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6年开始，就传说罗曼?罗兰评论过《阿Q正传》。几十年来，鲁迅、郭沫若、孙伏园、增田涉、斯诺等人都先后谈及这个问题。可是，因为一直见不到第一手材料，有些人对传说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 在今年2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罗大冈同志发表了《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一文。这是罗曼?罗兰向《欧罗巴》杂志编者推荐《阿Q正传》［据（法）米谢尔?洛瓦说，小说即发表在1926年5月15日和6月15日出版的该杂志上］的一封信的译文和注释。在信中，罗兰不仅精确地谈了阿Q的身份和性格特征，而且对《阿Q正传》做出了深刻的评价：“这篇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不离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 罗曼?罗兰在给《欧罗巴》编者写推荐信的同时，也给《阿Q正传》的法文译者敬隐渔写了回信。1926年1月24日，敬隐渔从法国给鲁迅写信，信中摘了罗曼?罗兰回信中评论《阿Q正传》的一些文句：“阿Q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的阿Q底惨象遂留在记忆里了。”敬隐渔为引文加上引号，显然是照信直录，是很可靠的。当时留学法国的孙福熙、林如稷也看过罗兰的信，他们所说的和敬隐渔所说的比较接近。 罗曼?罗兰的信的发现，把鲁迅研究中人们关心、争论的一个问题搞了一个水落石出，真太令人高兴了。同时，也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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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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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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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有些著述谈论到鲁迅和世界语专门学校的关系。该校由蔡元培任校长，校址在北京锦什坊孟端胡同，修业期限为3年。鲁迅为校董。也许和这有关吧，有同志认为鲁迅在该校是义务授课、不取酬金等。例如： 一、《鲁迅在北京的教学活动》一文说：“鲁迅考虑到世界语专门学校经费困难，多次退还了该校送来的薪金，至停办时为止，始终是义务授课。”《南开大学学报》1976年第3期。 二、《鲁迅年谱（试编）》说：“鲁迅积极支持世界语专门学校，每周在该校讲授几小时的小说史，不取酬金。”《天津师院学报》1976年第6期。 上述说法，是根据荆有麟的《鲁迅回忆片断》（1943年11月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后易名为《鲁迅回忆》）。该书说，世界语专门学校“请先生教课，原没有敢讲定每一点钟多少钱。待到月底，学校当局才决定：每月送车马费二十元……先生终于没有收那每月二十元的车马费，直到学校停办时为止”（第37页）。荆有麟在当时和鲁迅的来往较多，而且说在世界语专门学校听鲁迅讲授《苦闷的象征》，按理他的说法似较可靠。但是，他的回忆和《鲁迅日记》所记有明显的矛盾：日记中记载，从1923年9月30日起，至1924年12月29日止，鲁迅共收到世界语专门学校的薪水7次，并没有退还该校薪金的记载。鲁迅是1925年3月11日才“寄世界语专门学校信辞教员职”的；从日记看，他并没有领到12月和第二年1、2两月的薪水，这当然可能是因为学校经费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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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在北京教育部所任的职务，人们的看法有较大分歧。后来，《鲁迅研究资料》第二辑上发表了《鲁迅在教育部简况》一文，有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看了近来有些文章，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不够确切的地方，还有必要做一些探讨。 鲁迅是在1912年5月5日到北京的，第二天即往教育部报到。至于他当时的工作，据《教育杂志》第四卷第三期所载的教育部的任命名单，是分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整个名单太长，现只抄录社会教育司的。该司除司长是夏曾佑外，其他三科的情况为： 第一科 沈彭年 樊炳清 冀贡泉 第二科 周树人（即鲁迅）胡朝梁 许丹 （《教育杂志》误为许丹游）游洪范 第三科 伍 达 王章祜 齐宗颐 徐协贞 这个名单只说鲁迅分在第二科，没有指明职务。 据1916年7月出版的《教育公报》所记：“民国元年四月本部成立，初依据南京参议院议决官制，暂设参事三人……设普通教育司，分五科；专门教育司，分二科；社会教育司，分三科。每司设司长一人，科员若干人。”《教育部行政纪要甲编》。为了安排人选，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到5月3日才公布名单。《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创刊号上所登的名单，除编纂科的人员称为编纂员以外，其他各科一律称为科员，如：“周树人、胡朝梁、许丹、游洪范为第二科科员。”《本部纪事》。可见，在初到北京时，鲁迅的职务是科员而不是科长。 