“周豫才老爷收”。 （《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第14页） 鲁迅在日本时，曾经和少年时的塾师寿镜吾先生通讯，寿镜吾也给鲁迅信，信纸上客气地写着“豫才仁弟”，信封上写着“周豫才老爷收”。（《鲁迅的青少年时代》，第216页） 由于寿镜吾寄给鲁迅的信只留下这一封，所以两书所说的显然就是指这封信。核对原件，介绍有不确切之处。第一，“周豫才老爷收”，多了一个姓，“升”字误为“收”字。第二，该信并不是寄往日本（信封上没有通讯地址也并无邮票和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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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问题，就我所看到的有关鲁迅的论文或资料等，均说鲁迅是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去留学的；似乎没有人公开提出异议。 这一说，最早见于1938年版《鲁迅全集》上的《鲁迅先生年谱》。上面说鲁迅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这年谱的1909年以前的部分，事实上是由周作人撰写的（但当时他不愿署名）。 其实，周作人在这里是以意为之；把自己留学时的保送单位和鲁迅留学时的保送单位混淆起来了。据香港出版的《知堂回想录》，乙巳十一月廿八（即1905年12月24日），周作人在北京开始参加留学考试，十二月初二日（12月27日）考毕。这个时候，江南督练公所已经成立，所以，周作人考中以后，即由江南督练公所保送去留学。 据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二册所载，总理练兵处“会奏陆军营制内载，凡各省新军，业经练及一协以上者，应于省会设立督练公所”（卷137《职官32》）。刘在按语中谈到，最早成立督练公所的是直隶省，时间是光绪三十年。又查中华书局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二辑《清末新军编练沿革》，内载有《江苏陆军第九镇及第二十三混成协》一文，撰写者在“说明”中说：“光绪三十年十二月，督练公所成立。”但是，这个督练公所是否就是江南督练公所呢？我自己很拿不准。后来，承南京图书馆函告，指出据《周悫慎公全集?设立督练公所办理情形折》，江南督练公所成立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即公元1905年1、2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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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之的《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收文三篇，即综合性的《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介绍和研究鲁迅小说《离婚》《伤逝》的《辛亥的女儿》和《一出悲壮剧》；另外，附录了《离婚》和《伤逝》。 我入藏的该书为土纸本，于1942年4月由桂林民范出版社发行，三户图书社总经售，开本为12.8×18.4厘米；印数五千册。1946年11月，上海新新出版社有重印本。 何干之（1906—1969），广东台山人，原名谭郁君，笔名有须旅杜鲁人、何汉生等；1929—1931年在日本留学，抗战爆发后赴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著述有《中国现代革命史》和《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鲁迅思想研究》（1946）等等。 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里，何干之即说“鲁迅的小说，每篇都有社会的意义，每篇都写得很精彩”。他“建立了新文学的基础”；他的杂文，乃“是中国有小品文字以来最丰富的收获”。他还说，鲁迅的著作，“以尖刻、古朴、讽刺的笔调，真实地、形象地、具体地控告吃人的礼教……” 《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就是把上述概括的论点加以深化，阐述鲁迅的杂文和小说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阐述鲁迅在反对封建、争取民主斗争中的历史地位。 鲁迅曾说，萧伯纳是“一面镜”（《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何干之引申出“把鲁迅当做一面中国的镜子，是恰当不过的”，因为他反映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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