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应该怎样理解鲁迅下面的话呢？他说：“进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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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鲁迅曾在杭州九峰草堂工作过的，首先是张宗祥。他在《东海》创刊号上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秋天武昌就发生革命，杭州也独立了。在年底时，沈钧儒组织教育司，设在九峰草堂，我参加了。第二年鲁迅也来杭州参加了，他管的是社会教育，我管的是全省中学。相见的时候，他第一句就说：“冷僧，我真利害，从强盗手中要出钱来，维持了中学。”因此我们又相叙有一个多月。后来他被南京教育部找去了。（转引自《鲁迅在杭州》，第33、34页） 但是，这件事没有见诸当时的文字记录，在鲁迅的著述中也完全没有涉及。事后，除张宗祥外，沈钧儒、许寿裳、周建人、周作人等都没有谈到鲁迅与九峰草堂有什么关系。这只是一个孤证。虽然也有同志认为鲁迅在九峰草堂工作过，但那是采用张宗祥的说法，并没有举出什么有力的证据。有些同志认为“当时教育部的社会司临时设在杭州”（《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第50页），鲁迅是在教育部的社会司工作。如果不另有所本，恐怕就是在使用张宗祥的回忆材料时有所大意了。 我认为，关于鲁迅曾在杭州九峰草堂工作过的说法，很难成立。理由如下： 一、在1912年初，鲁迅不可能在杭州“一个多月”。 我们已经知道，1912年2月13日，鲁迅才把山会师范学校校务向学务科科员朱幼溪“交代清楚”（据《周豫才告白》）。2月16日，王金发释放章介眉，从“分府中派卫队十六名以肩舆送之归”（《章介眉案之结果续志》）。据一些人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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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镜吾，名怀鉴（1849—1930），是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老师。鲁迅对他一直很恭敬，他对鲁迅也很关心。据《鲁迅日记》，他们在1923年还相互通信。可惜，这次通信没能保存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鲁迅日记》上没有记载的寿镜吾给鲁迅的另一封信（原件现存绍兴鲁迅纪念馆）。 这封信写于“五月朔日”，信面写着：“送呈豫才老爷升镜湖缄。”信封长约124厘米，宽66厘米。信的内容大致是说：“前日奉令弟巢峰一片巢峰，即乔峰，也就是周建人。片，是明信片。它是一张普通的红纸，原是别人用过的名片。寿镜吾在上面写了一封短信，内容和写给鲁迅的基本相同。为阮港山头人茹老秀图谋尊府管山事。”这因为茹老秀来请托介绍，情面难却。但是，此人是否合适不大清楚云云。 关于这信，有些论著这样加以介绍： 鲁迅先生在东京时曾经和寿镜吾老师通信，寿镜吾老师也给鲁迅先生信，信封上写着“周豫才老爷收”。 （《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第14页） 鲁迅在日本时，曾经和少年时的塾师寿镜吾先生通讯，寿镜吾也给鲁迅信，信纸上客气地写着“豫才仁弟”，信封上写着“周豫才老爷收”。（《鲁迅的青少年时代》，第216页） 由于寿镜吾寄给鲁迅的信只留下这一封，所以两书所说的显然就是指这封信。核对原件，介绍有不确切之处。第一，“周豫才老爷收”，多了一个姓，“升”字误为“收”字。第二，该信并不是寄往日本（信封上没有通讯地址也并无邮票和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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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镜吾，名怀鉴（1849—1930），是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老师。鲁迅对他一直很恭敬，他对鲁迅也很关心。据《鲁迅日记》，他们在1923年还相互通信。可惜，这次通信没能保存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鲁迅日记》上没有记载的寿镜吾给鲁迅的另一封信（原件现存绍兴鲁迅纪念馆）。 这封信写于“五月朔日”，信面写着：“送呈豫才老爷升镜湖缄。”信封长约124厘米，宽66厘米。信的内容大致是说：“前日奉令弟巢峰一片巢峰，即乔峰，也就是周建人。片，是明信片。它是一张普通的红纸，原是别人用过的名片。寿镜吾在上面写了一封短信，内容和写给鲁迅的基本相同。为阮港山头人茹老秀图谋尊府管山事。”这因为茹老秀来请托介绍，情面难却。但是，此人是否合适不大清楚云云。 关于这信，有些论著这样加以介绍： 鲁迅先生在东京时曾经和寿镜吾老师通信，寿镜吾老师也给鲁迅先生信，信封上写着“周豫才老爷收”。 （《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第14页） 鲁迅在日本时，曾经和少年时的塾师寿镜吾先生通讯，寿镜吾也给鲁迅信，信纸上客气地写着“豫才仁弟”，信封上写着“周豫才老爷收”。（《鲁迅的青少年时代》，第216页） 由于寿镜吾寄给鲁迅的信只留下这一封，所以两书所说的显然就是指这封信。核对原件，介绍有不确切之处。第一，“周豫才老爷收”，多了一个姓，“升”字误为“收”字。第二，该信并不是寄往日本（信封上没有通讯地址也并无邮票和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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